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峙钢：硅幕降临—疯狂资本、地缘冲突与人类的命运

人工智能正以远超预期的速度重塑人类社会，而资本的无序追逐与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已将人类推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技术迭代越快，社会共识越散；资本投入越大，安全边界越模糊。本文基于 2026 年全球AI 发展的客观现实与数据，从历史视角、哲学反思与人类发展维度切入，系统剖析“价值颠覆—资本追逐—治理滞后”三者构成的恶性循环，并探讨打破这一怪圈的可行路径。研究认为，走出困局的关键不在于放缓技术步伐，而在于重构人类与技术的共存范式—

—将价值观对齐从“技术难题”升维为“文明自觉”，将全球治理从“零和博弈”转向“共生框架”，并重新锚定人在智能时代的价值坐标。

一、序言：繁荣与恐慌的悖论

2026 年 3 月，全球资本市场经历了一场罕见的“AI 恐慌”。自 2月以来，从软件板块到金融、法律、咨询、房地产、物流，恐慌情绪如多米诺骨牌般蔓延，投资者争相抛售那些被认为将被 AI 颠覆的传统行业股票。几乎同一时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发出严厉警告：若 AI 继续沿着“劳动力替代”的轨道狂奔，人类社会可能滑向一种“幽灵经济”——生产率数据繁荣，但消费引擎熄火，社会秩序崩塌。

这是人类面对 AI 时的典型心理写照：一方面，技术突破带来的兴奋感驱动资本狂热投入；另一方面，对失控的深层恐惧又催生出周期性的集体恐慌。这种矛盾情绪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当下AI 发展的结构性悖论——技术以指数级速度演进，而人类的适应能力、制度框架和共识基础却只能线性变化；资本遵循短期回报的逻辑，而社会稳定的维系需要长期耐心的投入；各国在竞争压力下争先恐后，国际合作却在地缘政治裂痕中步履维艰。

美国白宫于 2026 年 3 月发布全国性AI 监管框架，试图为这场“资本赛局”划定边界。在联合国层面，《全球数字契约》的达成也为多边 AI 治理奠定了初步基础。但这些努力是否足以扭转趋势？当金沙江创投合伙人丁健断言“AI 大概是人类最后一个风口，以后再有工业革命，可能已经是硅基生物的事了”，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根本性问题：人类是否正在亲手创造自己的替代者？而这场资本驱动的竞赛，又能否被人类的集体理性所驯服？

笔者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 AI 发展已从“技术突破”阶段进入 “社会重塑”阶段的当下，人类如何打破“资本无序追逐—价值体系颠覆

—全球治理滞后”这一自我强化的怪圈？答案或许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对“人何以为人”这一根本命题的重新理解。

二、价值颠覆：AI 如何动摇人类文明的根基

（一）从工具到主体的范式跃迁

AI 对人类价值观的冲击，首先源于其角色定位的根本转变。此前的技术革命——无论是蒸汽机、电力还是互联网——本质上是人类工具的延伸，始终处于“使用—被使用”的主客二元框架之中，核武器也同样如此。然而，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 AI，第一次展现出某种“类主体”特征：它能创造内容、作出判断、甚至形成看似自洽的价值表述。

这并非危言耸听。当AI 系统能够生成“语法连贯、看似可信，但实质上与客观事实相悖或纯属虚构的内容”时，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信息真实性的危机，更是一种更深层的“价值幻觉”——机器有能力模拟价值话语的形式，却悄然侵蚀价值判断的现实基础。正如维纳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警示：“我们最好完全确定赋予机器的目标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目标。”

问题在于，确定“我们真正想要的目标”本身就是人类面临的终极难题。人类价值观从来不是单一、稳定、可编码的指令集，而是多元、动态、充满内在张力的复杂系统。当我们将这一复杂系统简化为训练数据与奖励函数，再通过模型蒸馏压缩为可供AI 执行的参数时，价值观便经历了一场“有损压缩”——大量关乎价值权衡的精微之处，在这一过程中被主动滤除。

（二）三条对齐路径的内在困境

当前业界在价值观对齐方面的探索，可归纳为三条路径：人工反馈对齐、人机协同对齐与机器自主对齐。然而，每条路径都隐含着难以逾越的价值风险。

人工反馈对齐的困境在于，作为反馈源头的人类自身存在价值观盲区。人类的价值判断从来不是对单一规范的僵硬遵循，而是综合准则、情境、共情与利害的复杂权衡。当GAI 试图从人类反馈中“逆向分析”出价值结构时，要么过拟合——将特定情境下的偶然判断当作普适铁律，要么欠拟合——将复杂价值简化为高度片面的决策规则。这意味着，对齐过程的偏差从源头就已经注定。

人机协同对齐则面临认知封闭的风险。当 GAI 生成的价值观被引 入人机协作的反馈回路，人类可能逐渐丧失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转而依赖机器提供的规范性标准。这种“认知封闭”不仅限制了人类的批判性思考，更可能导致机器价值观替代人类价值观成为新的价值锚点。

机器自主对齐的路径看似最高效——让AI 系统自行研究对齐方法，以超人类速度解决价值难题。然而，这一路径无法回避“自我指涉”的悖论：当AI 用自身的判断标准来校准自身的价值取向，任何偏差都将被自我强化，形成一个无法从外部介入的封闭循环。

（三）硅基逻辑对碳基价值的解构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AI 的发展逻辑正在悄然重塑人类对自身价值的理解。当AI 能够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超越人类——写代码、写文

章、作画、诊断疾病、甚至提供情感陪伴——人类不得不重新回答那个古老的问题：人的独特价值究竟在哪里？

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指出，面对 AI 的挑战，人类需要完成一次“人学范式的转换”——从将人视为“基于物质的精神现象”，转向将人理解为“精神实践者”。生活的意义不再是单纯的物质生产与消费，而是“过一种属人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实践的核心，在于那些机器难以复制的特质：宇宙意识、境界追求、道德情怀、悲天悯人，以及 “万物皆备于我”的整全性体验。

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反转：AI 越是强大，那些“人之为人”的精神 维度反而越显珍贵。当技术将人类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精神生活的质量便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人类存在合法性的根本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AI 对人类价值的“颠覆”，恰恰可能促使人类重新发现被工业化时代遮蔽的精神本质。

三、资本逻辑：谁在驱动这场失控的竞赛

（一）AI 投资热的真实图景

理解AI 发展失控的根源，不能回避资本的角色。2026 年的全球 AI 投资图景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悖论：一方面，资本投入持续加码，科技巨头为争夺 AI 赛道不惜牺牲短期盈利；另一方面，市场对投资回报的焦虑日益加剧，形成了“越投越怕、越怕越投”的怪圈。

阿里巴巴 2025 年第四季度财报揭示了这个悖论的典型样貌：云智能部门因AI 相关产品带动客户营收增长 35%，AI 业务连续多季保持三位数增长，但公司整体净利却重挫66%，调整后EBITA 大跌57%。原因无他——AI 基础设施、芯片采购与快速电商的庞大投资正在吞噬利润。这是典型的“先砸钱抢位、再谈获利”打法，背后是科技巨头对AI 赛道“赢家通吃”的赌注。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情绪正在发生微妙转变。贝莱德报告指出，算力投入与回报存在严重错配——科技巨头需前期投入数据中心、能源设施，而收益滞后且分配不明。摩根士丹利更是提出“规模墙”隐忧：算力提升 10 倍能否带来智能的非线性飞跃，尚未可知；若遭遇技术瓶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估值回调。

（二）从“成长故事”到“监管与资本赛局”

2026 年标志着 AI 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白宫发布全国性 AI 立法框架，意味着 AI 已从单纯的“成长故事”走向“监管—资本—地缘政治”交缠的复杂博弈。监管的阴影不仅来自伦理担忧，更反映了各国在硬体与数据流动层面建立治理工具的战略意图。

然而，监管的加速恰恰印证了资本无序扩张的后果。当一桩涉及将 25 亿美元受管制AI 设备运往中国的案件曝光，市场猛然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供应链中，要对 AI 核心技术实施有效管控何其困难。这种“管不住”的现实，反过来又强化了各国抢先布局的动机——既然无法阻止技术扩散，不如确保自己在竞赛中处于领先位置。

硅谷出现的“AIROP”基金模式，进一步揭示了资本角色的根本变 化。资本不再仅投资技术公司，而是直接并购传统产业，用AI 重构后再整合扩张。资本从技术发展的“助推器”转变为产业重构的“操盘手”，价值链的分配规则正在被重写。

（三）囚徒困境：为什么各国“不敢”减速

AI 竞赛之所以呈现“争先恐后、各自为战”的局面，深层原因在于一种国际关系中的囚徒困境：无论其他国家如何选择，对任何单一国家而言，加速AI 发展都是占优策略。

兰德公司在 2026 年 3 月发布的报告《人工智能战略合作》中，系统分析了这一困境的成因：激励错配、深度不确定性、国家间权力与影响力的竞争，以及做出可信承诺的困难，共同构成了国际合作的四大障碍。尽管AI 安全峰会、双边对话等合作形式已经开始涌现，但这些努力远不足以扭转“各自为战”的基本格局。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2026 年 2 月的一次记者会上坦言：“AI以光速发展。没有任何国家能独自看清全貌。我们需要共同的理解，以建立有效的护栏，释放创新造福人类，并促进合作。”然而，从“需要合作”到“实现合作”，中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在缺乏信任和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每个国家都担心自己若放缓脚步，将被竞争对手甩在身后。

更令人担忧的是，AI 技术的军民两用特性加剧了这一困境。当 AI 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军事优势，任何国家都难以将对国际

社会的承诺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种结构性困境，使得 AI 治理成为继气候变化、核不扩散之后，又一个考验人类集体行动能力的试金石。

四、生存共识：国际合作的可能与不可能

（一）全球AI 治理的现状与短板

尽管困境重重，国际社会并未停止探索 AI 治理的集体行动框架。

《全球数字契约》的达成，为多边 AI 治理提供了新的制度基础。这一契约确立了AI 治理的两大支柱机制：独立国际 AI 科学小组和全球 AI 治理对话。前者旨在提供独立的、基于证据的科学基础，后者则致力于将科学证据转化为共享理解与合作行动。

兰德公司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战略合作应发挥的四项核心功能：研究、标准制定、监测与核查。这些功能的实现，需要跨越不同制度形式——可以是正式国际组织、多边或双边安排、临时联盟，也可以是公私合作机制。关键在于，功能的设计必须与具体目标相匹配，且具备足够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然而，现有治理机制与 AI 发展的速度之间存在巨大的“节奏错配”。当技术迭代以月为单位，而国际谈判以年为单位，治理机制的滞后性几乎是必然的。联合国框架内的AI 讨论固然有助于建立长期共识，但难以对快速演进的技术风险作出及时响应。

（二）地缘政治与技术主权的张力

AI 治理的另一重困境，在于技术发展与地缘政治的高度纠缠。美国对AI 芯片的出口管制、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中国的 AI 治理框架——不同制度体系的竞争，正在加速全球AI 治理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有其内在逻辑：AI 不仅是经济竞争力的核心，也是

国家安全的命脉。各国对“技术主权”的追求，使得任何超国家治理框 架都面临主权让渡的敏感问题。更重要的是，AI 技术的标准和规则一旦确立，将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谁掌握了标准制定权，谁就掌握了未来数十年的产业主导权。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合作的困难不仅源于利益分歧，更源于对“治理话语权”的竞争。当每个国家都希望将自己的治理理念推广为全球标准，共识的达成便愈发困难。然而，若 AI 治理彻底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缺乏协调的监管体系不仅会增加企业合规成本，更可能导致全球AI 安全标准的“逐底竞争”。

（三）打破囚徒困境的可能路径

尽管前景黯淡，但并非没有希望。从《全球数字契约》的谈判经验中，可以提炼出若干打破囚徒困境的可能路径。

其一、非正式对话空间的价值不可低估。在《全球数字契约》谈判过程中，非正式对话、专家简报、保密交流等非正式空间发挥了关键作用——许多国家的代表正是在这些场合第一次接触AI 治理的实质问题，能够在不承担政治成本的前提下提出疑问、学习知识。这种 “低风险学习”机制，为正式谈判扫清了认知障碍。

其二、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是共识建设的重要支撑。将技术专家、企业代表、民间组织纳入治理讨论，有助于将抽象的“国家立场”还原为具体的技术现实。当各方共同面对“某个 AI 模型在某种场景下可能造成何种风险”的具体问题，意识形态的分歧往往可以暂时搁置，转向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其三、功能主义路径或许比制度主义路径更具可行性。与其一开始就追求建立一个涵盖所有问题的超国家 AI 治理机构，不如从具体功能入手——如AI 安全标准的技术合作、高风险AI 系统的信息共享、重大AI 事件的联合响应机制。这些功能性合作可以在不触及主权敏感地带的前提下，逐步建立起互信与合作习惯。

五、破局之道：从“人类共识”到“共生伦理”

（一）重新锚定“人”的价值坐标

面对 AI 带来的价值颠覆，最根本的应对不是限制技术的发展，而是重新锚定“人”在智能时代的价值坐标。2026 年全国两会上，“让技术回归服务于人的目的，始终把人放在第一位”成为代表委员们的共识。这一共识的背后，是对“技术发展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的清醒认知。

全国人大代表陈达指出，AI 对就业的冲击呈现三个新特点：替代范围从“体力”向“脑力”延伸、就业形态向平台化与灵活化演变、新旧岗位转换存在时滞与错配。应对这一冲击，需要从“替代思维”转向

“赋能思维”——将AI 定位为“赋能工具”和“效率伙伴”，而不是劳动者的替代者。这意味着政策设计应聚焦于“投资于人”：建立数字时代就业转型基金、打造技能导航与培训平台、完善适应新业态的社会保障制度。

教育领域的变革同样迫切。复旦大学校长金力指出，大学组织的传统形态——院系——已经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应从相对固定的“专业”转向更开放灵活和多元适配的“项目”，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提升学生快速适应社会、解决复杂难题的能力。当知识变得随时可查、随处可得，教育的目标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思维方式的塑造与价值的培育。

（二）让价值观对齐回归“生活世界”

价值观对齐的技术困境，根源在于试图用技术手段解决本应属于哲学与伦理领域的问题。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将对齐的重心从 “对单一价值的模拟”转向“对多元价值的权衡”，确保技术发展始终锚定于非幻觉化的人类真实生活世界。

这意味着价值观对齐不应追求“完美复刻”人类价值判断，而应致力于让AI 学会识别“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正如湖南师范大学易显飞教授所主张的，价值观对齐应重构为“价值元学习任务”——模型的任务不是“给出正确答案”，而是“识别出价值模糊性或冲突性”，将价值幻觉视为可学习的、指示价值困境的重要元数据。只有在这种框架下，

AI 才能真正理解人类价值的复杂性与情境性，而非僵化地执行一套简化的规则。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价值观对齐的技术探索，实际上是人类在智能时代进行“价值对话”的一部分。正如诺伯特·维纳所言：“我们最好完全确定赋予机器的目标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目标。”而要确定“我们真正想要的目标”，就必须展开一场关于“人应该怎样生活”的公共讨论。这场讨论不仅关乎技术设计，更关乎人类对自身的理解与期许。

（三）重塑资本与技术的伦理契约

打破资本无序追逐的怪圈，需要在资本与技术之间建立一种新的伦理契约。这种契约的核心，是让资本从“短期回报最大化”的单一目标，转向对“长期可持续性”与“社会价值创造”的责任担当。

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的警示值得深思：当前的商业激励、市场结构以及政策框架，都更偏向于“劳动力替代型AI”。若不改变方向，大规模岗位替代将令劳动力市场史无前例地承压、大幅压低工人薪资，并破坏社会制度的稳定性。然而，AI 的发展方向并非命中注定——政府采购、税收设计、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安排、职业培训与再分配机制，都会决定AI 是成为“专家能力放大器”，还是“工资压制机器”。从投资者角度看，这意味着需要重新定义“价值投资”的内涵。“中

国巴菲特”李黎的投资组合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参照：44%的资金押在 Alphabet 上，看好其在AI 搜索与云市场的护城河；16%投向美国银行，押注在AI 时代科技企业资本支出激增的背景下，金融巨头的规

模优势将更加凸显。这种投资策略的背后，是对 AI 时代产业格局变化的深刻洞察，也是资本理性参与AI 发展的有益尝试。

更根本的变革，可能需要从资本运作模式入手。“AIROP”基金模式的出现，标志着资本已成为 AI 产业的粘合剂和产业链重组的操盘手。在这一趋势下，如何确保资本在追求回报的同时，兼顾就业稳定、社会公平与人的尊严，成为亟待解决的制度难题。或许，我们需要探索一种“AI 时代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伦理”——让劳动者、社区、乃至公共利益，都能分享AI 发展带来的收益，而非仅仅承担转型的阵痛。

（四）从“人类中心”到“共生伦理”

最后，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具哲学深度的命题：人类与智能机器的关系，究竟应该建立在怎样的伦理基础之上？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为价值唯一的源泉，技术只是工具。然而，当 AI 展现出类主体特征，这一立场便显得越来越局促。一个极端是视 AI 为潜在威胁，试图通过技术手段确保其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另一个极端是承认 AI 的“人格”地位，甚至接受硅基生命取代碳基生命的命运。这两种立场，都无法令人满意。

或许，我们需要超越“控制”与“取代”的二元对立，探索一种“共生伦理”——人与AI 在相互塑造、相互成就中共同进化。这种共生不是浪漫主义的想象，而是基于一个现实判断：AI 的进化路径并非完全独立于人类的选择，而是人类价值选择的投射与延伸。正如刘孝廷教授所言，AI 的出现将带给人类本质性的改变，有助于从存在性上摆

脱“史前史”，开创一种基于新人学的未来型文明。这意味着，AI 的发展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结，而是人类自我理解的深化与升华。

在共生伦理的框架下，人类不必将 AI 视为竞争者或威胁，也不必担心“硅基生命取代碳基生命”。碳与硅的共存，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人类文明的扩展与延伸。关键不在于谁主宰谁，而在于我们能否在共存中保持人的独特价值——那些关于意义、关于美、关于善、关于超越的精神追求。这些追求，恰恰是机器最难模拟、也最不可能取代的人类本质。

六、概括：在不确定中锚定价值

AI 神速发展带来的价值颠覆与世纪恐慌，是人类文明从未经历过的挑战。然而，挑战的深处也蕴含着转机。当技术的步伐超越人类适应能力的极限，当资本的逻辑冲击社会稳定的底线，当国际合作的困境威胁人类共同的安全，我们不得不回到那些最根本的问题：人何以为人？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技术应该服务于怎样的价值？

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提出问题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类区别于机器的标志。金沙江创投合伙人丁健断言“AI 是人类最后一个风口”，或许并非危言耸听。但“最后一个风口”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而意味着人类必须做出最审慎、最清醒、最负责任的选择。

打破资本无序追逐与人类生存共识的怪圈，需要的不仅是更聪明 的技术或更严格的法律，更需要一种新的自觉——对人类价值的自觉、

对共同命运的自觉、对代际责任的自觉。当技术以指数级速度演进，人类的道德想象力也必须同步生长；当资本的逻辑主导资源配置，公共理性的声音必须更加响亮；当国际竞争加剧，对合作的需求反而更为迫切。

2026 年 3 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宣布全球 AI 治理新机制时，留下一段值得反复品味的话：“AI 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我们有机会引导这一变革，确保它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这需要我们超越短期的国家利益，放眼长远的人类未来。”

这或许就是打破怪圈的起点：承认我们在不确定性中航行，但拒绝在恐惧中退缩；承认资本的力量无法回避，但坚持价值的坐标不能偏移；承认竞争的现实，但始终不放弃对合作的追求。在AI 时代的巨变中，人类的智慧与勇气，将决定我们是成为技术的主人，还是沦为工具的奴仆。

参考文献：

CMoney. AI 黄金热转向“监管风暴”：从华府白宫到华尔街资金版图的全面重洗，2026 年 3 月.

Kotila, B., Tucker, K. H., Cherney, S., & Wyatt,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on AI: Core Functions. RAND Corporation, 2026.

易显飞，高津宇. 幻觉的蒸馏：生成式人工智能价值观三条对齐路径的价值风险解析. 东岳论丛，2026 年第 1 期.

新民晚报. AI 浪潮中，如何凸显“人”的价值：让技术回归服务于人的目的，始终把人放在第一位，2026 年 3 月.

新浪财经. 金沙江丁健：AI 大概是人类最后一个风口，AI 编程年底将替代人类工程师，2026 年 3 月.

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 AI Governance: Three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Digital Compact, 2026.

作者：潘峙钢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中国政府外事论坛）总干事，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开发银行高级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