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难将那两个李嘉诚连接在一起，一个是在商业世界中果敢、谨慎，一笔交易可以赚取1500亿港元的传奇商人，另一个则是看到生活不幸的人会眼圈发红的软心肠、善感的老人。

也是在10月的那次媒体见面会上，李嘉诚第一次提出了基金会是他“第三个儿子”。这种非常中国式的表达，表明了他对慈善事业倾注的热情。但人们却多少难以理解这个已经投入了将近70亿的基金会的救助哲学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3年中，李嘉诚一次次做出惊人之举，2006年1月，他卖出了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股份，将获得的10亿美元利润投入基金会，8月时，他又突然宣布，将把不低于财产三分之一的钱捐献给基金会，按照目前的估计，这将使李嘉诚基金会的财产增加到500亿港元左右，成为亚洲最大的私人基金会。

数字当然令人惊叹，更令人赞叹的是，基金会越来越清晰的逻辑。“中国传统的视慈济心为个人德行，这不足以平衡物欲世界中对贫病的冷漠。”他2005年6月对《亚洲周刊》说，“我们要有新思维去改变我们民族的命运。这是我想去鼓吹、去做的。”

如何从个人道德的完善，转变成对社会整体变革的推动，越来越变成李嘉诚关注的核心。他血液里流淌的不同因素，彼此纠缠，相互影响。佛家的慈悲心、儒家的兼济天下的热忱、西方式的管理模式、上百亿的资本，不同的力量通过李嘉诚共同注入到基金会，它会变成推动中国进步的一种不可忽略的力量吗？

二

慈善业显然已是一个被过度谈论和“政治正确”的话题。政治人物、企业家甚至好莱坞明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很多时刻，它变成了可耻的自我形象宣传或是某种道德优越感展示，或干脆是一种对社会风尚的响应，它与被帮助的个人无关。

作家保罗·瑟若克斯批评摇滚明星博诺的援助方式对于非洲的现状于事无补。他甚至以40年前在非洲志愿者的亲身经历，告诉比尔?盖茨将计算机送给孩子们的行为毫无用处，他们更需要的是铅笔和纸。一个被受困的社会真正的变革，必须来自于自身，而不能仅仅依靠外来的力量。

在这一期杂志里，我们试图寻找一些分享着这种“孤独的激情”的人。他们绝大多数默默无闻，他们可以调动的资源也有限，但是他们却以各自的方式，致力于帮助尽可能多的人。比起呈现他们身上令人感动的一面，我们更愿意追寻的是支持他们前进的内心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我们也想追问，这种星星点点的个人努力，能否转化成一种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改进，尽管现实相当残酷。

我们选择“上善若水”为题，是因为推崇“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特性，那些真心要帮助别人的人，从来都将个人隐藏在这些善行背后。当然，我们的期待不止于此，我们期待的善行不仅帮助别人、减少别人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要激发起被帮助者对未来的希望，唤醒他们对于自身尊严的渴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慈善的理解，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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