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7日,长鑫科技更新招股书。今年一季度,这家存储芯片龙头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19%,归母净利润247.62亿元,同比增长1688%;上半年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500亿至570亿元,一举填平了十年累计的366.5亿元亏损。
“日赚近4亿元”——长鑫在芯片领域的史诗级盈利,让背后的合肥国资成为焦点。在长鑫科技身后,合肥国资合计持股近37%。长鑫科技是合肥漫长产业布局的一枚落子,而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则清晰地印证了整盘棋局的活跃度。
第一季度,合肥GDP达3229.6亿元,同比增长6.8%,在29个万亿城市中增速位列第一。单季增量225.72亿元,甚至超过部分经济十强市。事实上,2024年、2025年全年,合肥GDP增速均为6.1%,在经济20强城市中连续领跑。
这座曾经在中部省会中并不起眼的城市,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写自己的排位。从“霸都”的民间调侃,到“风投之城”的市场传奇,再到今天的加速起飞,合肥的崛起,究竟是怎样完成的?
十年爬坡:“最大县城”的逆袭
把时间拉回到十年之前。2015年,合肥GDP为5660.3亿元,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31位。彼时的合肥在百强城市的排行榜上并不突出,在二线城市的阵营里也表现平平,与紧随其后的潍坊、徐州等城市,只拉开了两三百亿元的差距。
2019年,随着投资京东方、长鑫等战略性大项目的红利释放,合肥排名跃至第21位。次年,合肥GDP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挺进全国第20位。世纪之交,合肥排名全国第90位左右,20年间前进了70个位次。
“十四五”期间,合肥加速攀升,2021年排名升至第19位。到2025年,合肥GDP达到1.42万亿元,追平济南,并列全国第18位,创下城市发展史上最佳排名。更令人瞩目的是,2024年和2025年,合肥GDP增速在经济20强城市中蝉联第一。
安徽官方媒体如此形容合肥的逆袭:“这座曾被戏称为‘最大县城’的省会城市,正在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改写中国顶级城市竞争的逻辑。”
这一变化的动能是什么?2025年,合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6%,创近四年新高。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合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0.6%,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6.6%,占规上工业比重达60.4%,同比提升2.7个百分点。在较高速度增长背后,众多新兴产业的成功布局和厚积薄发,预示着合肥未来发展潜能。
合肥计划到2030年迈上两万亿元台阶。而在合肥主政者眼中,合肥的经济增长不只是追求GDP的数字,更是要为国家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和开辟未来产业探路。
“城市级投行”如何运作?
外界谈起合肥,常用一个词——“最牛风投城市”。但拆解这条崛起路径,它的核心并非一场场“豪赌”,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产业链逻辑与制度设计。
回看历史,合肥最初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江淮小邑”,新中国成立后才被设为省会。它的逆袭故事,绕不开三场广为流传的“世纪豪赌”。
2008年,合肥暂缓地铁建设,拿出约三分之一的地方财政收入,引进当时亏损超过10亿元的京东方,建设了国内首条液晶面板6代线。当时,家电产业是合肥的重要经济支柱,产值已达300亿元,却因“缺芯少屏”而遭遇天花板。缺什么就补什么,京东方的入驻补上了“屏”的短板,合肥逐步成长为全球性显示产业基地。根据赛迪研究院《中国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2025)》,新型显示产业十强城市榜单中,合肥已超越深圳,登上榜首。
2013年,《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提出打造“中国硅谷”,3年后,合肥产投与兆易创新合作启动总投资1500亿元的长鑫存储内存芯片自主制造项目,这是它在解决“芯”的卡点上下的一步大棋。彼时180亿元一期总投资中,合肥出资135亿元,占比四分之三。如今,长鑫科技估值已达1500亿元,正在冲击国产存储芯片第一股。
2020年,合肥建投联手三级国资平台筹资70亿元,引进蔚来汽车。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带来示范效应,比亚迪、大众等整车龙头及配套企业相继落子,让合肥赶上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窗口。2025年,合肥荣膺“新能源汽车第一城”。
2024年9月,安徽省合肥市,某新能源汽车品牌合肥基地发车场整齐排列准备出厂的新能源汽车。图/IC photo
三个项目,三次落子,最终拼出了如今合肥“芯屏汽合”的产业骨架,使芯片、显示屏、汽车、家电和人工智能相互支撑。合肥市国资委将这套以国有资本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模式称为“以投带引”。“以投带引”并非“代”,而是强调“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两个结合。企业遭遇瓶颈,政府以国资投入的方式跨过市场早期风险最大的时期,社会资本随后跟进接力。
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每笔投资都不是从天而降的风口押注,而是踩着产业链的痛点铺路:先有家电产业,才有京东方的落地;先有江淮汽车多年的整车基础,才有蔚来的进驻。合肥还构建了一套“投资—成长—退出—再投资”的资本循环机制,合肥的“基金丛林”总规模已超7500亿元,持续为新增长点输送血液。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湧将合肥称为“城市级投行”。他认为,合肥的成功体现在创新金融思维、善用金融工具培育新质生产力。政府和国企尊重资本、金融和市场的逻辑,着眼于产业功能提升实施“城市级投行”运作,以成就创业者和企业家为目标,在关键时刻敢于“进”,在“热闹”的时候舍得“退”,既找准了国资国企的定位,更激发了民企民资的活力,值得国内其他城市借鉴。
合肥国资体系由市、区两级国资平台与省市联动基金共同构成,形成“4+2+N”母基金架构,覆盖种子、天使、科创、产业投资全生态链。市级层面便包括五大平台,其中合肥产投由合肥市国资委100%控股,旗下创新投资公司负责早期创投;合肥建投同样由市国资委全资持有,注册资本超百亿元,承担重大项目投资与基建配套;兴泰资本隶属兴泰金控,作为市属国企,管理着合肥市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高质量发展引导基金等多支母基金,累计组成近千亿规模的产业基金群。
盛石资本董事长、总裁周道洪在一次关于“合肥现象”的研讨会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模式。周道洪表示,合肥模式绝非赌博,其成功在于市场化的风险管理,通过投资组合等金融手段降低风险。合肥大力促进财政补改投和财政投入资本化,推动消耗型财政投入向循环型财政投入的转型,同时,合肥财政资金、国有资本积极引导、广泛动员社会资本参与,既确保项目落地合肥,创造GDP、做大产业,带来税收、就业等,又避免政府盲目投资,整个运作形成良性循环。
在中部与长三角之间“左右逢源”
合肥的崛起,离不开它在两大区域棋局中的精准落子。在中国城市版图中,合肥的区位本不占先天优势,不靠海、不沿边,既不临一线大城市圈,也没有深厚的历史工业积淀。但它同时处于长三角一体化与中部崛起两大国家战略的交会处,有战略远见的城市,善于把地缘劣势转化为战略抓手。
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首席专家程必定表示,合肥的成功离不开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它向东承接产业转移,向西辐射皖北和中部,这个“左右逢源”的位置是很多中部城市不具备的。
向东,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过去,合肥是长三角的“西翼”和产业承接者,如今正转型为创新策源地和贡献者。合肥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推动组建长三角大科学装置联盟,建成长三角城市群量子保密干线环网,获批建设长三角人工智能安全实验室,以核心科技力量支撑长三角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从长三角的“西翼”,到连接两大国家战略的综合性节点,合肥的定位正在发生变化。当其他中部城市还在围绕招商引资抢项目时,合肥已经进入了产业链升级和自主创新的长周期发展中。政策驱动与市场的产业选择同向而行,这座城市的竞争力不再仅取决于招商力度,而取决于能否构建起从科研到产业、从导入到自生的长效机制。
合肥作为创新策源地的新定位,离不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70年,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命运辗转、亟待寻找一处稳定的落脚之地时,合肥敞开怀抱,腾出最好的地方做校址。合肥与中科大半个多世纪的携手前行,共同迎来厚积薄发的跃升期。中科大每年有三成毕业生选择留在合肥创业就业;合肥科创板上市公司中,科大系企业占比超过30%;独角兽企业中,科大系企业占比超过40%。这意味着,中科大已不仅是一所大学,更是合肥创新生态的策源地和人才池。
2020年后,合肥在“城校共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推进产业转化的制度破壁。以中科大全球校友资源为纽带,“科大硅谷”应运而生。这一科技创新集聚区依托高校院所,为初创企业提供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育等全周期服务。一座大学与一座城市的深度绑定,催生了“技术经理人”等一整套专业转化通道。
程必定建议,其他城市不应简单复制合肥的具体做法,而应学习其“结合自身禀赋、找准产业链缺口、长期深耕”的方法论。“左右逢源”的位置或许难以模仿,但利用自身禀赋,打造创新动能,或许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2026年4月,安徽合肥,位于蜀山区的中科创新园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首开区建设正酣。作为“科大硅谷”蜀山园的核心组成部分,中科创新园片区紧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周边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富集。片区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科大硅谷”蜀山园的载体矩阵。图/IC photo
“合肥模式”能被复制吗?
“风投之城”的巨大回报和创新之城的厚积薄发,让“合肥模式”成为各地争相学习的样本。上海、南京、宁波等经济强市都曾来到合肥调研,从展馆到企业、产业园,了解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近几年,合肥接待的各类主题考察团,更是难以统计。
一座资源禀赋并不突出的中部城市,其成功经验究竟能否被其他城市复制?
其实,合肥的“风投”也有失败经历。合肥产投有关负责人曾表示,肯定有投资失败的项目,但更多项目成功了,甚至还有上市的企业,带来的收益可能是十倍甚至几十倍,足以覆盖失败项目的损失。
合肥主政者曾针对“风投之城”的称号表示:“不是风投,是产投;不是赌博,是拼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刘志迎用一本专著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将合肥的核心归结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而非外界传言的“赌博”。合肥不追逐一时风口,每一笔投资都经过严格的尽职调查和产业链分析,先看到“缺什么”,再算好账“补什么”,在“准”与“信”之间反复校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宋晓梧系统论述过“合肥模式”的底层逻辑。他指出,一座城市的创新动力不仅源于市场激励,也离不开有效的政府引导和积极的区域政策干预。政府的作用在于为创新者提供制度保障和激励相容的环境,而非替代市场充当决策主体。合肥的实践证明,当地方政府能够在顺应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扮演好“催化剂”角色,就能激发本土创新要素的乘数效应,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2026年3月,合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泉指出,合肥下一步的目标是到2030年经济总量迈上两万亿元,万亿到两万亿的路,不能再靠单个项目的爆发,需要体系化的创新生态来持续供能。合肥已经意识到这一点,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列为重要任务,量子科技、聚变能源、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正在接力“芯屏汽合”,商业化路径正在被逐一打开。
对中部省份来说,“复制一个合肥”很难,但它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发展逻辑:在缺乏天然优势的条件下,如何依靠制度设计与产业链思维创造优势,如何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组合拳打开产业空间。从十年前GDP排在第31位到今天的第18位,合肥证明了自己并非昙花一现的黑马,它的名字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城市竞争的前半区名单里,且仍在前进。
新京报记者 吴为
编辑 白爽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