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上的“滇”生活

文丨罗米 编辑覃柳笛

古滇国虽仅存300余年，但其遗留的造型奇异、制作精良、独具风情的青铜器、玉石器等文物，仍足以让人感受到滇池之畔、密林之中的神秘文明气息。

观众参观“印证·滇国——云南古滇文明特展”

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官渡羊甫头、晋宁河泊所……若对这些地名有所了解，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一幅古滇国的历史画卷。这些地方均是古滇国文化的重要考古遗址，出土了大量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精彩文物。

近期，中国航海博物馆与云南省博物馆联袂推出“印证·滇国——云南古滇文明特展”，为大众走近古滇国、触摸其历史脉络提供了绝佳契机。展览之名中的“印”，正是指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这枚文物为古滇国的历史存在提供了直接物证。

除了本次特展的展品，古滇国还有诸多传世文物，它们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明密码，将滇池畔的神秘过往铺展开来。

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楚将庄蹻率部进入滇池地区，与当地部族融合建立滇国；其后滇国逐渐发展壮大，至汉代受中原王朝统辖，文化逐步融入汉文化体系。古滇国虽仅存300余年，但其遗留的造型奇异、制作精良、独具风情的青铜器、玉石器等文物，仍足以让人感受到滇池之畔、密林之中的神秘文明气息。

牛虎铜案：丛林里的猎杀静悄悄

滇池一带温暖潮湿，植被繁茂，这里是生物的天堂，同样是危机四伏的猎杀现场，古滇国人尤其熟悉这样的场景，于是把它们细致入微地呈现在了青铜器上。

古滇国的青铜器上，表现动物打斗、捕杀场景的作品尤为丰富，常见题材包括虎噬鹿、狼噬羊、鸟践蛇、虎搏熊、豹子搏野猪等。这些器物构思奇巧、造型灵动，其中的牛虎铜案堪称典范。

这件铜案是古滇国人在祭祀时盛放祭品的“桌子”，长76厘米、高43厘米、重17公斤。仅从尺寸上看，它并无出奇之处，但经过滇人的精妙构思设计，它一下子就具备了撼人的气势。

铜案采用了猛虎扑牛的造型。它的主体是一头雄健的牛，锋利的巨角极具威严，牛的身体是镂空的，牛背被塑造成下凹的案面，腹部则被掏出方形空腔，腔内站立着一头小牛。因小牛身形略长于大牛腹部，其头尾恰好外露；大牛尾部趴着一只猛虎，四只利爪牢牢抓着牛的后腿，嘴巴咬住牛尾，身体极力后倾，拼尽全力想要把牛拽倒在地。但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老虎也不敢有丝毫松懈，它的眼睛紧密注视着牛的动向，生怕一个不小心，自己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大牛在气势上完全不落下风，但颈部肌肉高高耸起，表明身体此刻已痛到极点。即便如此，它仍纹丝不动地伫立着，生怕老虎被惊扰，转而进攻身下的小牛。这是何等惨烈的牺牲，又是何等深沉的母爱！

小牛的天真、猛虎的劲健、大牛的坚忍，在滇人匠心之下达成了绝妙的呼应，构成了极具张力的画面。

从器物平衡设计来看，铜案最厚重的部分是大牛头颈，加之牛略微低头的姿态，很容易产生“头重脚轻”之感。但工匠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特意让铜案尾部的老虎呈后倒姿势，巧妙加重器物后部分量，将不平衡感消弭于无形。整件铜案不仅稳定感十足，线条也富有变化。

虽然铜案表现的是一幕可怕的猎杀场面，古滇人却并不想刻意强调血淋淋的搏斗和撕咬，反而把动作和情绪都表达得相当克制，仿佛这一切只是自然常态。或许在这片充满原始自然气息的土地上，人们对于生死也有别样的达观——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循环往复，众生平等。

贮贝器：自带威严的“存钱罐”

贮贝器即古时的存钱罐，其存储的“钱币”是一种用作货币的海贝。大概因为所存储物品较为珍贵，滇人特意对贮贝器进行了隆重装饰，将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和物铸造于器盖之上。

贮贝器的装饰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动物题材，以牛、虎的生猛造型为主；另一类则表现滇人生活场景。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皆在器盖上卖力地“表演”着各自的生活，直径不足30厘米的盖子俨然成了一座小型剧场。

贮贝器上的牛总是昂着头傲然挺立，颈项上的肉峰高高突起，显现出不可冒犯的威严。牛的数量不等，通常居中的一头最为雄健，看上去是牛群的首领，它肩负着守护牛群的重任，提防猛兽来袭。只见两只老虎已经悄然逼近，潜藏于贮贝器腰部两侧，身体匍匐，目光紧盯着上方那顿“大餐”，仿佛随时都会发动进攻。不过，与牛虎铜案上的情形完全不同，在这里，牛群占尽上风，两只虎倒像是处于弱势，古滇人或许正是想借这样的造型，祈愿自己的财富远离威胁、安稳留存。

有的贮贝器采用鎏金工艺，更显华贵。例如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四头健硕的青铜牛围绕着中间的骑士，骑士全身鎏金，闪闪发光，气宇轩昂。不难推断，它的主人当年身份应高贵不凡。

表现生活场景的贮贝器造型更为繁富，它们呈现的内容涵盖面广，极具史料价值。

以纺织场景贮贝器为例，器盖上共有18名女性正在认真劳作。虽然人高常不足1寸，但身份和分工清晰可辨：中间一名应为“监工”，身份相对尊贵；周围一圈奴隶席地而坐，正在用腰机埋头织布，这正是古滇国纺织工具和技术的生动呈现。

另有战争场景贮贝器，器盖上十多个人物的造型，已然营造出千军万马的战场气势。骑马者为军队统帅，士兵环绕其周。这支军队盔甲整齐，显然占据上风；敌人则丢盔弃甲，显得不堪一击，有些已然倒地身亡，另有部分士兵被踩踏于脚下，毫无还手之力。这件贮贝器所呈现的场景，或许对应的是古滇国人某次辉煌的征战胜利。

最让人眼花缭乱的是诅盟场面贮贝器，器盖上的立体人物多达100多个，还铸造有一座大型建筑。诅盟是盛行于滇国的一种典礼，每遇大事，滇人便会设祭坛举行诅盟大典。贮贝器盖上，主祭人端坐于建筑正中，四周摆放着十多面铜鼓。屋侧有牛、马、猪、羊等牲畜，男男女女正在忙碌着，准备将其宰杀作为祭品。室外还放置着两面比人高得多的巨大铜鼓，它们仿佛发出了震天巨响，将祭祀的气氛推向顶点。

此外，还有呈现血腥杀人祭柱场面的贮贝器：一根“神柱”矗立中央，柱身缠绕着蛇，柱顶站立着老虎；一个赤身男子被缚在旁边的石块上，他身边还有戴枷的囚徒。与他们隔柱相对的，是一个坐在敞轿上的女子，她被抬得很高，所以一般认为她是主祭人。令人意外的是，场景中只有少部分人在参与祭祀典礼，大部分人却在进行贸易活动，甚至主祭人也没有看向“祭品”和神柱，神情颇为悠闲。如此看来，原本充满血腥和神圣感的祭祀，反倒更像一场“大集”。或许在古滇国人心目中，人与神、生与死，本就不存在本质的界限。

贮贝器之上，生动呈现着古滇人劳动、生活、战争、祭祀乃至外交等种种场景。将其称作“青铜铸造的滇国史书”，实不为过。

古滇国的开放印记

能铸造出如此精彩绝伦的青铜器，足见古滇国绝非封闭、落后之地。相反，如果我们仔细探寻，会发现这里其实具备高度的开放性。

这一特质同样体现在贮贝器之上。器盖上所呈现的贡纳场景热闹非凡：身着各异服饰、梳着不同发式的人群，或扛运各类物品，或牵引牛马，前往觐见滇王并缴纳贡赋。据记载，滇西地区曾有来自今日印度次大陆（古身毒地）和缅甸北部（古僄越地）的民众在此侨居，贮贝器上这些与古滇人装束迥异的异乡人形象，便成为这段历史的有力物证。

而贮贝器里的海贝，更是古滇国对外贸易与交通往来的直接见证。

古滇国地处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冲，战国后期便已开通经今缅甸北部通往印度次大陆的商路；至汉代，这条西南商道更加繁荣，它的末端延伸至今日巴基斯坦境内，后向西与北方的丝绸之路会合，此后直至清代仍然商旅不绝。此外，另有一条向南通道，从云南出发抵达越南，再向东南亚等地行进，同样承担着货物运输的功能——这便是古滇人的对外贸易通道。在这条商路上，不同族群为了便捷地进行交易，共同选择了产自南亚和东南亚一带的海贝作为通用货币，而贮存海贝的贮贝器，在当时无异于一座微型“外汇管理局”。

古滇国的对外交通并不限于南方，与遥远的北方亦有不绝如缕的联系。

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曾出土一件鎏金双人盘舞青铜扣饰。扣饰上，两名男子身穿左衽紧身长袖衣，腰间配长剑，赤脚踏于一条长蛇之上，手持圆盘翩翩起舞。人物动感极强，兼具诙谐意趣，人蛇共生的造型也契合古滇国青铜器一贯显现的丛林风情。

不过，有学者考证，这两人的面部特征与装束似乎均不具备典型的古滇国特质，因此推测其大概率为北方游牧民族塞族人，他们的形象之所以出现在古滇国的青铜扣饰上，是因为自新石器时代起，一条北起甘肃南部、南抵云南北部的狭长地带便成为族群南迁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称为“藏彝走廊”。塞族人正是经由这条通道进入古滇国，将遥远北方的异域文化气息带到了滇池之畔。

值得一提的是，古滇国青铜器上还可以看到一种前额突起、两角弯曲下垂的牛的形象，同样透露出古滇人与外界交流的讯息。据考证，此类牛原产于今日甘肃、新疆和中亚一带，之所以会出现在古滇国，应当是随游牧民族南下而来。

从战国到汉代，古滇国雄踞西南、交通四方，灿烂而独特的文化艺术令人赞叹，原始、神秘的气息更引人探寻。这个曾在滇池畔辉煌一时的“大国”，仍有诸多待解的历史密码，静候世人探索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