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实际的最低工资制

编者按：凤凰财知道4月2日发表《最低工资最愚人》，胡释之先生在访谈中旗帜鲜明、极富冲击力地反对政府设定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认为政府强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对市场经济和自主交易的粗暴干涉，对普通劳动者有害无益，会让低技能劳动力失去市场竞争力而被迫失业。此观点一出，当即在社会各界引发很大反响和争议。

4月3日，中央党校法学教授、博导傅思明先生特发来文章《反对最低工资标准不是无知而是无耻》予以回应。他认为，“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的保护，在资本逐利性的推动下，大部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将越来越低，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强势资本的无情压榨。”此文再次把最低工资标准大讨论引向深入。

针对傅思明教授的文章，山东诸城的网友张德勇先生今日发来一篇文章参与讨论。他以一个小城市居民的观察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书本外的思考，他认为，“傅教授想当然地把资本家及其资本放在了一个强势的位置，把底层工人放在了一个弱势位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认为，真理不辨不明，在观点的短兵相接中，人们才能辨析其对错。抛开头脑中固有的偏见，甚至摈弃权威，独立思考，你才会知道正确的答案。为此，我们将张德勇先生的文章予以发表，希望读者们对照阅读，明辨是非。同时也欢迎读者朋友继续贡献你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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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案例

以身边观察的几个小的事例来谈谈对最低工资制度的看法。先谈事例，再来分析最低工资制度本身，争取能够以小见大，不拘泥于学理分析。 

胡释之先生和傅思明教授的反驳文章都看过了，各有其理，但针锋相对不容易形成共识。我身处偏居一隅的小城市，论资排辈估计要算中国五线城市了，以身边观察的几个小的事例来谈谈对最低工资制度的看法。先谈事例，再来分析最低工资制度本身，争取能够以小见大，不拘泥于学理分析。

事例一：地点，菜市场。有一个卖豆腐的中年妇女，就只卖豆腐，聊天中得知大概每天能卖掉1000斤左右的豆腐，雇着几个人在做豆腐，豆腐价格为2元/斤，粗略估算每天收入在2000元左右，一年365天，她基本上都是天天卖豆腐。若以300天简单计算，每年入账在60万元，除去成本，净赚20万左右，这个估算得到她本人证实。

事例二：地点，超市旁边。有一家几平米的小吃铺，只卖一种加盟的“手抓饼”，店铺虽小但位置不错，加上客流量大，忙的时候也会需要排队等候一会才能吃上，手抓饼3.5元/个。就在手抓饼店的路对面，有一个“煎饼果子”的摊子，摊子也不大，只卖煎饼果子，2.5元一个。两边的客流量都差不多，保守估算大概每天最少能卖400个手抓饼，200个煎饼果子。不到4平米的手抓饼店有三个人和一个机器，煎饼果子摊只有一个人和一个推车。卖出个数和收入未经证实，但对他们来讲，这个工作一定是现阶段现有条件下能够接受的，否则他们会选择退出。

事例三：地点，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租用别人的多，自己开车的少。遇到过一个自己开车的司机师傅，名下有3辆出租车，自己开一辆，另外两辆用来出租，这三辆出租车的牌照的资产价格加起来合计近200万，这个算是他的资本，每年的年收入近20万。一般包别人车开车的司机师傅，一般收入平均在4000-5000左右。（2013年的数据，询问得知）

选择这三个事例，来看最低工资制度的问题所在。

工作不是企业选职工而职工没得选的单向选择

我所在的城市工人普遍工资在2000-3000元/月。若企业真的敢今天对你说，这个月1000，下个月500，我想抛出六字真言的不是企业，而是职工——“我不来，自己滚”。因为企业面临的竞争，不只是其他企业的人才需求竞争，还有职工可以自谋职业的竞争。

傅思明教授在文章的第一部分“适当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对市场的合理干预”中，做了这样一个场景假设，“在劳动力过剩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对于大多数岗位来说，劳动者是可替代性。也就是说这个岗位，给你干也可以，给他干也可以。因此，企业可以今天对你说，1000元一个月，下个月就可以降低为500元一个月。你不满么？六字真言——‘爱来来，不来滚’，有的是人来应聘。好吧，只能换一家企业了。但是， 另一家企业也不是傻瓜啊，对于资本来说，工资就是成本，成本肯定越低越好了，没有企业会主动给自己增加成本。250元一个月，你不高兴——那还是给你六字真言好了。”

在这一段背后，作者给出了自己预想的反驳，但是，这个反驳并是问题的关键和根本。在市场竞争之下，工作就业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企业选职工，职工没得选的单向选择。回到开始所举的例子，我所在的城市工人普遍工资在2000-3000元/月。若企业真的敢今天对你说，这个月1000，下个月500，我想抛出六字真言的不是企业，而是职工——“我不来，自己滚”。因为企业面临的竞争，不只是其他企业的人才需求竞争，还有职工可以自谋职业的竞争，比如本文开头所举之例，可以菜市场卖菜，可以开个小吃店，还可以开出租车，虽然这看上去好像是失业，但收入完全可能比在企业里工作，按月发工资要多，当然，自然也可能会更辛苦。另外，这牵出的关于失业的定义问题后面再讲。 

​为什么不规定豆腐的最低价格

卖豆腐、卖小吃、开出租车等的也是劳动者，只不过面对的资本不是资本家形象的企业雇主，而是由每天的消费者组成的资本，这个资本同样强势，随时随地任何人都可以决定买还是不买。

傅思明教授在文章第二部分写道，“面对资本的强势，劳动者永远是弱势一方，在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的保护，所谓‘双赢的自愿交易’是绝对不可能的——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将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市场也将因为缺乏足够的购买需求而逐步萧条。”

首先，只要协议是自愿达成，不存在强迫行为，那么一定是双方共赢的，否则协议从一开始就不会达成和履行。那么姑且傅思明教授的假设是对的，劳动者永远是弱势一方，拨开现象看本质，我们如何来看待卖豆腐、卖小吃、开出租车等现象呢。他们也是劳动者，只不过面对的资本不是资本家形象的企业雇主，而是由每天的消费者组成的资本，这个资本同样强势，随时随地任何人都可以决定买还是不买。唯一与资本家的资本不同的是，买与不买的权利由资本家一人决定变成了消费者的多人决定。那么，这个由一人决定的资本和众多消费者决定的资本，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和不同呢？答案是不存在，因为当卖豆腐、卖小吃、开出租车的人选择去企业工作时，是为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而选择自谋职业，不过是选择了直接面对消费者，提供的同样是产品和服务，本质上并无不同。

显然，傅教授并未注意到这个不同，最低工资标准的政策制定者也没有注意，或者并不认可这个实质上的无差异性。卖豆腐、卖小吃、开出租车的人都可以算是劳动者，劳苦大众的一员，每天工作比在工厂里工作的底层工人甚至更辛苦，若我们制定政策规定他们的产品价格必须在某一价格之上，来帮助他们取得最低收入，有基本的收入保障时，而他们所提供的豆腐、小吃和服务，又暂时无法达到这个水准，可想而知，众多的消费者会选择用脚投票，走开不买。但当我们规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来帮助工人获得最低收入时，不过是决定的对象从消费者换成了企业雇主、资本家，他们的选择同样可以是用脚投票，选择不雇佣，也就是不购买这个工人的服务。问题是，一方面，政策上，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帮助在企业里工作的工人（劳动法规定写的明白），而没有写明如何以同样的手法帮助各种自谋职业者呢？另一方面，这个本质上并不存在的不同，显然可以看出，两边——企业从业者和自谋出路者，这个帮助的方法都行不通，不得要领。

想当然的工人比资本家弱势

傅教授想当然的把资本家及其资本放在了一个强势的位置，把底层工人放在了一个弱势位置。当人们对工作不满意的时候，会主动辞职，或干脆不跟你签订劳动合约，转而选择主动失业或自谋职业。所以傅教授的分析脱离了实际观察，是站不住脚的。

傅教授想当然的把资本家及其资本放在了一个强势的位置，把底层工人放在了一个弱势位置，这在其第一部分分析中就可以看出。然而，正如我所列举之例，事实并非如此，当人们对工作不满意的时候，会主动辞职，或干脆不跟你签订劳动合约，转而选择主动失业或自谋职业。在这两点上，傅教授的分析脱离了实际观察，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关于失业的定义，经济学者一般不认同政府的定义，而对于失业问题的关注，也是在近代以时间合约为基础的雇佣制度出现后才出现的问题，我个人比较认同张五常教授关于失业的定义：一个人可以工作而又愿意工作的人，找不到自己愿意接受的待遇或薪酬，也不愿独自生产。

张德勇（您可以通过邮箱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