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之王”单伟建：印度不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国”

作者|王迪

来源|凤凰网财经

“中国要走生产率提高的路，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太盟投资集团（PAG）执行董事长单伟建举了一个例子：有一项澳大利亚研究机构报告，它曾跟踪全世界最重要的64个科技领域，逐一评估各国在哪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在它2003年出具的报告中，美国领先57个领域，中国仅领先3个；但到2023年，同一报告公布的结果发生逆转，中国领先57个，美国领先7个。与此同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2009至2019年间年均提升2.3%，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单伟建认为，以科技创新驱动效率提升的路径，使得中国区别于日本式停滞的发展，而基础设施、土地、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也决定了印度难以成为“下一个中国”。

^{太盟投资集团‌（PAG）的‌执行董事长单伟建}

7月21日，当被称为投资圈“私募之王”的单伟建带着他的新书《金钱博弈：一个峰回路转的故事》出现在北京时，坐在台下的书迷问了一个问题：“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日本吗”？单伟建从债务结构、货币政策、人口就业、科技实力、生产效率等方面给出答复，否定中日经济同质化风险。

他还指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还有空间，人民币也有升值的空间。

至于目前最看好的投资板块，他给予凤凰网财经的回答是将目光主要投向各板块的头部企业。‌‌‌

7月21日，结合自身数十年跨境私市股权投资实战经历，单伟建深度复盘外资控股改造国内银行的经典案例，剖析中国经济数十年跨越式发展的核心逻辑、金融投资本质，同时回应市场关于消费疲软、债务风险、中日经济走势对比等热点问题。

以下为凤凰网财经根据单伟建演讲及问答整理的核心观点：

01 谈中国经济36年发展：中国GDP从仅为日本1/9、美国1/16，跃升至日本4倍、美国2/3

结合数十年国内外观察与海量数据，单伟建深度解读了中国近36年的经济逆袭。单伟建指出，1990年中国仍极度贫穷，人均GDP比印度还低；但36年后的今天，中国是印度的5倍；1990年日本GDP是中国的9倍，如今中国是日本的4倍；1990年美国经济是中国的16倍，如今名义美元计中国已达其2/3，按购买力平价已超过美国。

他引用杜牧“有不见者，三十六年”，感叹这36年变化之大，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在如此短时间实现如此高速发展。

单伟建认为，中国仍是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约14000美元，排名全球70名左右，与马来西亚、墨西哥相当。然而现代性水平远超这些国家，甚至比美国更发达，典型如高铁。

铁路方面，孙中山在1920年左右曾梦想中国建成16万公里铁路，如今已实现；美国1920年有41万公里铁路，现为22万公里，多于中国的16万公里，但货运量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效率远低于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每年造的商船吨位是全世界供应量一半以上，电动车、无人机、锂电池全球市场份额均达70%左右，航天、大飞机等高端产业全面突破。

对比中美、印发展差异，单伟建点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核心体制优势：美国政治与政策被顶级资本、利益集团裹挟，1%富豪财富等同于国内93%人群财富总和，重大公共基建因既得利益壁垒、跨州协调难题难以落地，百年前的基建优势不复存在。

在他看来，印度不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国。“印度的土地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它的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中国的三分之一。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要低得多，因为美国都是机械化的农业生产，但印度比中国还要低得多，所以这个国家发展起来非常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难建立起基础设施。”单伟建如此解释道。

此外，单伟建还指出，中国兼具市场化活力与高效统筹能力，民营企业贡献近2/3的GDP，市场经济激活发展动能，同时体制可高效调配资源、落地长线公共基建，依托基建赋能实体经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形成独一无二的发展优势。基建等长线公共项目虽难以直接盈利，却能释放巨大社会外溢价值，全面拉升制造业与整体经济效率。

02 楼市企稳回暖将修复居民资产预期，提振消费信心

针对当下市场热议的经济K型分化、消费疲软问题，单伟建给出明确研判。他表示，当前国内经济分化态势真实存在，科技、高端制造领域高速增长，房地产等板块有待修复，而消费乏力的核心并非居民购买力不足，而是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

单伟建列举了一项数据：2015至2020年，国内家庭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8%，家庭存款年均增长10.2%；2020至2025年，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回落至5%左右，但家庭存款增速逆势攀升至13.4%。去年中国GDP约140万亿人民币，当前国内居民家庭存款规模达160万亿，远超年度GDP总量，储蓄释放潜力巨大。

在单伟建看来，消费意愿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房地产下滑过程当中，家庭财富受损，这跟日本有点相似。这种情况下，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就开始存钱而不是花钱。

但他判断，就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当前房地产市场也许触底企稳，国家统计局70城房价指数逐步修复，今年上半年房价已经在部分城市出现企稳甚至微涨迹象。楼市企稳回暖将逐步修复居民资产预期，提振消费信心，后续消费将伴随楼市稳定稳步复苏。

03 “中国不会成为下一个日本，二者有本质区别”

针对“中国会否像日本一样失去三十年”的提问，单伟建就债务结构、货币政策、人口就业、科技实力、生产效率等方面给出反驳，否定中日经济同质化风险。

第一，债务不可比。IMF数据显示，中国包含地方融资平台的全口径政府债务仅为GDP的120%左右，中央政府债务约为GDP的20%；而日本中央政府债务高达GDP的250%，二者完全不具备可比性。与此同时，中国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净资产超GDP的120%，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政府净资产为正的国家，宏观债务风险极低，政策调控空间充足。

货币升值背景不同。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但当时日元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基本一致，升值是人为的；而今天人民币按购买力平价被严重低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的中国购买力平价相对美国的指数为2.04，所以有升值空间。

在单伟建看来，国内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平均6.5%，远高于美国0、欧盟1%、日本0.8%的水平，仅下调1个百分点即可释放2万亿流动性，叠加当前无通胀压力，货币宽松空间充足。此外，中国可通过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拓宽财政政策发力空间。

第三，在基本面与核心动能上，中日差异更为显著。日本泡沫破裂源于日元无低估、汇率大幅升值叠加内部政策失误，而当前人民币汇率相对其购买力显著被低估，具备韧性支撑；日本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困境，国内当前核心问题为就业结构优化，无劳动力短缺压力。

第四，科技能力不同。单伟建认为，真正的生产效率就是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生产效率能成为主要经济增长推动力，是因为我们有科技能力，现在可与美国相提并论。

“我在80、90年代美国教书时，中国不具备在科技领域与美国全面竞争的条件，硅谷、基因工程都是美国的事，因为它具备所有必要条件，而我们一个也没有。但今天我们都具备了。所以，中国将来经济发展仍然要走生产率提高这条路，而且一直在走。”

单伟建指出，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球64个核心科技领域中，美国领先57个、中国仅3个；2023年中国已领先57个核心科技领域，美国仅余7个，日本竞争力大幅落后。

在他看来，此前学界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认知存在偏差，最新《宾州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权威评估显示，2009至2019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升2.3%，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依托科技进步实现的效率提升，将持续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稳健增长，规避日本式停滞困境。

04 谈收购：出价高人人会，赚到钱才叫本事

“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最为惨烈之际，我代表美国新桥投资公司赴韩国与政府谈判，成功收购了已破产并被国有化的韩国第一银行。这家银行曾是韩国最大的银行，但在危机中倒闭，当时韩国共有100多家银行破产。我们接手后对其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造，最终将其出售给渣打银行，即今日的韩国渣打第一银行。”

在活动现场，单伟建还以亲身经历分享了《金钱博弈》系列著作的创作初衷与核心价值。他表示，自己创作系列书籍并非单纯讲述商业故事，而是为了填补两大领域的记录空白。

其一，填补私式股权投资行业的实操的文献空白。他强调，市场惯用的“私募股权投资”是错误翻译，Private Equity的核心定义并非资金来源为私募，而是非公开市场投资，正确译法应为“私市股权投资”。据单伟建透露，今天在美国，私市股权投资公司控制的企业是美国所有上市公司企业数量的两倍。

他说，任何一个傻瓜可以收购一个企业：你只要付的价钱比别人高就可以把它收购了。但真正有意义的是收购之后发生的事儿，是赚钱了还是赔钱了，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据其介绍，现代私市股权控股并购行业于1980年代末在美国兴起，标志性事件为KKR在1988年以250亿美元收购RJR Nabisco公司。经典行业书籍《门口的野蛮人》仅记录了收购过程，未提及投后改造、盈亏结果与完整退出链路，而《金钱博弈》则以内部从业者视角，完整还原了控股式投资从收购、改造到退出的全流程实操，补齐了行业文献的空白。

其二，补充中国金融改革与时代发展的历史记录。作为亲历时代巨变、兼具海外学术与投行经验的从业者，他希望通过文字记录改革开放前后的时代变迁，留存特殊历史阶段的真实轨迹。

而他收购的这家中国全国性银行，正是深圳发展银行——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由外资获得控制权的全国性银行。这笔交易于2002年启动、2004年底交割，新桥投资初始投入约1.5亿美元，最终退出时回报约15倍。更重要的是，这背后是中国银行体制“从坏账累累到脱胎换骨”的一段关键历史。

他回顾道，2000年前后国内银行业体系极度脆弱。2002年标准普尔报告（与央行测算数据基本吻合）显示，国内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0%，不良资产规模超5000亿美元，近乎当年国内GDP的一半。银行业整体资不抵债，仅依靠国家信用维持运转。2001年中国加入WTO，外资银行即将入场竞争，倒逼国内启动全方位银行体制改革——剥离不良资产、引入外资、搭建风控体系、推进市场化上市，为外资合规入局创造了时代契机。

2004年12月，新桥投资完成深发展控制权交割。彼时该行经营状况濒临崩溃：披露的不良贷款率11.4%，实际数值大概两倍于此；披露的资本充足率2.3%，足额坏账拨备后应为负数，账面利润均源于拨备不足，无真实盈利能力。

经过五年深度市场化改造，搭建完善风控与经营体系后，深发展实现涅槃重生。至2010年退出时，银行资本充足率突破10%，不良贷款率降至0.6%，年稳定利润达10亿美元左右。新桥投资初始投入1.5亿美元，最终以24亿美元退出，斩获15倍收益；五年间银行总资产翻两番，从200亿美元增至800亿美元。后续平安入主后持续发展，如今平安银行资产规模已达5.5万亿。该案例成为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外资赋能实体经济的标杆样本。

单伟建强调，此次投资的成功除了改造之功，也依托于中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是对外开放、市场化改革赋能金融行业的真实缩影。

此外，单伟建还指出，中国应该在海外大规模发行离岸人民币国债。这既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又能为国内财政政策提供巨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