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政府必须挑选一位首席投资官（Chief Investment Officer），此人必须绝对的正直、能力深负众望并具超凡人格魅力。中国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这个位置的合适人选。例如，刚才提到的美国大学基金会就是盛产这类人才的地方。人选一旦确定，他或她就应该被赋予用来组建和管理SIC的足够权力。

其次，SIC应该和政府的其他部门绝缘，政府官员应被禁止就投资事项上接近SIC。就中国而言，SIC应该设立在离北京尽可能远的地方。如果政治权力一旦被允许渗入这一组织，就会种下毁灭的种子。

其三，SIC应被赋予有限的权力，我认为它应该只被授权决定资产配置，决定股票、债券、地产以及大宗商品等不同资产的投资比例，而资产配置的原则是建立在相对价值基础上的。我相信，投资决策越有机制可循，投资回报就越好。在资产类别内选择有价证券的工作应该“外包”给最优秀的基金经理完成，SIC应有专门的部门来对这些基金经理进行绩效评估。

第四，如果一个SIC有投资基金的自主权，那么基金的规模就应该严格限定，投资目的也应明确。例如，中国应该把自然资源视为战略资产。那么，当机会出现时，中国的SIC就应该有自行购买的权力。但是，当事的决策者应该对这些资源的价值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当价格偏高的时候，他们就不应当匆忙作出购买的决策；等到价格走低时，即这些资源变得不那么受欢迎时，政府就应该支持他们逆市而上。

SIC必须抵制住成为华尔街上“宇宙之主”式的交易者的诱惑。与这类交易相关的光环常常会让SIC难以把持，但通常这类交易很少能成正果。当市场如近三年来一样喧嚣沸腾的时候，成为众人瞩目的英雄的诱惑也越来越大。任何一个希望成名的人都应该去做演员，而不是成为投资者。那些最棒的投资决策，往往都是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作出的。而在这些时候，主流的观点通常都是远离风险。政府试图遵循主流的观点，而SIC则倾向于执行政府意愿，这正是我认为应该尽可能限制SIC投资权力的原因。总是高买低卖，是天生的失败者。SIC运作的主导思路，应是损失最小化。

而且，即使中国的SIC经营得力，它也无助于解决中国资本过剩的问题。东亚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有过人均超过 1000美元资本过剩的经历。中国也难以避免。因为中国拥有超过13亿的人口，过剩资本的总额将是空前的，可能每年超过1万亿，这很难让SIC正常运转——SIC不太可能运作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并确保成功。

要解决资本过剩的问题，中国必须得让自己的资本市场国际化，使上海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对于投资，人们都倾向于投资自己熟悉的资产，这使得SIC有必要吸收过剩的储蓄。不过，一旦资本市场实现全球化，将会降低这种定见。当世界上最大的五百家公司都在上海上市，证券经纪商将会把这些国外公司和国内公司进行对比研究。通过价值对比，本土的基金经理和个人投资者将有机会购买国外股票。

随着投资者有了更多的投资渠道，便会减少购买那些估价过高的本地资产，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将有助于降低中国资产市场的泡沫化倾向。这个附加的益处极其重要。重工业的起步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力量。不过，经济基本面的良好状态已让过度乐观的情绪蔓延，并滋生泡沫。若中国不小心应对，泡沫会越来越大，它的破裂将让中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低谷，甚至可能让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

最好的应对策略是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在应对资本过剩方面尤其如此。中国要做的，不是寻找理由建立更多的政府机构。如果中国非得建立一家SIC，那么应对其进行严格限制，以便让其成功的机率最大化，将对国家的潜在损失降到最小。（  环球企业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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