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如何不“空心”

判断一个村是否“空心”，常住人口只是一个显性标准，更为隐性的标准则是文化留存。

2026年8月18日，傍晚拍摄的宏村月沼（常能嘉/摄）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海拔800多米，三面环山，一面临崖。“老鲍”鲍根余在这里当了24年村党支部书记，如今有了一个新头衔——“村导”。每天天一亮，他就踩着石板路上工，带人逛村子。

就在几年前，这个村子一度只剩二十几个老人，和满山破败的古屋。整村搬迁的名单上，曾经写过陈家铺的名字。

转机来自一家书店。南京的先锋书店看中了这里，打算把店开到山崖边。两万册书从南京运来，大卡车进不了村，老鲍喊了十来个乡亲，用背篼一摞一摞往山上挑。开业那天，几千人进了村，陈家铺许久未曾这般热闹。

书店像一块磁铁。店里卖书，也卖村里的方言徽章、诗词布包；店外，民宿、餐厅一家家开了起来。老鲍从村支书变成了“村导”；过去要翻两座山去县城卖的土特产，现在摆在家门口就能卖掉。

2024年1月30日，住客在陈家铺村一家民宿的露台上晒太阳（翁忻旸/摄）

更让他意外的是人。村里回来了100多个年轻人，还住进了70多个外来的“新村民”。曾经的“三无村”——无人、无钱、无资源，变成了“三有”：有人气、有收入、有产业。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国有8155个村落列入并实施挂牌保护。一项基于这8155个村落的研究（张大玉等人撰写的《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及特征研究》）显示，73.47%的村落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倒挂（户籍人口数量超过常住人口数量）。人口流失，使部分传统村落面临“空心”危机。

当老屋还在，却鲜有人居住；当村庄有了游客，却难以留住年轻人，古村落的保护与活化究竟该如何推进？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熊海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古村的空心化，产业空心是病根，文化空心最为致命。“空心化并非一日形成。它往往先从产业开始，产业空了，人口随之流失；人走了，公共事务无人负责，治理随之弱化；最后，祠堂不再开放，手艺无人继承，方言渐渐消失，文化便断了根。”

古村要“活”，不能只靠“守”

深秋的安徽黟县，宏村月沼边，游客举着相机等待“宏村花灯”上演。灯光亮起，承志堂木雕上“百子闹元宵”的场景被复原，粉墙黛瓦倒映水中，像一幅活过来的古画。

事实上，宏村也并非对空心化天然免疫。作为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年-1162年）的古村落，它同样面临人口外流、老屋衰败、传统生活式微的威胁。

宏村镇党委书记盛茂存介绍，宏村的“活”起来的经验是在保留传统文化根基的同时进行自我更新。

首先是业态之变。宏村严格执行游客容量上限，在村内像绣花一样进行“微改造、精提升”，同时把主要商业活动引导到周边区域，避免古村内部过度商业化。村里打造月沼音乐会、国潮书法、宏村鱼宴等场景，推动旅游从单一观光向休闲、度假、康养升级。2025年，宏村镇接待游客459万人次，门票收入首次突破2亿元，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5亿元。

其次是治理之变。宏村推出“小宏旗”“小宏花”“小宏领”“小宏帽”等服务品牌。村里还推行“股份分红+善治积分”机制，把古建保护、环境整治、文明经营纳入积分考评，积分结果直接关联分红收益。2025年累计发放村民分红814万元，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当家人。

更关键的变化是，人回来了。宏村成立“小宏领”创客联盟，吸引“新村民”返乡创业，引进社会资本投资。他们带来咖啡、民宿、非遗手作、沉浸式旅拍等新业态，也带来年轻人对古村的重新理解。

熊海峰说，判断一个古村是否真正“活了”，要看三个指标：有没有年轻人愿意回来，有没有能自我造血的产业，有没有持续传承的文化。“游客是流量，回来的年轻人才是存量。”

留住古村的“魂”

北京门头沟妙峰山镇水峪嘴村，被称为“京西古道第一村”。村里有一条保存完好的1.5公里古道，石板路上留着深浅不一的蹄窝。山脊上是牛角岭关城——西出京西古道的第一道隘口。

20世纪90年代到2006年，这个村靠开山采石为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村里主动关掉采石场，转向发展文旅：修古道景区、建古道博物馆、复建古道茶棚和黄酒铺，联合周边32个村成立“古道驿站产业联合会”。

如今京西古道景区年接待游客4万至5万人次，综合年收入400余万元，安置劳动力20余人。

熊海峰认为，水峪嘴卖的不是“古村”，而是“北京人周末两小时车程内的一个去处”。它对城市人群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根植于这条1.5公里古道延伸而来的文化内核。

盛茂存认为，宏村在为适应环境求变的时候也坚持“不变”。不变的关键，是遗产保护的制度刚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宏村就确立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方向。每一栋房子、每一块石板、每一扇花窗都被建档，形成一套严密的修缮管理制度。宏村2000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种保护不是把古村当作文物碎片来保存，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来守护。”盛茂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更深层的不变，是文化灵魂。

宏村的价值不止于粉墙黛瓦，还在于程朱理学“耕读传家”的理念、徽商鼎盛时期的宗族社会结构，以及徽州三雕、徽剧、傩舞等非遗技艺。村里整理并恢复传统礼仪和生活场景，让古村不再是被观赏的“标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认为，传统村落具有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重价值。如果说古建筑、老房子是传统村落的“形”，那么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民间艺术、方言故事等就是它的“魂”。这些文化因村落而存在，也是非遗传承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

熊海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判断一个村是否“空心”，常住人口只是一个显性标准，更为隐性的标准则是文化留存。“对于那些原本有自身文化脉络和共同体记忆的村庄来说，如果文化断了、自我组织的能力散了，即使人还在、建筑还在，它也可能已经‘空心’了。”

烟火气和表演之间的“线”

暮色四合，锣鼓声从祠堂方向响起，鱼灯、板凳龙巡游队伍沿着青石板巷蜿蜒穿行。游客不再只是站在警戒线外拍照，他们举着小鱼灯跟着队伍一路走，鱼灯、人声、吆喝声在古巷里混成一片；村里的戏台上，徽剧水袖翻飞。戏台之外，羊肉串、梅干菜烧饼的香气从小店门口飘出，孩童边走边吃村民自制的麦芽糖。

这类场景的共同点是，表演没有被圈进封闭剧场，而是嵌入街巷、河岸、祠堂和市集。安徽西递、宏村等地的鱼灯夜游，让游客手持小灯穿行古村，使非遗展演与夜市消费、民宿停留自然衔接。

在本刊记者调研中，业界专家普遍认为，古村保护和活化绕不开一道边界难题：生活与表演之间如何划线？

熊海峰告诉记者，拿捏好这一边界，首先看主体性。“村庄是村民的村庄，还是游客的村庄？村民是这里的主人，还是被雇来表演生活的演员？生活不能变成表演。”其次看收益分配。如果村民只拿工资，不能分享资产增值，那他们就从主人变成了景区员工。第三看文化真实度。如果晒秋、祭祖、民俗都被固定成节目，那么，生活与表演之间的界限就被打破了。

他并不赞同简单把人迁走、再靠商业运营“还原风貌”的做法。“屋还在，人不在，生活就断了。新进来的人更多是商人，他们对这个地方没有血脉相连的情感，容易带有更强的商业化色彩。”

宏村较早意识到，古村的价值不在于“像景区”，而在于“像村庄”。盛茂存分享了宏村的做法——不搬人，不拆真，不把村民生活让位给游客。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宏村村里至今仍有512户、1556名村民生活其中。村民在古水系里洗菜、淘米，田间依旧按农时耕作。

同时，宏村还较早建立了利益共享机制。早在1998年，村里就实行旅游收入分红制度：门票收入的20%用于县级文保专项资金，8%用于村民分红，4%用于镇级服务维护，1%用于保护宣传，剩余部分为公司经营性收入。2025年，宏村村民人均分红达到8000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1200万元，全村80%以上劳动力从事文旅产业。

这笔分红不只是收入，更是一种信号：保护古村，村民是守护者，也是受益者。

“宏村要保留的，是‘带着一些原来烟火气’的村庄，而不是被商业完全浸染的景区。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连的田园风光，本身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盛茂存说。

古村不空心，关键在人

湖南郴州塔水村通过“唤醒老屋”吸引返乡创业者，把闲置老屋改造成乡村度假区，再引入艺术协会，打造“艺术村”；浙江台州岩下潘村从只剩17位留守老人，发展到年轻人返乡开民宿，村民年均收入增长到10万元；福建屏南龙潭村、四坪村引进“新村民”，用文创激活老屋，让空心村重新有了咖啡香、画展和音乐节。

这些古村“复活”的具体路径虽有差别，但都在一点上有共性，即古村真正缺的往往不是资金，而是愿意留下的人。

受访专家认为，古村文旅融合要走向“新乡民、新乡贤”回流，而留住回流人口，关键在于构建“有事做、有盼头、有获得感”的可持续乡村生态。首先，产业与就业是留人的基础前提。传统村落曾依托农业、手工业或商贸集镇形成生计支撑，唯有提供稳定收入来源，才能让村民安心扎根。其次，需保障发展预期：收益可持续增长，子女有学上、老人有依靠，缓解年轻人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担忧，避免“挣钱在村、生活在城”的分离状态。最后，要增强村民的获得感与价值认同——通过尊重其手艺、非遗技艺与乡土经验，让个体才华被看见被认可，在文化传承中获得成就感。唯有兼顾生计、未来与尊严，才能真正留住人、留住乡愁。

古村之所以成为古村，并不只因为老屋还在，更因为那里仍有人生活、有手艺传承、有节庆延续、有邻里关系。空心化的极致，不是房屋倒塌，而在于乡村文化的失语。

在熊海峰看来，古村落保护中最需警惕的问题有五类：一是过度景区化：将古村简单改造为旅游景区，忽视其作为生活共同体的本质，让村落失去了日常烟火气与真实生活场景。二是资本对本土村民形成挤出效应：租金上涨、业态高端化逐步挤压本土村民生产生活空间，乡土原有活力流失，形成“人多却空心”的隐蔽性空心化。三是标准化替代差异化：出现“千村一面”现象，建筑风貌、文创产品雷同，缺乏在地文化辨识度，难以形成持久吸引力。四是保护性破坏：有的项目以保护之名行开发之实，“修旧如新”“拆真建假”，对古建筑进行迎合大众审美的“整容式”改造，损害历史风貌的原真性。五是城市化思维渗透古村改造：要防止简单的以效率化、标准化、流量化的商业逻辑来评估、改造古村落，忽视了其作为农耕文明载体自带的慢节奏与乡土人情特质。

“古村落的建设、发展的过程需慢工出细活，需要有耐心的资本、工匠精神和懂文化、敬畏文化的人。归根到底，古村活化的关键在人——人的思维、取向和情怀，决定了我们要走向何方。如果只用效率、标准和流量来改造，那救活的可能是旅游产品，而不是乡村的灵魂。”熊海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