温铁军：美西方产业垄断摇摇欲坠？警惕其金融霸权体系正在重构

2013年10月，美国在筹备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之际，作出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战略部署，构建起全球金融资本阶段的新型核心体系。

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指出，在产业资本阶段，世界被划分为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个层级，经济代价也依此层级递次转嫁。这一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产业资本时代的全球格局提供了重要视角。当美国为首的西方进入金融资本阶段，新的“核心-边缘”的资本体系已经逐渐成型。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在金融资本主导的新时期，美国通过将临时性货币互换协议升级为长期稳定的互换机制，构建起金融资本集团间的危机应对新范式。这一转变标志着金融资本新核心体系的正式确立。其运行逻辑清晰而严密：美、英、欧、加、日、瑞等金融资本国家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战略同盟。在这个体系内，各成员的流动性可以根据需要调配，以应对任一成员国可能出现的流动性危机。

这一机制的有效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几次危机中得到充分验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短期流动性短缺曾导致多家银行倒闭，而自2014年起，西方世界再未发生严重的金融崩溃，正是因为流动性短缺问题通过这一机制得到了系统性解决。

随着核心体系的巩固，半核心区也开始逐步形成。北欧各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同盟国家相继加入这一互换网络，使其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这种制度安排并非意味着金融资本放弃了虚拟化扩张的固有特性——在金融资本阶段，虚拟化扩张仍是获利的主要途径。通过建立货币协定和流动性共享机制，确保金融资本在推进虚拟化扩张的同时，继续维持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的运行。

然而，这种新型金融秩序具有明显的排斥性，也带来了新的全球分化。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等国家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众多全球南方国家也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这就形成了沃勒斯坦理论在金融资本时代的新表征：以军事霸权为支撑的金融资本霸权构建起全新的世界体系。如果说冷战时期是“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双霸权格局，那么今天则是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单极霸权体系。

值得深思的是，如果我们仍然固守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传统思维，试图通过常规的宏观调控工具来应对这一全新的金融格局，必将面临严峻挑战。即便推出数千亿特别国债，实施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这些传统工具在面对已成型的金融资本新秩序时，其有效性都值得商榷。

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这个新的世界体系中，我们处于什么位置？作为世界第一大产业资本国，我们在金融资本阶段的话语权、制度权和标准制定权却相对有限。没有这些关键权力，产业资本大国的地位就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每当我们试图争取必要的制度建构权时，就会被贴上“国际秩序破坏者”的标签，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被西方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从产业资本总量来看，我们确实已经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我们的工业GDP达到美国的两倍，相当于其他八个工业化国家的总和。然而，这种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国家仍遵守WTO规定的国际贸易规则。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正是看准了这一弱点，试图通过打击我们的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来削弱我们的总量优势。

因此，我们不能再简单地以GDP增速或工业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准。在这场国际博弈中，尽管我们拥有最大的产业资本总量，但市场受制于人、标准由他人制定、制度建构权旁落，导致实体经济的收益不断被金融泡沫侵蚀。我们实际上是在用实体经济支撑着他人的虚拟经济。

当我们与东盟签署“东盟10+3”，提出“清迈协定”，建立本币结算体系时，亚洲货币体系的雏形已然显现。理论上，世界货币格局将形成美元主导美洲、欧元主导欧洲、亚元主导亚洲的三足鼎立之势，这似乎是一个相对理想的多极货币体系。然而现实是，无论是美元集团还是欧元集团都不会轻易接受亚元的崛起。这深刻揭示了中美之间对抗性矛盾的本质：当我们试图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并争取相应话语权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缺乏必要制度权力的条件下直面既有霸权的竞争和威胁。

从这个角度审视，中美之间的矛盾很难通过单方面的让步得以化解。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对抗性矛盾，而美国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掌握着更大的主动权。我们只有准确把握这一主要矛盾的本质，认清中美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当前面临的首要挑战，才能形成正确的应对方略，采取针对性措施，在应对危机挑战过程中从容不迫，最终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