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自强：救救房子，救救我们的钱包（全文）

邢自强作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他在 12 月 18 日的演讲中提出 “科技自强（星辰大海）+ 民生消费（柴米油盐）” 双主线，给出“收库存、保主体、贴按揭” 稳楼市三策，以及将农民 / 农民工月社保补贴从 220 元逐步提至 1000 元的社保改革建议，引发广泛关注，以为为全文：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财经年会。刚才我已经认真聆听了张燕生、金克宇教授和明明关于全球经济以及中国明年需克服的结构性困难的展望，接下来，我想做一些补充。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 “预测与战略”，我的分享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预测，我对中国经济未来五年在科技自强领域实现 “星辰大海” 般的突破深信不疑，这一领域前景广阔。同时，我也带来了团队对产业升级、科创亮点以及相关板块全球拓展潜力的具体研判。

第二部分，我将其称之为期许。当前，关乎民生的柴米油盐类消费仍有改善空间，若想打破思维定势、彻底摆脱低物价循环，仍需政策层面持续发力。在这一部分，我会结合国内外经验与中国国情，探讨一些具有可行性的潜在政策路径。

说到 “星辰大海” 般的科技自强，我之所以深信不疑，是因为回顾 “十三五”“十四五” 规划，谁能想到中国汽车行业如今能在全球开疆拓土，跻身领先行列？谁又能想到，中国在绿色转型进程中，从锂电产业到下一代智能汽车，乃至未来的核聚变领域，都已具备先发优势？

这些成就的取得，本质上是我们多年来依托三大优势，将产业升级与创新活力发挥到极致的结果。首先是中国独有的产业链集群优势。

国际上常有 “去中国化” 的论调，但根据我们的研究，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经济体，能够像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这样，在方圆几十公里内实现上下游产业链高度集聚，企业能迅速找到配套零部件与专业工程师，形成一体化产业体系。这种集群优势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其他经济体替代。

第二大优势是人才储备红利。

当前，中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人工智能领域更是如火如荼。而在 AI 人才培养方面，中国每年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数量，占到了全球新增毕业生总数的一半。

我们每年有 1100 万高校毕业生，其中理工科占比约 45%，人数超 500 万，这一规模超过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和。这种人才红利，将持续为中国从传统工业向先进创新领域转型提供坚实支撑。第三大优势，则是对国内大市场的充分运用。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从本土市场起步，依托强劲的内需消费，让产品与设计实现价值变现，积累足够基础后再扬帆出海。

我认为，这三大优势在 “十五五” 规划期间，还将进一步升华与释放。因此，即便 “十五五” 规划中提到的 6G 网络、量子技术、脑机结合、核聚变、下一代生物制造等领域看似前沿科幻，我依然坚信，五年之后，这些领域会像 “十三五”“十四五” 规划中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目标一样，实现弯道超车、拔得头筹。

这其中，最核心的竞争赛道当属人工智能。

2022 年底，以美国 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横空出世，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不少声音担忧，中国在算力等方面存在短板，可能会在下一轮科技革命中落后多个身位。

去年同一时间的年会上，我曾分享过我们全球及亚洲人工智能软硬件研究团队的深度报告，报告对中国 AI 发展充满信心，认为中美将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具备 “AI 硬件 — 中游基础设施 — 下游应用场景” 完整生态链的强国。

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论断？因为 AI 发展需要四大支柱。中国尽管在第一个支柱 ——GPU 算力方面存在短板，但在其余三大支柱上优势显著：其一，人才优势，大量专业人才可以通过优化算法、另辟蹊径来提升 AI 运行效率；其二，基础设施优势，AI 发展离不开算力中心、电力供应、智能调度与冷却系统的支撑，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布局已具备超前性；其三，数据优势，人工智能训练需要海量数据，而中国在制造业、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以及各类新生态 APP 领域沉淀的海量数据，为算法优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凭借人才、基础设施与数据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弥补算力不足的短板。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自去年底以来，全球对中国的 AI 能力刮目相看。中国仅用相当于美国约 1/10 的 AI 投资规模，就实现了与美国大模型不相上下的研发效率。

据测算，美国明年将投入 6000 亿美元用于 AI 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头部企业的相关投资约为 5000—6000 亿元人民币，投入规模差距悬殊，但产出效率却旗鼓相当。这背后，正是中国人才红利、超前基础设施与海量数据优势的集中体现。

当前，全球开始讨论美国 AI 投资是否存在泡沫，是否会像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互联网革命一样，经历大幅波动与泡沫破灭。我认为，这样的讨论具有积极意义，但放在中国身上，我们的 AI 投资依然具备很高的有效性，投入产出比优势明显。

实际上，中美在 AI 竞赛中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各有千秋。中国的路径是依托开源、轻量化、低成本且够用的 AI 模型，推动技术下沉到万千企业与寻常百姓家，全力寻找落地场景，实现商业化变现；而美国则更侧重于比拼算力，以天文数字的投入追逐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目标。

这场竞赛的最终胜负尚未可知，但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上世纪 60 年代的美苏太空竞赛。当时，“谁先登月” 是标志性的胜利，但从长远来看，哪一方的技术突破能对经济产生更强的外溢效应，更有力地带动百姓生活品质提升与企业生产率进步，才是决定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关键。

正如我们所见，从微波炉、席梦思床垫到吸尘器，一系列改变生活的发明，都源于美国将太空竞赛中的新技术商业化，找到应用场景，让尖端科技走进千家万户与中小企业。最终，美国也因此在全球经济版图中获得了显著优势。

反观当下的中美 AI 竞赛，我认为中国走的路线更接近当年的美国 —— 通过轻量化开源模型，推动技术落地应用。未来几年，我们有望看到 AI 技术对经济生产率的显著提升。

当然，AI 发展也会带来人伦、社会与就业层面的挑战。相信决策层会提前布局，在年轻人教育培训、社会福利机制完善等方面做好准备。

然而，即便我们在 AI、智能驾驶、人形机器人、核聚变、脑机结合等 “星辰大海” 般的科创领域取得突破，也不足以解决当前经济面临的民生消费困境，这一问题亟待破局。接下来，我将重点谈谈这部分的期许。

首先要提到的是房地产行业。在我参与的诸多座谈，甚至是公司内部每周一的宏观策略电话会议上，经常有机构投资者和企业提出：能不能不谈房地产？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新质生产力的苗头，或许可以依靠转型与新技术发展，替代传统行业的作用。

但遗憾的是，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欧洲，如果房地产市场无法止跌回稳、进入新的稳态，仅靠先进制造业与科技自强，很难打破国内经济的低物价循环与消费疲软困局。

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日本就是典型案例—— 当时日本的先进制造业同样领先全球，企业出海成果斐然，但本土经济却始终深陷消费不足、居民收入增长停滞的陷阱。

一个月前，“十五五” 规划建议稿的发布，很好地回应了我们的困惑。这份规划兼顾平衡与务实，提出 “科技为纲、兼顾消费” 的导向，尤其将未来五年提升居民消费率（即消费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列为重要宏观目标。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的研究认为，中国消费不足的根源有两点：一是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夯实与均衡，减少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才能让大家敢于消费；二是房地产市场需要尽快止跌回稳。

尽管新质生产力在寒冬中带来了一些亮点，但房地产行业体量大、占经济比重高，联动的就业岗位多，还具有显著的财富效应。如果房地产市场迟迟无法企稳，那么再多边际利好的政策，也难以让民众切实感受到经济回暖。

针对房地产市场，过去几个月我在不同研究分享场合，提出过三项政策建议，分别是：收库存、保主体、贴按揭。

先来说收库存。

中国房地产调整已进入第五年，从国际经验来看，类似的调整周期通常需要 7 年左右才能进入新稳态，美国、欧洲等经历过房地产波动的国家皆是如此。当前，中国部分城市房地产库存高企，若能在一二线城市果断推出收库存政策，有望缩短调整周期。

当然，推行这一政策会面临道德风险的担忧 —— 比如如何看待部分开发商过去的无序扩张与债务问题；同时也存在执行层面的难题 —— 比如选择哪些开发商、以何种价格收储、在哪些城市落地。

对此，我们可以设定客观的筛选指标：优先选择过去五年人口净流入、租金回报率相对稳健的大中型城市，将收储的房源改造为保障性住房或商品房。这些城市的人口持续流入，租金回报率稳定，政策落地效果更有保障。

即便这项政策不搞 “全国一刀切”，仅针对十几个一线城市与二十个二线城市，也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这就像中国股市自去年 9 月 24 日政策转向后，尽管整体企业盈利尚未改善，但先进赛道与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亮点，却为市场注入了活力，提振了投资者信心。房地产市场亦是如此 —— 当前很难有一招鲜的政策让全国楼市立刻回暖，但通过精准选择试点城市收储库存，能够释放积极信号，成为市场企稳的先行指标。

再来说保主体。

提到保市场主体，绕不开的仍是道德风险问题。与美国、欧洲不同，中国的银行体系管理相对稳健，国有银行受本轮房地产下行的冲击有限，因此不会出现欧美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但房地产行业体量巨大，其调整带来的影响，已均匀传导至上下游供应商、地方政府、购房者以及中产阶层的财富效应上。如果任由调整持续两三年以上，对社会信心与居民预期的负面影响将不容忽视。

因此，“保主体” 与 “追责” 并非非黑即白的对立关系，完全可以双管齐下 —— 既要救助陷入困境的优质房企，也要对过去无序扩张、存在违规行为的企业管理层追责问责。

最后一项政策建议是贴按揭，即为购房者减负。

我们可以优先在部分大城市试点按揭贴息政策，通过财政或准财政手段，为购房者提供 100 个基点甚至更高的利率补贴。这样一来，试点城市的房产租金回报率将逐步接近按揭利率，从而改变老百姓的购房预期。

以上三项政策，有助于缩短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周期，推动行业止跌回稳，这也是提振消费的重要前提。

而从长远来看，消费市场的持续向好，还需要依赖更深层次的改革，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夯实与均衡。

中国居民储蓄率高企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而释放储蓄潜力的关键，正在于完善社会保障。目前，我国城市正式职工的社保体系已相对完善，但对于农民、农民工等体系外的中低收入群体，保障力度仍有不足 —— 当前他们每月能享受的中央社保补贴仅为 220 元，这一水平甚至低于城市低保标准。

通过研究海内外经验我们发现，完善社保体系、减少居民后顾之忧，是释放消费潜力的核心举措。尤其要让中低收入群体实现 “幼有所育、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 孩子能就近入园，自己能享受异地医保，能申请保障性住房，未来养老也有保障。

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财政投入的支持。我们测算，如果在 “十五五” 规划中提出，将农民和农民工的月均社保补贴从当前的 220 元，逐步提高到 1000 元，结合农村与农业领域的物价水平和消费标准，基本能为这一群体建立起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有效提升他们的消费意愿，减少后顾之忧。

这一政策的财政成本是多少？预计到 2030 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仅需提升 1 个百分点。

这一成本并非不可承受：首先，当前全球各国都在加大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就连过去固守 3% 财政赤字率红线的德国等欧洲经济体，也已打破这一约束。中国拥有强大的主权信用与工业供给能力，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并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胀风险。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 “开源” 与 “转型” 两种方式，缓释财政压力。开源层面，可以将更多国有企业股权划拨给全国社保基金，推动国企提高分红比例，用国有资产收益弥补社保资金缺口，相当于让全民共享国有资产红利。转型层面，要推动财政支出从 “投资于物” 转向 “投资于人”—— 过去，财政与准财政资金大量投向铁路、公路、机场等 “铁公基” 项目，但如今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已趋于饱和，继续大规模投资，不仅难以提升生产率，还可能积累债务风险。此时，将资金转向社会保障、民生福利等领域，能产生更高的社会效益。

以上两点，能够有效缓解提升社保福利带来的财政压力。

作为一名经济研究人员，每年年底都需要对来年经济走势进行预测。正如我之前所说，对于中国在科创领域的 “星辰大海”，我充满信心，相关赛道的亮点是我们对未来的预测；而打破民生消费的低物价循环，则是我们的期许—— 这需要通过夯实均衡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农民与农民工的社保补贴来释放消费潜力，同时依靠 “收库存、保主体、贴按揭” 政策，推动房地产市场企稳回暖，为经济注入暖意。

我期待，到 2026 年底或 2027年，当我们再次相聚财经年会时，能看到整体经济企稳向好，民众获得感显著提升，企业产品与服务顺利实现价值变现，老百姓就业更加容易。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