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通胀的讨论已经使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清晰，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包括收入分配体制的严重扭曲，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政府与企业手中。同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内需受到内外夹击疲弱不振。自1995年以来，随着购房买车等政府消费信贷的启动，居民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是稳中趋降的，政府的税收持续增长幅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幅度，企业储蓄也增长较快。以央企为例，随着国企改制，企业把大量的包袱给了社会和政府，改制后的国企有了更高的盈利能力，2004年央企利润4907亿元，2005年6276亿元，2006年7546亿元。

面对如此的通胀表现，抑制通胀的方式也应该出之以中国式方法。简言之，不对经济进行全面的降温而进行局部降温，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的结构性降温术。

中央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措施中，有如下重要内容：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以加息的方式提高资本价格；着力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有心者早就感到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力度在加强，效果如何暂且不论，这至少说明企业的生产成本在提升，以往攫取式的低价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也许很快将宣告终结；对于“三农”、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也越来越重视，这从某个角度也可以解读为政府的投资从经济领域同时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以上措施在证明同一件事，中国要素资源价格极端低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抑制通胀的方法竟然是治理环境、是提高工人工资、是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是提高资源价格，但这恰恰就是中国式的抑制通胀法。

在顺差与投资此消彼涨的跷跷板格局中，要削减顺差，投资总量就不可能大幅下降，能够改变的只能是投资结构。抑制通胀的目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提高民众对于物价与资产价格上升的承受力。实际上，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倾向于政府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两个常量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要抑制经济过热减缓通胀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公共收入向公共产品倾斜，建立内需扩大的长远信心基础。

正因为中国的通胀成因与表现形式如此与众不同，因此，中国式的抵御通胀方式也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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