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杉
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兼任南开大学国经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MBA导师，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国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
编者按：
京津冀，这本是一体的经济区域，却因为行政区划，不仅来往少，更缺少产业链协调，更多是各行其是。
北京与河北省交好的城市还不少，如唐山，那里不仅有首钢，还有京唐港。之所以有京唐港，就因为北京不想货物海运被天津卡脖子。尽管连接北京与天津港的京津唐高速公路是中国建设的第一条国际标准高速公路，但这条路并没有将两座城市一起带上发展的高速路。一段时间以来，天津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北京。京津两地足球队都是国内强队，虽有主客场，但却常常被足球迷们叫做“京津德比”。可见，京津的关系之密切，既爱又恨。
比起京津两地的隔阂，京津周边的河北区域经济发展更是落后，被认为是“灯下黑”。其中，夹在其间的河北廊坊市也受到牵连。北京、廊坊、天津，三个城市相连，京津都想收编廊坊，廊坊希望归到首都，河北不愿放弃，但又知道这块是狼嘴里的肉，迟早被吃掉，所以河北对廊坊不上心。在雾霾天里，北京人渴望冀北山区能够带来风，但北京人也知道，这雾霾天也有众多河北污染源的贡献。
天津学者此前多有建议，希望京津冀协调发展，将天津建设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就是南开大学教授提出的。当然，南开大学还有教授曾经提出京津一体发展方案，但遭到当时天津市委批判。可见，京津冀难以协调发展，更多是政治利益在起作用。在各自地盘里，书记都是老大，谁也不想受制于人，要打破区域壁垒，只能是中央出面。
2月26日，持续一周的北京雾霾开始退去，这在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召开了京津冀协调发展座谈会，并提出了七点要求：
一是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
二是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
三是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
四是要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
五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
六是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
七是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以雾霾天为背景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显然是中央要下定决心解决污染问题和经济增长效率问题。由于这一区域的龙头是北京，因而周边的经济发展多与北京挂钩，人员向北京集中，机构在北京设立，就连津冀一些地方人买的私家车，也在北京上的号牌。这使得首都北京承受了巨大压力，“大城市病”也越来越重。
解读中央关于京津冀发展安排，实际包含了三个重要含义，一是协调京津冀区域发展，消除环境污染源，促进经济增长；二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让北京放下沉重包袱；三是给河北还账，尽快让其摆脱落后局面。
协调京津冀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制定区域发展规划。规划应该涉及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确定龙头，二是确定布局和产业链，三是打破区域资源流动隔阂。
习近平提出的第一条就是“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在这个原则下，应该建立以北京为资源配置中心，以天津为制造业基地，以河北省为产业链上游和下游配套的分工格局。由于产业链布局涉及地方税收利益，合理进行财政税收安排就是一个重要议题。这方面，北京应该有所牺牲，河北能够增加更多收益，天津可以获得更多工业项目。
其二，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北京城市发展畸形，功能覆盖太宽，导致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社会治安隐患增加。适度让北京减肥，弱化其经济功能，是解决北京问题的关键。未来北京可能做的是，低端产业向河北转移，如批发市场转移到北京周边地区，减少北京人口流量，也改善社会治安。制造业总部向天津和河北分别转移，提高两地产业集聚能力。
笔者认为，应该将北京的国企总部尽可能转移到外地，不仅是转移到津冀，而且范围应该更广。国外跨国公司总部都在企业发源地，而非集中在大城市，目的就是保有企业文化的根。北京央企集中，更多出于政治因素。一个更好办法是，将央企分类转移到产业相关集中地区，如将中石油迁到大庆，将中石化迁到兰州，让他们保留石油企业根脉，也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央企总部搬迁，应该作为经济战略来探讨，不能局限于京津冀区域发展。当然，在目前情况下，将合适企业集中到天津，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因为天津产业链齐全，且有港口。将天津真正打造为环渤海地区制造业中心，这是比京津冀协调发展更高的战略布局。
三是建立城市群发展体系。京津冀城市密集，但与珠三角与长三角相比，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北京是巨无霸，天津是土豪，而河北城市发展相对落后，像新兴城市唐山，其近期发展也是靠钢铁，不仅导致产能过剩，而且产生污染问题。对京津冀三地城市群统一规划，建立合理交通联络，可以更好布局产业和分布人口。当然，重要的是，城市分工要尊重经济规律，不能靠拍脑门。考虑到京津已有高铁连接，未来京津冀还要布局更多城市高速轨道交通，如北京地铁应该延伸到燕郊，高铁到固安、张家口等。
四是要做好生态协调。此前的区域经济布局常常过度考虑经济增长，而忽略生态，此次中央提出京津冀协调发展，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环境污染威胁到了北京生存，化解北京雾霾，是京津冀协调重要内容。习近平的第五条要求就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
五是打破行政区划，建立要素自由流动机制。这一条在区域发展中至关重要，其中户口限制问题恐难以破题。鉴于北京市人口过于集中，北京不可能放开人口限制，现在千方百计将外来人口引导到河北。最近北京清除了大量城市违章建筑，实际减少了外来人口生存空间，目的就是减少流动人口。天津市人口压力虽没有北京大，但天津近来已经开始取消“蓝印户口”，避免人口急剧膨胀。因此，从人的自由流动看，工作地点可以选择，但户口问题仍无法有突破。唯一的可能性是河北省内放开户口，一方面促进省内人口流动，同时将渴望入户北京的外来人口消化到河北。
京津冀协调发展，是改善北京环境，乃至治理华北污染的重要一步，更可以促进这一区域的整体经济发展。目前京津两地负责人都是外来干部，没有过去老京津帮的过深根基，因而利于中央进行利益分配，但阻碍区域发展的观念依旧存在，而这是天津和河北的大问题。没有观念更新，京津冀协调发展并不会顺利，而这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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