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担任国家计委副司级研究员的郭树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目前上海、深圳已经上市的股份制企业，实际上只是个人股上市，占绝大多数比重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并不能上市。因此，这两个股票市场都是片面的或边际性质的股票市场，这也是造成市盈率扭曲、股价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应逐步放松控制，让法人股上市，在股市过快上涨时也可抛售一部分国有股，这对稳定股市、筹集公用设施建设资金都有好处。"

当时，郭树清还提出了国有股一部分可以划出来交给社会保险基金，当作国有企业老职工过去的保费积累，从而克服统一社会保险制度的困难。这些想法现在也已成为现实。当然，他在此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国有股划转和法人股上市流通可能给市场造成的巨大冲击。2006年，通过对价赎买的方式，国有股、法人股终于获得了上市流通权，国有股划转社保的制度也得以建立。

然而，可以流通并非实际流通。银行、石化、钢铁等行业的大型蓝筹公司是沪深股市的基石，这些公司又往往是国有股绝对控股。为了保证国家的控制权，国有股实际并未流通。大型企业的再融资一向为市场所厌恶，这又反过来造成蓝筹股股权结构多元化进展缓慢。社会资金(包括散户和相当一部分机构)更多是集中炒作中小盘股票。新股发行中由于老股锁定三年才上市，供给不足，其炒作也就更加严重。说到底，郭树清近20年前指出的市盈率扭曲、股价大起大落的问题迄今仍是A股市场的顽症。

任何经济问题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资本市场尤其如此。上述市场结构问题也正是源自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因而必须在国资改革的大棋局中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眼下就可甘于毫无作为。

郭树清履新证监会主席，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调分红机制。数据显示，我国市场真正分红的主力就是大盘蓝筹股。如果这些企业更多分红的话，那么，减少分红弥补资本金缺口的做法自然与其相抵触，再融资需求会增加，从而倒逼再融资机制更加市场化。用经济学家华生的话说，这个市场化就是市场是什么价格，就以什么价格增发股票，而不是用打折的定增输送利益。分红政策好、再融资价格公正的蓝筹股当然能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参与，甚至散户也更加愿意买入持有。如此一来，投资蓝筹股才不仅仅是空洞的口号，蓝筹股的持股结构才会多元化，从而促进整个市场趋向于相对合理的估值水平。

牵扯市场根基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中国的工商社会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间断了半个世纪，原本自然发育出来的商业信用大概只在重山阻隔的岭南、福建有零星的保存。没有诚信基础，没有基于信托责任的代理人制度，中国股市前十年的恶庄操纵和后十年的内幕交易也就不足为奇。

重建信托责任，监管者需要松开"看得见的手"。但是，市场基础的孱弱亦是客观现实，因此，对失信行为的惩戒机制必须强化，监管者应当树立威慑的可信性，永不回头、坚持到底。去年11月，郭树清上任不久就查处了一名重组委的委员，近期对市场影响极其恶劣的李黎明也在移送公安部门的同时迅速通报。前者是体现了其铁腕治军、严查证监会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的决心，后者则是对证券从业者的严肃警示。

在贵州工作过的郭树清深知中国的贫穷，央行和外汇局的经历则让他清楚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危险——我们的国家30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我们足够强大。历史教训值得记取。几百年前的明清两代，中国也曾用茶与丝源源不断换回白银，占据世界贸易量一半以上，却仍然逃不过近代的屈辱和苦难。在《直面两种失衡》一书的序言里，郭树清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与欧洲出现了衰落与兴起的交替。现在他有一个机会去尝试，为改变国家的命运做一点事情，这个机会正来自资本市场。

机会同样属于每一个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是振作起来的时候了。丢下我们身上的矫饰，做一个诚实、负责的投资者。我们每一分钱的投资，每一次投资的选择，都关系到市场效率。唯有诉诸激进改革，我们的投资才能汇聚成强健市场、振兴企业、改变国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