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3月10日 02:10第一财经日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一位参加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15次缔约方大会的专家：中国的“哥本哈根立场”完全可理解

程严

计划内10天加上计划外1天的政治交锋，四五万各国人士的激情参与，全球数千名记者的聚焦……去年12月恐怕是哥本哈根建市以来最风光的时期。

喧嚣过后，这个全球宜居城市瞬间还原本色，而气候变化也借助哥本哈根大会，走出科学领域，进入大众视野。

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固然可以影响谈判的进展，但是政治谈判有其自身的逻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瑞索能源中心(UNEP Risoe Centre on Energy)负责人约翰·克里斯滕森(John Christensen)日前在哥本哈根就此次大会作了公开讲座。会后，《第一财经日报》对其作了专访。

政治声明与现实之间差距几何

关于哥本哈根大会最后时刻的谈判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很多传闻。作为参加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所有15次缔约方大会(哥本哈根大会为UNFCCC第15次缔约方大会)的内部人士，克里斯滕森也只能面带遗憾地说，他也不知道最后时刻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那种谈判是不对外开放的。

但就是在那个颇显神秘的时刻，出炉了哥本哈根协议，从而结束了各方的争论。协议一经公布，立刻招来众多评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评价积极，而有些国家认为这样做“不民主”，他们不愿看到少数几个国家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再让其他国家决定签署与否。

在克里斯滕森看来，哥本哈根协议就像个“滑稽的动物”。他从协议中的要点出发，来分析政治声明与现实的差距：

首先，该协议将全球气温升高目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之前曾有很多国家谈论过这个数据，但协议真正将之确定了下来。但如果要达成这一目标，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要停止排放温室气体”。所以，克里斯滕森说，这“看上去很有意义，但根本无法实现”。

其次，协议建议《京都议定书》的附件一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减排行动应接受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国际监督机制，这是一项新内容。问题在于，这种监督没有法律保障，所以发达国家可以规避。至于发展中国家，协议建议其采取国家减缓行动。这一点上，关键得看发展中大国的行动。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不易转化成减排量进行测算，但克里斯滕森说：“他们基本上是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要求的范围内行动的，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为。”而且，如果发达国家不能显示出诚意，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难有进一步的作为。

第三，发达国家在未来3年内提供300亿美元，作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启动资金，这是个不错的开始。另外，到2020年，发达国家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这笔钱只能满足最低需求，而且还不一定能到位。

最后，在组织机构方面，将成立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Copenhagen Green Climate Fund)及负责技术转让的机构。但相关的运作机制至今没有确定。所以，克里斯滕森认为，协议并非一个决定，只是表明与会国家愿意支持协议的内容。

外界期望值过高

克里斯滕森在采访中多次表示，即便在去年11月的巴塞罗那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哥本哈根大会前各国之间的最后一轮正式磋商)上，也没人相信在哥本哈根会达成什么协议。但由于舆论的压力，人们的期望值在11、12月间被极大地提升起来。而且，全球100多位国家领导人齐聚哥本哈根，所以外界认为一定“得发生什么事”。

他提到，自己曾参加过15次UNFCCC缔约方大会，此前见过参加人数最多的是2005年前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会，约有1.1万人参加。而哥本哈根大会有四五万人参与，对此，他并不赞赏：“很多人其实并不真正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参与这一事件，人们有种感觉，就是参加这次会议是很重要的事情，仅此而已。”因此，“人们的期望打乱了谈判人员所遵循的进程和步调”。

而就联合国方面来说，它对这次大会设定的最理想目标是达成法律协议，但“这个目标太高了”，因为有些国家会提出很苛刻的附加条件作为其赞成法律协议的前提。比如，在2003年的莫斯科气候变化大会上，俄罗斯提出的要求甚至包括允许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克里斯滕森说，如果联合国当初考虑一个有政治约束力的第二目标，将更有利于推动谈判进程，而现在的结果是，协议不但没有法律约束力，就连政治约束也显得十分松散。另外，联合国没有显示出足够强大的能力来控制谈判局面。

克里斯滕森还提及了时机问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目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尚未对气候变化议题显示出足够的兴趣。有时候，期望高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抱有过高的期望，则可能导致爬得越高摔得越疼。

克里斯滕森不认为这次大会未能达成法律协议是哪一方的错。从欧盟的角度看，它向来认为自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领袖，但欧盟内部在气候议题上也莫衷一是，主要是意大利、波兰等国有不同意见。由于内部无法就“2020年前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30%”的目标达成一致，欧盟难以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影响到其他集团。所以，“欧盟这次整体发挥的作用比起基础四国和美国来说，是令人惊讶的小。”

他补充说，作为主席国的丹麦政府也犯了某些错误，比如，丹麦以为美国会有比较积极的姿态，因而没有给发展中国家足够的关注，让发展中国家感觉自己的意见被漠视。

克里斯滕森认为，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上的立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按照要求采取自愿减缓，“而(若像发达国家苛求的那样)采取自愿减缓又要接受国际监督，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墨西哥大会前谈判不容乐观

在2010年1月31日——各国向联合国通报各自的减排、减缓目标的最后期限前，联合国共收到55个国家的承诺，其中包括所有的发达国家和24个发展中国家。因此，这也可以看作是所有排放大国首次一致表示愿意减排。

不过，克里斯滕森认为，这些指标只是“低端”的，且同哥本哈根大会前各国提出的目标并无区别，“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联合国没有一个法律机制来强制这些国家实现目标。”

而按《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如果发达国家在第一承诺期未完成减排指标，那么就要在第二承诺期完成，并追加相应的惩罚。但目前看来，有没有第二承诺期还是个问题。即便有第二承诺期，那么减排时限也可同样地被拖到第三、第四承诺期。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国会并不愿意遵从联合国这个超国家机构的约束，在审批《京都议定书》或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方面必然动作缓慢。

接下来，联合国框架下的一系列气候谈判将陆续进行，与此同时也将有一些政治行动。比如，法国将在4月1日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克里斯滕森不无调侃地说：“希望愚人节这天举办会议不那么糟糕。”

玻利维亚将于4月20～22日举行“气候与人性”的会议，其目的是希望促成一项更有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但会议主办方倡议的全球机制与当下的完全不同。

而丹麦在年底的墨西哥大会之前，仍将一直是UNFCCC缔约方大会主席。不过克里斯滕森说，很难弄清楚丹麦政府的政策走向，加上担任哥本哈根大会前半段主席的丹麦气候与能源大臣康妮·赫泽高已经出任欧盟应对气候变化委员，所以丹麦在未来发挥的作用将“非常有限”。

那么，未来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克里斯滕森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不久表示，谁能成为清洁能源的最佳制造者，谁就将成为未来的经济领导者。

克里斯滕森说，中国现在似乎走到了欧盟和美国前面，因为中国数年前已经开始在新能源方面采取行动，而美国目前才刚刚开始。尽管欧盟在技术上占据优势，但中国在社会机制和市场方面有优势，可供施行新能源政策。

他说，欧洲“可能在小范围内做得比较好，但系统性不强，而且跨学科的研究传统没有中国深厚。就发展进程而言，尤其是风能和太阳能方面，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是最大的制造者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在中国的增长实在是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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