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进入算账时刻:优质产能出海,碳规则寻求全球互认
当全球升温逼近1.5℃红线、万亿级气候资金缺口高悬,气候行动已经走到实打实“算账”的时刻。
近日,2026零碳使命中国气候行动周在北京举办。这场作为COP31安塔利亚大会行前会的峰会,恰逢全球气候治理谈判进入倒计时窗口。从土耳其驻华大使、欧盟驻华代表团官员,到国内气候专家、新能源产业一线负责人齐聚于此,各方释放的信号指向同一个判断:气候转型早已跳出价值宣言的范畴,宏大承诺必须落地为可融资、可盈利、可持续的市场化项目。
一边是突破温控阈值的风险持续迫近,一边是光伏、锂电、储能、碳市场、ESG等赛道交织着产能内卷、认证壁垒、标准互认、跨境博弈的现实难题。当情怀不足以支撑这场漫长转型,如何把气候目标算清成本账、收益账与贸易账,成为整场峰会贯穿始终的追问。

01 光伏电车锂电是优质产能,
不是过剩产能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国际社会已通过《巴黎协定》和历届缔约方会议构建了庞大的气候架构,各方做出了承诺、设定了目标,但这并不是一种批评,这是对整个国际社区、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批评——并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 COP31主席国土耳其驻华大使塞尔丘克·于纳尔的这段话,点明了本届峰会的核心议题。

COP31主席国土耳其驻华大使 塞尔丘克·于纳尔
他介绍,COP31的核心口号定为“行动与落实”,重点在于“将高层目标转化为可投资的现实行动”。为此,土耳其提出“2035年35%全球电气化承诺”,即到2035年将电力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份额提升至35%;配套机制是土耳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开发的“气候实施桥”,把国家自主贡献中的气候优先事项转化为可融资、可投资的项目。

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绿色转型处处长 骆浩君
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绿色转型处处长骆浩君则给出“市场化工具箱”:欧盟已立法承诺2050年成为全球首个气候中和大陆,确立2040年减排90%的目标;其碳市场已帮助涵盖行业减少50%以上的排放,当前碳价在每吨80至100欧元之间,“当价格高昂时,它会推动工业企业进行脱碳”,配套还有2026年开始适用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和100亿欧元工业脱碳银行。他强调,绿色商品领域是“中欧信任度最高的领域”,是重新平衡贸易关系的“第一步”。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徐华清用一组数据回应了“如何落实”:2023年中国能源转型投资达6760亿美元,居全球首位;截至2025年底,风电、光伏装机超过18.4亿千瓦,是2020年底的3.43倍,提前六年实现12亿千瓦以上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是2020年底的7.6倍。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 徐华清
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企业超3800家、覆盖排放量达83亿吨,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65%以上,配额累计成交量已突破11亿吨;中国与巴西、欧盟共同发起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现有11个成员和18个观察员。
在绿色供应链与南南合作维度,自2016年以来中国提供并动员南南合作资金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已同46个发展中国家签署60份谅解备忘录,累计为120余个发展中国家提供1万多人次培训。徐华清强调:“中国不仅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燃煤电厂,还向全球提供了70%的风电设备和80%的光伏组件设备。中国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优质产能,为世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是优质产能,不是过剩产能。”
02 电芯价格坐上过山车:
储能出海,本地化是关键
与此同时,储能领跑者联盟(EESA)联合创始人段明星澄清了一个常见误解:“储能和光伏、风电的发展路径不同。光伏和风电早期以政策补贴驱动为主,而储能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国家最早出台顶层规划要建设三千万千瓦储能时,就没有把补贴当成最主要的驱动,而是要求新建的风光强制配储。”

储能领跑者联盟(EESA)联合创始人 段明星
但当市场化“走得太好”,问题也随之而来。段明星说:“通过五年时间,中国一年可在电力系统投建的储能能力,已经从1增长到100。我们面临过度内卷——供给增长过快时,怎么保证企业有足够利润继续去做研发?”“2021年一瓦时电芯还在1.2元左右,到去年上半年降到两毛多,先是降到六分之一,又在一年的时间甚至不到一年弹回一倍以上”。中国碳中和发展集团高级副总裁陈再强在现场印证——他去年中标的电芯是两毛、两毛六,今年可能到三毛九,“甚至税收交完后四毛多,当时中的标今年可能没法开工”。
在段明星看来,出路在出海与本地化:“出海都叫出海,但出到哪个市场完全不一样。欧洲市场做全套认证可能要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成本,并非所有企业都值得投入;非洲、东南亚、南美等’小而美'市场则需要本地化适配。”他判断,未来五到十年,会有更多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输出培训体系乃至优质蓝领工人,“选对市场,加上深度出海之后的本地化,这是最关键的”。

中国碳中和发展集团高级副总裁 陈再强
陈再强补充了政策与金融短板。他在甘肃、内蒙古、广东等地的一线项目观察到,储能项目落地速度受地方政策、电网矛盾影响显著,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风险把控难”的双重困局。他呼吁保护中国碳中和产业品牌、坚持技术创新、强化政策引导与金融赋能:“技术越创新,原材料成本越低,政策要更实际地贴近企业。”
03 ESG不是短期一锤子买卖
如何让碳管理与ESG从合规成本变成企业主动选择的经营战略?中科碳中和ESG数字研究院院长李建给出的答案是:把它当成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问题,而不是短期的一锤子买卖。

中科碳中和ESG数字研究院院长 李建
在标准互认层面,李建提出“适应化的改造”:“国外做的指标体系,中国有的时候是不适用的。适应化的改造不只是指标上的事情,而是叙事逻辑和文明认知上的事情。”他以工信部发布“词元”概念为例,说明中国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与应用与国外不同,对外来框架需要本土化诠释。他还主张,“指标体系的国际互认,不只是行业和单独企业的力量,国家相关部委要带着我们一起,跟人家去讲道理”。在他看来,中国提出的“包容性碳中和经济增长理论”,正体现“国家太大,不能一个指标灌整个行业”的现实。
绿色金融方面,中诚信国际执行副总裁、中诚信妙盈CEO、中诚信绿金总裁薛东阳提出“求同存异”的思路:“在同的方面,我们拉齐大的共同认知——推动分类标准对照、披露要求衔接、评级方法沟通,为符合条件的互认创造基础;对于暂时存在差异的部分,也要把差异、适用边界和判断依据讲清楚。”

中诚信国际执行副总裁、中诚信妙盈CEO、中诚信绿金总裁 薛东阳
薛东阳强调,中国的转型路径必须兼顾自身产业结构:“中国产业结构规模大、门类全,钢铁、化工这些行业既承担生产供给功能,又需要持续推进转型。既要支持已具备绿色属性的经济活动,也要关注传统行业中能带来实际减排的转型行动。”他提出,评价一家企业,要看其年度计划和三五年规划中的设备改造安排,分析能节约多少能源、减少多少排放,更要看投资与更深层次减排是否一致,“短期和中长期行动是否一致,是投资者关注企业计划是否现实的重要考量”。
在碳资产与国际互认维度,陈再强提出要打通“数字资产、碳资产的整个链条闭环,让人家看到我的碳怎么来的”。他谈到绿证国际互认的难题:“我们一年绿证可能几亿张,对方可能就几百张。如果我们的绿证冲到他的市场,他的绿证根本没办法做了,是不是有一个费率的比例来互认?”他主张在税收、出口政策等多方面“打成一盘棋来算”,通过试点园区、示范省先行,“让全球气候治理一定能实现”。
算账,不是让气候理想让步,而是给长期转型找到可持续的支点。安塔利亚COP31 的谈判大幕即将拉开。当各国把气候目标转化为投资清单、产业把减排计划算进盈亏报表、中外在碳规则与绿色贸易上持续磨合,这场跨越数十年的绿色转型,才真正从宣言走向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