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表达观点:
互联网企业人员的贪腐手笔,不见得比一些落马的厅局级干部小。
刘强东就说过:
“你如果敢贪公司一万块钱,我宁愿花一百万,一千万去调查你!”
饿了么前员工贪污25万
主动投案
就在近日,饿了么一名负责代理商管理的部门负责人谢某,利用职务之便,在两年时间里收受25万元,为某公司继续承接区域业务提供帮助。
案发后他主动投案并退赃,最终被判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图源:正观新闻
此前,曾任饿了么高管的韩鎏,在负责物流配送体系时,与同伙利用供应商准入、考评和补贴发放的权力,为多家企业获取配送业务资格提供便利。
▲图源:上海经侦ECID
从2023年开始不到两年时间,他们累计收受贿赂超过4000万元,并藏匿于出租屋内。
在《电商最前线》看来,只要岗位拥有资源分配权,就可能形成权力寻租空间。
事实上,大厂反腐对行业其实是“重大利好”。
过去合作多靠关系、拼 “商务能力”,现在行业更透明,以价格、服务、专业能力取胜,小公司反倒能入局大厂供应链。
而在2025年5月,在北京海淀区法院与中国互联网协会联合举办的一场互联网企业反腐座谈会上,一位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内部监察负责人曾这样感叹:
“我们互联网企业的工作人员,可能并不比一些落马的厅局级干部贪得少。”
根据海淀区法院发布的《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2020年至2024年,该院共审理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案件127件,涉案金额超过3.05亿元,个案平均犯罪金额近200万。
▲图源:北京日报
其中,大型互联网企业相关案件占到73%以上,涉案金额接近1.84亿元,单案平均金额超过197万元。案件主要集中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以及挪用资金三类犯罪。
▲图源:央视网
要知道,平台企业往往拥有庞大的业务网络和复杂的供应链体系,大量岗位掌握着商家准入、合作审批、业务评级、资源分配等关键权限。
一旦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就容易被个人利用。
可以说,平台扩张带来了巨大的资源分配权,而掌握这些权力的人,往往处在企业治理结构的中层甚至基层。
“大厂和珅”
互联网贪腐怎么反?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互联网大厂,到底是高管容易腐败,还是小职位容易抽油水?
很多人对互联网贪腐的第一反应是“高管问题”,但现实情况往往恰恰相反。
真正的高发地,往往是那些并不起眼的业务岗位。
在不少案件中,采购、招商、运营、渠道管理等岗位成为腐败集中地。这些岗位虽然不直接创造收入,却掌握着资源流向的“阀门”。
好比说在字节跳动,负责餐饮供应商引入的员工高传峰,在合作审批过程中向供货商索取钱款,总额高达1024.7万元,最终被判刑六年。
再如阿里电商一名负责家具类旗舰店入驻审核的基层运营人员王某,将审批权限变成了一门生意。
警方调查发现,有400多家商家通过他的违规审批入驻平台,整个利益链条涉及金额约1.3亿元,而他个人非法所得超过9200万元,被称为典型的“小官巨贪”。
有人通过虚增广告费用侵占公司资金,有人借助平台招商或内容合作收受回扣,也有人利用直播、公会、代理商体系收取“过路费”。
金额或许不算惊人,但当案件在多个城市、多个部门同时出现时,其影响就远远超出个案本身。
大佬如何看待员工贪污?
如今,几乎所有头部互联网企业都建立了专门的反舞弊或合规机构。
阿里巴巴早在2012年就设立廉正合规部,马云曾公开表示:
“阿里所有人,廉正合规部都可以查,包括我在内。”
刘强东也说过,
“你如果敢贪公司一万块钱,我宁愿花一百万,一千万去调查你”
腾讯设有反舞弊调查部,字节跳动成立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美团内部则有被员工称为“重案六组”的调查团队。
可以说,企业对腐败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
数据显示,京东在2024年调查贪腐案件221起;腾讯近六年来查处违规案件超过390起;抖音集团2024年共有39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
随着裁判文书公开、警方经侦介入以及企业主动报案,互联网腐败案件越来越难以被“内部处理”。企业自查与司法打击正在形成合力。
互联网行业的草莽时代正在结束。
而对平台企业来说,真正的挑战不再只是用户增长,而是如何在庞大的组织体系中,让每一份权力都处在可被监督的轨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