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左）与凤凰财经纽约记者Chloe（右）合影
【编者按】当下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家关系错综复杂。中美关系作为焦点之一，其博弈合作，未来走向备受外界关注。中美两国领导人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对世界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凤凰财经专访了多名中美问题学者，本期对话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一直被视为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桥梁。斯蒂芬•欧伦斯自2005年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这一务至今已有十年。作为中美关系的见证人，欧伦斯曾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2015年，是中美建交的第36个年头。专访中他很开心地告诉记者，作为1979年中美建交法律团队的成员，那会他被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称为“小土豆”。
欧伦斯说：“中美建交的初期，卡特总统是我在国务院的上司，他叫我“小土豆”。那时推动中美建交的特使团成员不多，中美故事的开始其实是我们对中国不曾有预期。但我现在眼中的中国，色彩特别丰富。中国的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们穿的用的越来越好，医疗环境不断得以改善 我是这一切的见证人。”
他直言，中美友情已经确立，已从萌芽走向携手发展阶段。“时机现已成熟。美国经济的复苏，只欠东风。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则需凭“借力”。中国无论是扩大对外投资，还是增加国际资本的流动性，都已初显信心。欧伦斯还说，这会是一场“好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看中美两国如何把握！
中国的变革令美国人雾里看花，不理解
针对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一系列改革，欧伦斯坦言，美国人有些“雾里看花”和不理解，但他可以肯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是有助于中美间合作的。同时，他也认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已不再能充分说明中美间的关系和互动。
欧伦斯说：“在2014年，我们看到中美间的一些问题有所显现。尽管中美间的经济互动依旧热络，但是中美在东海以及南海问题上的摩擦，还是值得关注的。APEC会议期间 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会面，直面这些矛盾，也产生了一些化解的可能，比如十年签证的开放。这的确提供了很大便利，我们会看到这一政策产生的后续变化。
自去年11月开始 中美关系再度重回“正轨”，对于欧伦斯来说，今年中美间的大事件就是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互相承诺，但却还没有完成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欧伦斯告诉记者，如果协定一旦达成，那么这个影响力将是巨大的。“在1978年，我曾代表美国投资者去中国推进中美经贸。我们去了深圳、广州、上海、北京，过程中将美国的文化传递给了中国。现在刚好反过来了。美国人继续在中国投资，而更多的中国人也将走出国门，来到美国进行贸易投资。我相信，这些中国投资者会成为中国贸易的“特使”，将中国价值和“中国梦”输出给美国。”
“中美间的投资就像一场婚姻”
欧伦斯对凤凰财经记者特别强调了投资的重要性。他说，简单的交易和买卖都不如长期投资来得实在。
“好比我（美国）想卖一样东西，我每年过来（中国）一次。我们说好了一个价格，交易完成我就回国了。但是如果我要展开投资，那么这就像一场婚姻了。需要我每天关注你，我们要一起共同面对困难，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工作。或许我还要为这个投资项目雇佣新人，为适应当地文化而努力。所以，我说投资更像一场婚姻。而如果《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于2015年或者2016年签署，那么想必这将大大增加中美间的贸易投资量，从而加强两国关系。” 欧伦斯说。
在欧伦斯的眼中，中美关系有时更像一种“友情”，可看出他对中美关系的“特殊“定位。他直言，中美间的经贸往来在今天看来，已经从萌芽走向发展，从磨合期走向成熟期。美国经济的复苏，只欠东风；而时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尚需借力。中美两国之间的这场抑或是博弈，也可能是好戏，只看如何把握。
中美公司一些领域是存在竞争的
欧伦斯表示，就经济层面而言，中美公司在一些领域存在竞争，比如能源，制造业。但是这其中投资是基础，因为中国公司在美投资，也会助于提升美国的就业率。反之亦然。再有就是外交方面也存在竞争。一旦中国的外交政策不适用于美国的利益考量，那么美国也会有相应的政策外交与之抗衡。这在俄罗斯、乌克兰、叙利亚，以及阿富汗问题上均有体现。但这些议题也有局限性，比如当ISIS出现后，中美在反恐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在这一层面上，中美的外交互动是不错的。
他说，中美间在很多方面的合作互动，都取决于能源价格。曾经的美国制造业回流就是因为天然气价格下降，今天美国天然气价格的下降能有当时的四倍之多。因此美国再开工厂生产是由于这样的成本很低。高科技领域方面的合作，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希望共同推进。美国方面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是持开放态度的。比如中国公司可以来美国与当地公司进行合作，开设合资公司。
中美间投资限制依旧存在 重在消除贸易“歧视”
回顾历史上，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鲜有成功的预言家。从克林顿到奥巴马三届美国总统对华关系定位模式的变迁，从中不难看出，虽然造成中美关系定位难的原因有许多，但是，各届总统把中美关系作为平衡更党派利益和选战拉票要素的做法，却都是相同的。
从总体看，上届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往往都是被后任推翻，从而导致对华关系难以保持稳定。也有人说，造成这种局面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即美国担心中国有朝一日会取而代之，因此很难跟中国建立起战略互信。美国在对华问题上的这种既想遏制，又想合作的矛盾心态以及美国多元化的政治生态和利益格局，必然在对华问题上难以达到平衡。
对此，欧伦斯表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谈判的进展情况。他说，“我无法告诉你协定是否能够最终达成一致，但我可以说这有很大可能，因为它使得中美双方的贸易实现正常化。但是奥巴马总统在接下来的两年任期会做出何种选择，都是不确定的。中美双方在投资领域的障碍其中就有，联邦政府推进贸易投资的速度太慢。”
最后，欧伦斯指出，中国对西方在华投资存在一定限制，他们更倾向选择国有公司展开贸易。而美国对某些赴美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也存在“歧视”问题。因此，中美在这场“经济比赛”中，双方是不平衡的。但《中美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将有望在诸多领域解决以上问题。
中国战国时代思想家墨子倡导“兼爱非攻”，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国民与国民之间应该“兼相爱、交相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之间要互惠互信。通过自由贸易实现互惠；通过交流沟通实现互信。毋庸置疑的是，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势必影响到原有的以大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的治理结构。
“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是习近平主席在2012年访美时所讲的。而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则需要更多政治家及学界精英们的审时度势。
历史回顾：
“华盛顿共识”VS“北京共识”
学界最早提出“华盛顿共识”概念的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这是一套主要针对拉美国家与苏东剧变后的东欧国家的隶属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华盛顿共识主要包括十个方面的内容：：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北京共识”源于英国学者、任职于美国高盛公司的乔舒亚•库伯•拉莫的论文《北京共识》。拉莫先生对“北京共识”的定义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其认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并且拉莫先生还认为“北京共识”正逐步正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华盛顿共识”本来纯粹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概念，但是随着“北京共识”概念的出现，学界关于两种共识的竞争与对立已经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而进一步扩大到政治学领域，并且这种对立与竞争渐现扩大化，甚而有国内有学者的认为“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
凤凰财经特约记者Chloe发自纽约 编辑/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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