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湘的首个IPO
一个教授用24年把“偶然”变成“必然”：李泽湘的首个IPO，和它背后那座工厂
2023年8月15日，固高科技在创业板上市，开盘暴涨525%，盘中一度冲至96.18元，涨幅超700%，收盘市值272亿元，换手率86.5%。
市场在狂欢。但如果你只看到股价，就错过了这家公司真正的分量。
固高不是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它是李泽湘孵化体系里第一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企业——一个由大学教授创办、用了二十多年才走进半导体设备核心供应链的“慢公司”。而它的上市，也第一次让外界看清了李泽湘花了二十多年搭建的那套系统的全貌。
一家“不像上市公司”的上市公司
翻开固高的招股书，第一印象是“小而硬”。2022年营收34,837.70万元，净利润5,221.25万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19.63%。研发人员占比高，发明专利56项，主编9项国家标准、参编10项。
但真正让固高区别于绝大多数A股公司的，是它的组织结构——没有控股股东。
公司第一大股东香港固高持股25.36%，单一股东均不超过30%。实际控制人李泽湘、高秉强、吴宏三人通过一致行动协议合计控制32.30%的表决权，这个比例在A股上市公司里算非常低的。换句话说，这是一家由创始团队以“共识”而非“控股权”来维系的公司。
这种股权结构在A股并不常见，但它恰恰反映了固高的底色——这是一家被“使命”而非“资本意志”驱动的公司。李泽湘、高秉强、吴宏三人1999年创办固高时的初衷，是解决中国装备制造业底层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的问题。二十多年后，这个初衷没有变。
李泽湘的创业故事，最反直觉的地方在于：他真正做成的事，不是“创办了固高”，也不是“投出了大疆”，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系统”。
大多数教授创业的故事线是：实验室出成果→成立公司→上市或卖掉。李泽湘1999年创办固高，走的是这条路。但固高上市之后，他做的事情完全偏离了“创业者”的剧本——他花了二十多年，搭了一套批量生产硬科技公司的机制。
要理解这件事的分量，得从他最早那间实验室讲起。
3126实验室：一个“不务正业”的教授
1992年，李泽湘回到香港科技大学，在电子工程系任教，拿到了一间编号3126的实验室。在港科大，教授的主要考核指标是论文。但李泽湘对“把论文变成产品”这件事有近乎执念的兴趣。
他在港科大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不太寻常的事：允许学生花大量时间做动手项目，甚至鼓励他们去参加机器人比赛。1999年，他和同事高秉强、吴宏一起创办了固高科技，做运动控制器。这是中国第一家做全闭环运动控制器的公司。
固高早期的处境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国内装备制造业用的高端运动控制器几乎全是国外品牌——美国的Delta Tau、以色列的ACS、美国的Aerotech。固高的产品能在技术上对标这些公司，但在销售上举步维艰。原因不是技术不行，是没人敢用。一台数控机床的控制器换了，整台机器的运动特性都要重新调试，生产线上的其他设备可能也要跟着调整。客户不会因为国产产品便宜就轻易切换。
固高用了二十年才慢慢走进半导体封装设备、数控机床这些高端领域的核心供应链。这个过程中积累的不是某一项技术，而是一个很难被量化但极其重要的东西：信任。2023年固高上市时，董秘李小虎说了一句话：“技术与产品追平国际同行仅属及格线，真正的门槛在于国际同行数十年积累的信任度，必须进入客户的信任圈。”这句话是固高二十年经验的浓缩。
大疆那段往事：不是“投了一个学生”，是“接住了一个快要掉下去的人”
汪滔2006年在深圳福田一个不到两百平米的仓库里创办大疆时，李泽湘其实并没有一开始就深度介入。汪滔是他的学生，毕业设计做直升机飞控系统，演示时出了问题，成绩只拿了一个C。但李泽湘觉得这个学生“有东西”，破格收他读硕士，指导他参加机器人大赛拿了奖。
大疆创办后，汪滔很快遇到了几乎所有硬件创业者都会遇到的那道坎：东西做出来了，但没人买，钱也快烧完了。 2008年，汪滔陷入资金困境，李泽湘做了几件事：自己注资，联合哈工大朱晓蕊教授提供了累计100万元的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他把人带进去了。
这里的关键是“带人”。李泽湘在港科大的学生网络里，有一批做机器人、做控制系统的年轻人。大疆早期缺的不是钱，是能干活的人。李泽湘用自己的关系把人一个个拉进来，后来还亲自担任大疆董事长，和汪滔一起去野外测试无人机。Phantom 2诞生后，他拎着两台样机飞到硅谷，找到红杉资本的迈克尔·莫里茨，拿到了投资。
这个故事经常被简化为“伯乐识马”，但更准确的描述是：李泽湘当时做的事情，是一个创业者最需要但最难获得的“早期信任” 。没人相信一个学生在仓库里能做出改变世界的产品，李泽湘是少数相信的人之一，而且他用了自己的钱、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人脉来证明这种相信。
松山湖的那个决定：把“偶然”变成“系统”
大疆成功之后，李泽湘面临一个选择。如果他只是继续做教授、偶尔投投学生，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但他想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汪滔能被孵化出来，是偶然还是必然？如果不是偶然，能不能复制？
2014年，他和高秉强、甘洁在东莞松山湖创办了XbotPark机器人基地。这件事的起点很有意思——据《中国企业家》报道，建基地的钱，一部分来自李泽湘等人卖掉的部分大疆股份。也就是说，大疆的成功直接变成了孵化下一个大疆的资本。
XbotPark的模式后来被总结为一套“选人—陪跑—供应链”的体系。但真正让它区别于普通孵化器的，是几件很具体的事：
第一，“五分钟生态圈”。 基地里有一个九米多高的共享工厂，3D打印、零部件供应商的服务窗口就在同一栋楼里。一个想法从图纸变成实物，所有环节都在步行可达的距离内。云鲸智能创始人张峻彬说过一句话：“楼上研发、楼下打样，出门就是供应链。”
第二，地方政府愿意为五个人的团队修码头。 逸动科技2012年在港科大做电动船外机，团队只有五个人，需要户外水域做测试。松山湖管委会给他们修了一个小码头。这件事听起来很小，但对一个做船用产品的团队来说，没有测试水域就等于什么都做不了。敢于为一个五人小团队做这种事的政府，不多。
第三，李泽湘亲自“陪跑”的方式很具体。 云鲸创始人张峻彬最开始想做高尔夫捡球机、盲人导航仪，都失败了。李泽湘没有直接告诉他“做什么”，而是带他去调研市场需求，领着团队去见代工厂老板，教他们怎么谈判。他给张峻彬的原话是：“别说技术多先进，就说能帮工厂省多少成本、赚多少钱。”
这句话浓缩了李泽湘对硬科技创业的理解：技术是起点，不是终点。 很多工科背景的创业者把“技术好”当成全部，但李泽湘知道，客户买单的理由永远不是技术参数，是“这个东西帮我解决了什么问题”。
“造钟人”的逻辑
《基业长青》里有一句话，一流领导者不“报时”（造一家伟大公司），而是“造钟”（造一个能持续产出伟大公司的生态）。李泽湘在松山湖做的，就是“造钟”。
到今天，XbotPark体系累计孵化了超过280家硬科技企业，总估值超过5000亿元，其中4家已经上市，12家成长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上市的公司包括固高科技（2023年创业板）、希迪智驾（2025年港交所）、卧安机器人（2025年港交所）、本末科技（2026年港交所）。本末科技创始人张笛是李泽湘的港科大弟子，2020年李泽湘控制的松山湖机器人研究院以30万元完成了种子轮投资，投后估值仅500万。六年后本末科技上市，这笔投资的回报超过了1000倍。
但这些数字背后真正重要的东西，是李泽湘找到了一种把“师徒关系”制度化的方式。传统师徒制靠的是个人关系和运气。XbotPark做的事情，是把“李泽湘教汪滔”这个过程中最有价值的那些环节——选人、陪跑、供应链支持、早期资金——变成了一套可重复的流程。云鲸的张峻彬、本末的张笛、逸动的潘宗良、正浩的王雷，这些人进入体系的时间不同、做的产品不同，但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在基地里组团队、找方向，用共享工厂做原型，在导师的陪伴下迭代，最后走向市场。
李泽湘今年65岁了。他个子不高，头发花白，站在一群90后创业者中间，更像一个带着学生出来春游的班主任。他在XbotPark官网的照片里，穿一件熨得平整的白衬衫，手里捧着一个带红色按钮的工业控制器，姿态自然，好像那是一件用了很多年的杯子。
他身后站着两百多家硬科技公司。但他最在意的事情，可能从来都不是某一家公司的成败，而是那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中国，一个工科教授能不能用系统化的方法，让“做出好东西”这件事不再依赖运气。
先有固高，才有后来的一切
时间回到1999年。李泽湘还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和同事高秉强、吴宏一起在深圳创办了固高科技，做运动控制器——工业装备的“大脑”。
这个选择在当时看起来并不聪明。国内高端运动控制器市场几乎被美国Delta Tau、以色列ACS、美国Aerotech这些国际品牌垄断。固高的产品在技术上能对标它们，但客户不敢用。一台数控机床的控制器换了，整台机器的运动特性都要重新调试，生产线上的其他设备可能也得跟着调整。没人愿意为了省一点钱冒这个险。
固高用了二十年才慢慢走进半导体封装设备、数控机床这些高端领域的核心供应链。这条路走得很慢，但积累下来的东西极其值钱：信任。
今天，固高在PC-Based控制卡市场的占有率达到44%，是国内唯一实现PC-Based控制器量产的独立供应商。半导体后封装设备的高精度固晶机、高速焊线机，数控机床的五轴联动系统，背后都有固高的控制器在跑。
但固高在上市后两年交出的成绩单，比“市占率第一”更有说服力。2025年，固高营收5.5亿元，同比增长31.55%；扣非净利润5508万元，同比增长51.19%。更关键的是，公司完成了基于国产CPU（飞腾/海思）和国产操作系统（欧拉）的运动控制平台适配验证，核心部件自主化率提升至80%以上，具备完整的国产化运动控制器/伺服驱动器生产制造能力。
这意味着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不至于在控制环节被卡死。
从“投一个学生”到“建一座工厂”
固高上市的时候，媒体的标题大多离不开“大疆教父”四个字。但李泽湘真正做成的事，不是投出了大疆，而是把“投出大疆”这件事从偶然变成了可复制的流程。
2006年汪滔在深圳一间仓库里创办大疆时，李泽湘做的几件事后来被反复引用：自己注资，联合哈工大朱晓蕊教授提供累计100万元资金支持，把自己的学生一个个拉进大疆的团队，亲自担任董事长，拎着样机飞到硅谷找红杉资本。
但这个故事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细节是：汪滔是李泽湘在港科大3126实验室的学生，毕业设计演示时出了问题，成绩只拿了一个C。李泽湘觉得这个学生“有东西”，破格收他读硕士。如果李泽湘当时没有做这个决定，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问题在于：这种“伯乐识马”的模式，靠的是运气。
2014年，李泽湘和高秉强、甘洁在东莞松山湖创办了XbotPark机器人基地。这件事的起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据《中国企业家》报道，建基地的钱，一部分来自李泽湘等人卖掉的部分大疆股份。大疆的成功，直接变成了孵化下一个大疆的资本。
XbotPark做的事情，是把“李泽湘教汪滔”这个过程中最有价值的环节——选人、陪跑、供应链支持、早期资金——变成一套可重复的流程。基地里有一个九米多高的共享工厂，3D打印、零部件供应商的服务窗口就在同一栋楼里。云鲸智能创始人张峻彬的描述是“楼上研发、楼下打样，出门就是供应链”。李泽湘自己算过一笔账：大湾区的供应链迭代速度是硅谷的10到30倍，成本只有硅谷的1/10。
逸动科技2012年在港科大做电动船外机，团队只有五个人，需要户外水域做测试。松山湖管委会给他们修了一个小码头。这件事听起来不大，但对一个做船用产品的团队来说，没有测试水域等于什么都做不了。
那个系统开始批量产出
固高上市时，XbotPark体系累计孵化的企业刚过200家。到2026年初，这个数字变成了超过270家，总估值超过3500亿元，4家上市，12家成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
上市的名单在快速拉长。2025年12月，希迪智驾登陆港交所，定位“全球无人驾驶矿卡第一股”，李泽湘持股43.64%，是控股股东；同月，卧安机器人上市，被称为“AI具身家庭机器人第一股”，李泽湘控制近13%股权。2026年9月29日，本末科技在港交所挂牌，成为“直驱动力模组第一股”。李泽湘早期通过松山湖机器人研究院以30万元完成种子轮投资，本末上市后这笔投资的浮盈超过千倍。
海柔创新也在2026年9月更新了招股书，向港交所发起冲击。这家公司身后站着源码资本、红杉中国、今日资本、IDG资本、泛大西洋投资，几乎半个中国VC圈。而它的起点，是XBOT PARK基金的一笔种子轮投资。
李泽湘通过XbotPark做的事情，本质上是一个人才筛选和加速系统。选人的标准不是简历，是“死磕精神”。云鲸张峻彬最开始想做高尔夫捡球机、盲人导航仪，都失败了。李泽湘没有直接告诉他“做什么”，而是带他去调研市场需求，领着他见代工厂老板，教他怎么谈判。他给张峻彬的原话是：“别说技术多先进，就说能帮工厂省多少成本、赚多少钱。”
这句话浓缩了李泽湘对硬科技创业的理解：技术是起点，不是终点。
为什么是“信任圈”
回到固高。2026年的一次投资者交流中，固高管理层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技术与产品追平国际同行仅属及格线，真正的门槛在于国际同行数十年积累的信任度，必须进入客户的信任圈。”
这句话解释了固高为什么用了二十年才上市，也解释了李泽湘为什么花了二十多年才搭起那套系统。在高端装备领域，客户换供应商的成本极高，信任的建立没有捷径——只能靠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做，一台设备一台设备地交付。
李泽湘体系里已经跑出来的公司，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固高花了二十年进入半导体封装设备的供应链；本末科技从2020年落地松山湖到2026年上市用了六年；海柔创新从2016年成立到冲击港交所用了十年。没有一家是“闪电式扩张”的产物。
但这恰恰是它们最值钱的地方。技术可以被追赶，信任需要时间来沉淀。而当一个系统能够持续产出被客户信任的公司时，时间就从敌人变成了朋友。
李泽湘今年65岁。他在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说，270家企业、3500亿估值“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句话如果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大概会被当成场面话。但从一个花了二十四年才等到第一个IPO的人嘴里说出来，它有不一样的重量。
李泽湘先生：1961年出生，中国香港籍，1989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电机工程与计算机博士，数学硕士；1989-1990年任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AILab）研究员；1990-1992年任纽约大学Courant研究所计算机系助理教授；1992至今任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1999年携手高秉强、吴宏两位教授发起创办固高科技，并担任董事长至今；2014年至今任XBOTPARK基金、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创始人兼董事长；2016 年至今任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联合创始人；2021年至今任深圳科创学院发起人。
高秉强先生：1951年出生，中国香港籍，1982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电机工程与计算机博士；1982-1983 年任美国贝尔实验室任研究员；1984-1993年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主任、教授、微电子制造所主任；电机计算机系副主任；1994-1998年任香港大学研究资助局主席；1995-2005年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院长；2005年至今任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9年携手李泽湘、吴宏两位教授，发起创办固高科技，担任董事至今。
吴宏先生：1955年出生，中国国籍，1982年毕业于洛阳工学院机械工程系；1989年硕士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1989 年任洛阳工学院副教授及洛阳工学院数控研究室负责人；1996年任香港科技大学自动化研究中心研究员；1999年，协手李泽湘、高秉强创立固高科技，担任固高科技董事和总经理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