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房贷QE”到“信用卡限价”：当特朗普开始亲自定价利率

在房贷市场动用“两房”购买MBS、被市场称为“特朗普QE”之后，特朗普再次把手伸向了更具政治敏感性的领域——信用卡利率。

从试图压低抵押贷款成本，到提出将信用卡利率上限强行设为10%，特朗普政府正在以行政权力，连续介入本应由市场和美联储主导的利率形成机制。

这已不再是零散的政策试探，而是一条清晰的主线：当美联储不愿、也不能迅速配合降息时，白宫正在绕过央行，直接干预“选民最能感知的利率”。

利率之争的本质：不是通胀，而是选民的月供和账单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特朗普的出手并不难理解。

在高利率环境下，真正持续制造政治压力的，并非抽象的“联邦基金利率”，而是两项直接进入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指标：房贷利率与信用卡利率。

30年期房贷利率决定着“能不能买房”

信用卡APR直接决定家庭短期现金流的融资成本

对普通选民而言，这两项远比CPI或核心通胀更直观、更具痛感。

在多次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未果后，特朗普政府显然已经得出一个判断：如果无法改变政策利率，那就直接改变利率传导的终点。

房贷干预：一场“准QE”的行政实验

在房贷市场，特朗普政府选择了一条相对“技术性”的路径。

通过指令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MBS，白宫的目标并非直接压低无风险利率，而是对冲美联储缩表所造成的MBS需求缺口，压缩抵押贷款与国债之间的利差。

从机制上看，这一做法具备三大特征：

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而非直接定价

作用于利差而非基准利率

在历史上有QE先例可循

正因如此，尽管这一政策明显带有“货币政策影子”，市场仍勉强将其视为一次针对住房负担能力的“非常规行政干预”，而非对金融定价体系的正面破坏。

信用卡限价：从市场干预到价格管制的跨越

真正令市场警惕的，是信用卡利率“10%上限”的提议。

与房贷不同，信用卡利率并非简单的资金成本加点，而是高度风险化的定价结果：

无抵押

高违约率

强烈的逆周期属性

利息收入本身就是坏账缓冲器

在当前环境下，美国信用卡平均APR普遍在20%—25%区间。将其强行压至10%，等同于在不提供任何财政补贴或风险兜底的情况下，直接切断风险定价机制。

这也是为何即便是曾公开支持特朗普的Bill Ackman，也直言这一政策是“错误的”。在市场看来，其后果并不复杂：

如果利率不足以覆盖损失和资本回报，银行唯一的理性选择就是撤退。

撤卡、收紧授信、次优借款人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反而转向更高成本的非正规借贷渠道——这是一个在历史中反复出现过的结局。

绕开美联储：行政权力正在重塑利率边界

更深层的争议，并不在于某一项具体政策是否有效，而在于其所确立的制度先例。

传统框架下，美国经济政策分工明确：

美联储：决定“钱的价格”

行政部门与国会：决定“钱的用途与再分配”

而现在，白宫正在通过行政手段，直接介入并试图重写某些利率的“合理区间”。这并非正式接管美联储，但却是在功能层面侵蚀央行对利率的事实主导权。

如果这种逻辑被接受，那么问题将不再局限于信用卡：

汽车贷款是否也“过高”？

学生贷款是否也需要上限？

小企业融资利率是否“不可接受”？

金融市场最忌惮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

结语：真正的风险，不是利率下降，而是定价权转移

从“特朗普QE”到信用卡限价，这一系列动作共同指向一个现实：当货币政策无法迅速服务于政治目标时，行政权力正在寻找替代路径。

短期内，房贷利率或许真的会因MBS购买而下行几个基点；但长期来看，市场真正需要评估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如果利率不再主要由风险与资本决定，而越来越多地由政治判断定义，金融体系将如何重新定价？

这，或许才是比“降不降息”更值得警惕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