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金卸任三将转投同业，韩威俊旗下产品连续五年录得负收益，交银权益人才业绩双塌方
来源：券业观研君
近期，交银施罗德基金权益条线接连出现核心人员变动与产品业绩异常波动，叠加多只产品连续多年跑输基准、策略同质化严重等顽疾，这家老牌银行系公募的权益业务正经历全方位的考验。
从核心投研骨干批量流向同业，到同一基金经理旗下6只产品连续五年录得负收益，再到产品交接期净值剧烈震荡、持有人深度套牢，种种现象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是规模结构失衡、考核约束软化、投研治理失效等深层问题的集中爆发。
01
核心投研梯队松动人才流失传导
年内交银施罗德的投研团队动荡已从个别人员变动演变为批量流失，中生代骨干与标杆型基金经理同步出现松动，权益团队的人才根基持续被削弱。
标杆人物层面，市场传言已久的杨金金变动终于落地。10月31日公司公告，杨金金卸任交银瑞元三年定期开放混合，由杨浩接任。该产品2023年10月成立，恰好于近期结束三年封闭期，杨金金任职期间累计回报约22%。
按照行业惯例，封闭期产品的基金经理通常需在产品开放后再做职务调整，开放即卸任的时点选择，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对其后续职业走向的猜测。目前杨金金仍管理交银趋势、交银启诚两只产品，但行业普遍认为其全部卸任只是时间问题。
中层骨干的流失更为密集。今年以来，余李平、黄鼎、周珊珊三位权益基金经理先后转投富国基金，且交接过程普遍仓促：余李平2月卸任交银荣鑫，4月便入职富国；黄鼎旗下三只产品的共管窗口期仅1-3天便完成卸任；周珊珊管理的交银启明确有近一个月共管期，但另一只交银优择回报基本由共同管理人直接接棒。短短一年时间内三位成熟基金经理集体投奔同一家竞争对手，在公募行业极为罕见，也侧面反映出公司权益条线的人才吸引力正在下降。
人才流失的背后，是权益业务整体的收缩态势。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末交银施罗德权益类基金规模曾达2123.92亿元，到2025年末已缩水至888.73亿元，四年时间规模蒸发超六成。截至目前，公司总管理规模约5742亿元，其中货币基金占比59.09%、债券基金占比23.73%，两类固收产品合计占比超八成；混合型基金规模约694亿元，仅占总规模的12.09%，曾经的权益招牌早已褪色。
02
产品运作乱象丛生业绩与契约偏离
人才动荡直接传导至产品端，一方面交接期产品出现净值剧烈波动、规模大幅缩水，另一方面存量产品长期存在策略同质化、风格与契约不符等问题，持有人利益持续受损。
交接期的净值过山车现象尤为典型。周珊珊管理的交银启明与交银优择回报，均在其任期内通过重仓押注AI赛道实现净值快速拉升，吸引大量资金高位入场，随后板块调整导致净值深度回撤，接盘资金悉数被套。
以交银启明为例，周珊珊2025年9月接管后重仓天孚通信、中际旭创、寒武纪等光通信与AI芯片标的，2026年二季度寒武纪单只个股持仓占比达9.52%，逼近10%的持仓上限；净值上涨带动二季度末净资产升至23.23亿元，但三季度板块回调后，单季净值下跌23.64%，跑输基准15.42个百分点，期末净资产降至14.68亿元，单季规模缩水超36%。
另一只产品交银优择回报的波动更为极端。2025年末其净资产仅17.32亿元，2026年二季度借助AI行情快速膨胀至97.78亿元，三季度末回落至58.85亿元，单季缩水近40亿元。高扬接棒后前十大重仓股更换七席，但仍以科技成长标的为主，高波动属性并未改变。短短一个季度内，百亿规模大起大落，高位入场的投资者普遍承受了20%以上的浮亏。
比短期波动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存在的策略同质化与契约精神缺失问题。数据显示，基金经理韩威俊管理的6只主动权益产品，已连续五个完整年度录得负收益，为全市场同一管理人旗下连续亏损产品数量最多的案例，且6只产品年度收益偏差不足5个百分点，高度同步的业绩背后是高度重合的持仓。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6只产品的合同定位差异巨大，但实际运作中几乎没有区分：定位“股息优化”的产品，第一大重仓为贵州茅台，前四大持仓中三只为白酒与啤酒，与高股息资产的定义明显不符；定位“自上而下大类资产配置”的全市场策略产品，股票仓位长期维持在80%左右，持仓结构与消费主题基金毫无本质差别。所谓的产品矩阵，本质是“六份合同、一套打法”，产品线的差异化设计完全失效。
为了适配投资风格，公司近期还对多只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进行了集中修订：交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将基准从宽基指数为主调整为消费主题指数为主，交银股息优化的基准从沪深300+债券指数更换为中证高股息精选指数。
从合规角度，调整基准符合“基准匹配投资风格”的监管导向，但先有持仓偏离、后调整基准的操作顺序，也被市场解读为通过更换标尺弱化跑输基准的事实，无法改变持有人已经承受的实际亏损。
03
考核约束失效与平台化建设滞后
种种乱象的根源，指向公司治理与风控体系的深层缺陷。三道防线的约束、长周期考核的要求、投研中台的制衡，在实际运作中均未发挥应有作用，最终导致单一策略失效的风险持续放大、人才流失与业绩滑坡形成负循环。
其一，长周期考核与风险约束未真正落地。按照《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主动权益产品三年以上中长期业绩权重不低于80%，连续三年跑输基准超10个百分点且利润率为负的，基金经理绩效薪酬降幅不得少于30%。
而韩威俊旗下多只产品近三年跑输基准超60个百分点、近五年跑输超50个百分点，如此大幅度的持续偏离，并未触发投资授权收紧、策略调整、人员问责等约束措施，同一套亏损策略得以在6只产品上连续复制五年，风控与考核机制形同虚设。
其二，投研平台化能力不足，过度依赖个体基金经理。公司虽提出搭建平台化投研体系、弱化明星依赖、减少短期排名压力，但实际运作中，单只产品的投资决策高度依附于基金经理个人，中台对风格偏离、持仓集中度、策略同质化的监控与制衡严重不足。
当基金经理个人策略出现方向性失误时，没有平台层面的交叉校验与风险干预，只能任由亏损持续扩大；当核心人员离职时，产品业绩与规模便会出现剧烈震荡。
其三，规模结构失衡导致资源倾斜错位。作为银行系公募，交银施罗德长期依赖股东渠道做大固收规模，权益业务的战略优先级与资源投入始终不足。5700亿总规模中，低费率的货币与债券基金占据绝对主导，权益业务不仅规模占比低，还呈现出头部产品依赖单一赛道、中小产品批量迷你化的两极分化格局。业务结构的偏科，进一步削弱了权益条线对人才的吸引力与对长期投研建设的投入能力。
从行业视角看，公募行业正从规模扩张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才、业绩、治理三者的正向循环才是长期竞争力的核心。交银施罗德所面临的困境，也是诸多银行系公募“重固收、轻权益，重规模、轻质量”发展路径的典型缩影。人才流失可以补充，短期业绩波动可以修复，但治理体系的重构、投研能力的重塑，才是决定其能否走出困境的关键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