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琨：成都为什么适合搞文创

文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 编辑金明大

成都天生具有包容性和平民性，生活松弛随和，且“混杂丰富，融汇一炉”，特别有利于创意的产生。

刘家琨（雷文晴骜/摄）

今年5月5日，成都建筑师刘家琨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卢浮宫领取了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是这个建筑领域国际最高奖项1979年设立以来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建筑师。

在领奖辞中，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家乡：“我来自四川成都。四川地处中国西部内陆的盆地，紧邻青藏高原，出产熊猫、麻辣美食以及休闲和包容。”

“50后”的刘家琨，出生、成长、生活于成都。从1999年创业起，工作室“家琨建筑”就设在成都玉林社区一栋再普通不过的商住楼里，从未离开过。

他在成都的多个代表性作品，如西村大院，也以“很成都”著称。

2015年建成的西村大院，是一座占地70多亩、建筑面积近14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市综合体。大院围绕着四周的街道修建，四面围合，形似一个巨大的方形“火锅”。

西村大院（宋浅深/摄）

与许多“精装修”的城市综合体不同，西村大院看上去并不耀眼，甚至略显粗砺，用不加任何粉饰的多孔砖直接砌筑外墙，外廊的栏杆是混凝土栏板里直接抽出的钢筋，只为入驻的商铺们搭建了一个“骨架”，任其自由发挥。

大院之内，却有着最热闹的成都市民生活。里面容纳了数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还有一条从地面升起、环绕院顶一圈的1.6公里跑道，是周边市民的免费露天“健身中心”。

院内遍植竹子，茶馆、咖啡馆、火锅店、各式商铺错落其间，竹下还有大大小小的空间可供人们跳广场舞、看露天电影、办创意集市，混合交织为一幅热辣滚烫的成都市井生活图景。

刘家琨在2009-2011年还主持设计了成都的工业遗址更新项目——东郊记忆艺术区，其前身为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当时，他前瞻性地选择了“不拆除的改造”方案：保留厂房结构、车间桁架、巨型烟囱、斑驳标语等历史遗存，而非拆除新建。

10多年后，这些被他保留下来的富有历史沧桑感和“硬核”工业感的高大空间，变身为时尚和先锋艺术的绝佳载体，东郊记忆也成长为最受年轻人喜爱的成都顶流地标之一。

而刘家琨，又不止于成都。

成都之外，他的作品遍布全国各地，四川美术学院新校区、泸州二郎镇天宝洞区改造项目、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杭州大运河杭钢公园等，均兼具当代表达与传统韵味，又富有在地的文化味道。

在刘家琨看来，成都天生具有包容性和平民性，生活松弛随和，且“混杂丰富，融汇一炉”，特别有利于创意的产生。

“但成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级文创城市，还要避免‘自得其乐’，在更高的层面上做事情——视野要宽，有抽象的能力，还要持续学习。”刘家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成都感”

《瞭望东方周刊》：西村大院是你在成都的代表作之一，被公认“很成都”。在设计细节上，是如何体现“成都感”的？

刘家琨：做建筑之前，更重要的是考虑建筑所在地的具体特点。

西村大院的用地，四面临街。一个比较简单和通用的做法，是在地块中心建立项目，比如做一个购物中心。但我们考虑到，鲜活的街道生活，是成都的一大特点，把建筑沿街修建，就可以用足“街道红利”，同时也避免与其他项目陷入同质化竞争。

西村大院的周边还有二十几个住宅小区，但原先这块地上只有一个高尔夫球练习场、几个网球场和一个游泳馆，占地都很大，运营成本很高，却只服务于少数人，大部分周边居民缺少公共和休闲用地。

如果这块地做成一个普通的购物中心，周边做上绿化带和停车场，居民缺少公共空间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但是如果反过来，把它做成一个大院子，周边的居民都可以进来使用足球场、篮球场、跑道，它就能服务更多的人。

因为院子面积太大，所以我们又把它切分成5个中等的院子，然后在中等的院子里面再切分，就有了更多的小院子。“大院套小院”，其实也是一种传统建筑手法——这样一来，就把一个本来可能显得很压抑的巨构，变成了比较亲和、可以容纳不同层次内容的空间。西村大院因此也从一个城市机构，变成了让人产生亲近感的地方。

这么大体量的院子并不多见。它的“成都感”，可能更体现在院子里的配置。

比如竹子，是成都及四川的一种特产。我们在西村大院里种了慈竹、粉单竹、斑竹、紫竹等共28种竹子，没有其他的树。竹下生活，是成都人的传统的“幸福指标”：在竹子下面，可以喝茶、吃火锅、摆龙门阵，非常松弛，非常市井，非常包容。我想所谓的“成都感”就是这样而来的。

我曾经有一个形容：西村大院是“一个小小的四川盆地和一个大大的成都火锅”。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说，西村大院有一种“未完成感”，似乎只做了个书架，“让每本书自己表现”。这是刻意为之吗？

刘家琨：我在普利兹克奖的领奖辞中说过：“‘未完成感’不是‘未完工’，而是对生长的诱导。”

西村大院的“未完成感”，是一种故意的留白，一种刻意的未完成，让它有继续生长的可能性。留白也是一种策略。

“差异性”

《瞭望东方周刊》：你主持设计的东郊记忆园区，如今成为了一张“成都名片”。当年为什么选择了“不拆除的改造”方案？

刘家琨：西村大院和东郊记忆，其实都是我十多年前的作品。当时还没有“城市更新”的概念，很多“旧改”项目都采用拆除的方式，只留下一两栋老楼作为售楼处的噱头。

我们接手之后，认为既然是工业遗产，从底层逻辑来说，就要尽量保留，再让它随着时间活化、生长。

东郊记忆以前是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厂区的道路是为最大化效率而建设的，横平竖直，四通八达。我们于是尽量保留了这样的道路格局和高大的厂房空间，并且增加了一些道路和广场。因为商业运营需要清晰便捷、尽量临街，增加道路也就是增加了商业的连接界面。

东郊记忆（存在建筑/供图）

经历过一些起落之后，东郊记忆近两年火了起来。我觉得东郊记忆的火爆，跟运营团队对市场的敏感性是分不开的。比如，有一次我在东京看了一个很不错的小众展览，过了几个月，发现东郊记忆运营团队就把它引进了，从中可见他们的市场敏感度和对世界各地好东西的关注。

如今回头看，我们一开始保留的肌理格局与留白空间，与后来运营团队导入的好的内容，比较良性的结合在了一起。

我也一直在提“差异性”——有时并非新产品才有独特性，保留老空间反而会具差异性和独特性。在早期的建设高峰期，大家做出的东西都比较相似，比的是谁盖得多。现在则进入了差异化竞争时代。可以看出，我们当年的决定具有可持续性。

“分寸感”

《瞭望东方周刊》：你自己是一位从成都走向世界的建筑师。在你看来，未来的世界文创版图之上，成都是否会有一个特别的位置？

刘家琨：成都有两个比较大的特点：一个是平民性、一个是包容性。

平民性是指，大家生活得都比较松弛随和，目的性不强。目的性强，对经济发展可能有帮助，但是对创意的产生却未必。你只忙着干一件事，可能就会屏蔽掉另一些事，但被你屏蔽掉的那部分事也许更重要。

成都的包容性，又让生活中的很多可能性可以生长变化。而一个人只有在比较自由的状态下，创造力才会上升。

同时成都也是个移民城市，多样性很强，且历经2300多年城址未变、城名未改，文化底蕴也不错。你看，虽然杜甫不是成都人，但他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并且写出了最著名的诗篇。

一个城市里，人的状态、生活的节奏、历史的底蕴，这些因素对创意的产生都有影响。我在沿海地区项目也不少，那里经济发达，执行力强，但是人活得“紧”一些。

相比之下，成都要“松”一些，懒散一些，但很多创意的东西就是从懒散里面“玩”出来的。成都如果能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有希望达到你说的那种高度。

不过成都也要注意，做文创不能把视野和意识局限于本地，你可能自得其乐，但是别人“收不到”——要让全国和全世界的人共情，需要普世的意识和抽象的能力，否则它就只是“土特产”。

分寸感也很重要。我在设计中用了不少竹子元素，但并没有什么刻意这么做，觉得合适的时候才用。如果不管合不合适都去用，就有点像卖弄的符号。

抽象能力和分寸感，是做出有影响力的文创产品所需要的能力。

成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级文创城市，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做事情——视野要宽，要有抽象的能力，还要持续学习。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建筑之中，融入了许多关于哲学和人生的思考。在自己的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个？未来最想做什么样的建筑？

刘家琨：建筑像是自己的孩子，你很难说会偏爱哪一个，我更多是会反思每个建筑的不足之处。

我认为，一个合格的建筑师，除了建造之外，应该有哲学和人生思考。

在我的自我认知里，我不是一个做传统符号的人，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下。我的作品，更多是传统的韵味、当代的表达，再加上一种在地的味道——在成都就是成都味道，在江南就是江南的味道，因为建筑还是要符合当地人的情感。

关于未来，我们建筑师通常是比较被动的。我比较喜欢文化类的建筑，这是大的方向。但是也不一定，具体要看一个项目有没有综合潜力。说起来有点抽象——就是要让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意思”。

（特约撰稿刘依林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