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觅估值约700亿，供应商却排队讨债，谁之过？
从八月起，追觅苏州总部门口陆续聚集了一批批前来讨债的供应商。这其中，有带着律师函准备走法律程序的物流商，有账上近两千万资金被套牢的电子料厂商，也有为了五万块钱保证金钱从五月催到八月、最后被财务一句“暂时没钱”堵回来的小供货商。
债权人向涉事企业发送的催款律师函页面
今年2月，追觅创始人俞浩宣布公司营收突破400亿、利润55.5亿；去年8月，他发动近千人的团队高调造车；今年6月，Pre-IPO融资窗口开放，投前估值约700亿。
转过年来，供应商维权群人数冲破了九百人，被拖欠的金额从几万到上千万不等，被欠一百万只算得上是“中等水平”。
同一个追觅，两副面孔。账期之痛的源头到底在谁身上，不同视角给出了差异极大的答案。
追觅自己铺的摊子，自己先扛不住
从供应商维权的实际情况来看，追觅自身的原因是这轮欠款风暴最直接的诱因。而这套操作，不是简单的“公司没钱了”，而是三层递进的逻辑。
第一层，完全不设防的业务扩张。从2025年开始，追觅的摊子迅速铺开，从扫地机延伸到大家电、手机、智能戒指，乃至汽车，内部一度分化出超过200个独立BU，每一个BU都单独注册为独立公司，股权上与追觅母公司没有直接关联。
追觅旗下冰箱洗衣机等大家电产品展示
追觅内部对此的解释非常直白：把新业务做成独立公司，和主营业务风险隔离，“使得我们主营业务更加安全”。
但隔离的不只是风险，还有责任。供应商签约时，只能和这些没有追觅母公司股权关联的独立主体签合同。现在出了问题，欠款的独立公司要么解散，要么没有资产可执行，供应商想在法律上追到追觅母公司头上，难度极大。
多名已经起诉的供应商都卡在了同一个问题上——无法证明追觅集团需要对一家独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层，关键时期的资金腾挪。追觅不是完全没钱。就在去年，俞浩确定公司和其个人合计花了约50亿元回购老股，其中28亿元用于全额收购小米系所持的股份，创始人持股从45%提升到70%。
与此同时，回款安排呈现出清晰的优先顺序：电机、主控板这类核心大配件供应商优先回款，而为新业务、大家电供货的中小供应商账上则迟迟不见动静。有离职员工透露，后续即使资金进一步到位，也会优先支付新供应商，而非旧的这类中小供应商。
一边在股权回购上大举腾挪资金，一边对新业务的中小供应商明确告知“现在资金要先往别的地方去”——这种选择显然不是“都在等上游付款”能解释的。
第三层，年报上的数字游戏。2026年2月年会，俞浩公开表示2025年总营收突破400亿，“主营净利润的18%发年终奖，总额达10亿元”。由此反推的净利润约为55.5亿。而另一边，追觅向地方政府通报的数据却是：成熟业务营收200多亿，利润20多亿。
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值超过一倍，追觅官方至今未就这组差异给出任何公开解释。到底哪组数字代表真实财务状况，直接决定了“现金流紧张只是短期问题”这个说法能不能站住脚。
外部急刹车，但不是免责牌
站在追觅和部分行业观察者的角度，这次矛盾和追觅自身的恶意没有直接关系，更多是多重外部因素同时叠加、撞在一起的结果。
最直接的触发点是2026年6月的政策突变。当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严控县区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在此之前，追觅旗下200多个BU的募资模式高度依赖地方国资的返投需求，很多新业务的活水都是地方产业基金按约定分期注入。
政策一出，此前已经走完流程、正在等待分批拨付的地方国资配套资金大面积延迟，直接切断了新业务的输血渠道。
与此同时，追觅内部同步进行了一次管理架构的集中化调整。6月，所有事业部的资金支配U盾被全部上收至集团总部，原本由各BU自主审批的付款权限全部取消，统一改为集团审批、排队打款。叠加采购、财务人员随着业务裁撤大幅流失，付款流程直接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排队。
一位离职员工形容，这个过程更像是一场管理架构调整引发的连锁反应，而不是追觅提前准备好的恶意停付。
追觅发布的战略聚焦及业务发展说明文件
还有一部分声音指出，地方国资和部分供应商自己也应该分担一部分责任。
有前投融资部门员工向媒体透露，部分地方国资明知追觅体系内基金绝大部分投向追觅内部孵化项目，完全不符合常规基金投向的合规要求，但为了完成返投和招商引资考核指标，依然选择出资，对后续烧钱风险并非没有预期。
这些说法虽然来自匿名信源，权威性有限，但客观上把责任分配从“追觅全责”扩展成了一个多方参与的复杂账单。
谁管？规则其实已经有了
这场账期之痛不能靠某一方凭“良心”解决，规则层面其实已经搭好了框架。
对中小企业供应商来说，最直接的依据是《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该条例规定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天，禁止利用优势地位约定不合理的付款条件，并要求定期公示逾期未付信息。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发布了相关批复，明确大型企业在采购中与中小企业约定的“背靠背”付款条款——也就是“我先收到上家的钱再付你”——属于无效格式条款，不能再作为拖欠货款的挡箭牌。
追觅旗下独立BU和再无资产可执行的局面虽然从公司法层面看似合规，但如果供应商有证据证明这套架构在设计之初就是以逃避中小供应商债务为目的，司法介入并非没有空间。
从IPO角度来看，追觅想要冲击港交所，账上这些供应商欠款就是绕不过去的关卡。港交所规则要求拟IPO企业完整披露报告期内所有与供应商相关的重大诉讼，并由保荐人专项核查应付账款的合理性和供应链的稳定性。
此前已有先例——中鼎智能冲刺港股期间卷入5起供应商货款诉讼，首次递表直接到期失效，清理完毕后才二次递交；豪特节能同样在递表前全额结清了两起供应商诉讼，才清理了上市障碍。
港交所招股书披露的多宗供应商诉讼内容
对追觅而言，不走通这条路的代价很清楚：要么在递表前实质性处理掉大面积的欠款纠纷和信任危机，要么就要面对上市时间窗口一再延后、甚至估值持续回调的压力。
国内现有的清欠协调机制也已相对成熟。各地常规操作是由属地政府牵头，联合工信、国资、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清欠专班，将无分歧欠款纳入清欠专项债额度，制定分期清偿计划，用“连环清”打通多角债链条。截至2025年末，全国无分歧中小企业账款清偿率已超过98%。
整合来看，追觅的账期之痛，首要责任在追觅自身。不是账上完全没有钱，而是一种主动的资金分配选择和风险隔离结构设计，让本该一起承担的新业务中小供应商成了最末端的被牺牲者。
外部政策收缩和管理架构调整，可以解释一部分资金链在短时间内集中紧张的现象，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在50亿元回购老股与优先支付核心供应商的同时，对接新业务的小供应商不仅被明确告知“没钱”、还被隔离在母公司偿债能力之外。
一套合法但未必经得起追问的架构设计、两份对不上的利润数字、一个明确倾斜的付款优先级——这三件事共同把追觅的账期矛盾从“阶段性困难”变成了一场关于商业诚信的公开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