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中国很多事都和2020挂在一起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最后就是一个办公室。刘鹤现在是发改委副主任，我想他将在这个小组里面发挥一些作用，把发改委的体改部门，对外管理部门动员起来，无论是把它独立出来还是留在那里头，都可以做一些工作。但是从大方向上来说，发改委的地位肯定会受到影响，所有的改革都是要改很多发改委现在控制的东西，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黄益平在接受凤凰财经专访时提到。

编者按：

昨日，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闭幕。而围绕本次全会所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引起各方关注，一般认为《公报》是未来一段时间国内改革的总纲领。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对凤凰财经表示，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一个十分复杂的阶段，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需要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样的机构来克服阻力，推动改革。

黄益平此前在巴克莱任职时，就曾经提出了“克强经济学”的概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认为《公报》的改革思想和“克强经济学”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但是他同时提出，期待中的金融改革、户籍改革和计划生育改革并没有出现在公报中。特别是金融改革，作为目前比较急迫的一项改革，本应该是当下最应该关注的问题，但并没有被提及。

需要高层力量克服改革阻力

凤凰财经：您看完《公告》全文之后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包括最主要的经济方面的内容，是在你预期之内吗？

黄益平：从大的方面来看，第一个是说最后经济改革的核心还是要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实际在十八大报告里头是有的，我的理解它现在在说这个问题，其实是要往市场方向走，即市场因素要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个我没有预料到，就是中央要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为何没有恢复国家体改委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当时他说“有三个拿不准”。如果这样延伸下来看的话，以后会建设一个新的机构，或者设立一个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没有机构会比他级别高，这是相当大的盘子，但是做什么还不知道。

改革小组你可以把它看作是顶层设计的反应，在这点上我是支持的。

尽管我对顶层设计能设计出什么东西不是很乐观，但是现在确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较高层的力量来克服一些改革的阻力。

第三就是明确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2020年是很重要时间点。中国都很多事情都和2020挂在一起。根据十八大报告安排，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初还有人提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很多人提出央行2020年要实现资本项放开。

不管具体最后是什么，但是领导脑子里会有2020年是关键时间点的概念，到那个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很完善，经济发展水平会很高。

凤凰财经：如果说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发改委的作用会不会就被削弱了？

黄益平：发改委本身就不是很重要的改革部门，尽管它有这方面的职能。但完全没有发挥真正改革的功能。

发改委给人的感觉主要还是以管为主，不是以改革为主，我们听到的由发改委主导的改革很少，但也有一些，不是那么突出。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从改革功能方面来说，不见得对它有多大的替代作用，当然从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如果是领导小组真的要做工作，它也可以把发改委作为它的办事机构，还是要有人做事。

领导小组最后就是一个办公室，尤其是刘鹤现在是发改委副主任，我想他在这个小组里面要发挥一些作用，把发改委的体改部门，对外管理部门动员起来，无论是把它独立出来还是留在那里头，都可以做一些工作。

但是从大方向上来说，发改委的地位肯定会受到影响，所有的改革都是要改很多发改委现在控制的东西，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金融和国企改革有待突破

凤凰财经：有没有预期中的改革没有在《公告》中提到的？

黄益平：我觉得计划生育、户口制度和金融改革，这个其实是普遍预期的，但是最后没有明确的说，没有明确的说当然不见得就不说了，我觉得没有金融改革确实还是有一点奇怪。

凤凰财经：您刚才说金融改革有点落空，之前预期会提到哪些？

黄益平：之前大家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大方向，比如说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改革、国有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改革和资本项目放开，起码会有一些原则性的改革。

现在典型的就是利率要不要放开，这是我觉得当下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金融改革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市场经济很大程度是依靠金融的输血和支持，我们经济发展这么多年，金融很大但问题也很大。之前普遍讨论的是金融抑制问题、利率管制、汇率干预、信贷配置、政府干预等等，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制约资源有效配置的关键。

而觉得这次没有特别提及是因为：第一金融改革应该是很核心的问题。第二一直听到央行在准备相对比较激进的金融方案。但是后来没有体现在公报中，不能说不进行金融改革，只能说没有详细提及还是因为没有共识。

也许很多措施党内争议很大，比如有人认为如果利率放开就会引发金融危机了，资本项目放开了就会受到冲击，如果有这样的争议就很难体现在公报。最后没写入公报不是没想到也不是完全不做，就是因为没有共识。

凤凰财经：国企改革是强调了以前的一种说法，继续维持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同时毫不动摇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一论述怎么理解。

黄益平：其实它是把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提到同样重要的地方，这是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要看最后的落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我觉得超过原来的预期。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国企改革是一个核心问题，但最后发现国企改革根本推不动。其中有各种原因，反正都是很难推的，所以大家觉得在国企方面会没有任何变化，即使有变化都是一些间接的变化，比如说反垄断，比如说要素市场化，把这些工作做了以后，其实对国企就是一个很大的改革。

关于国企的产权问题，不是第一步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公报说以后要把非国有企业地位大幅度提高，也可能以后给公平竞争和打破垄断创造有利的条件。

“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要结合

凤凰财经：黄教授，您在巴克莱的时候，提出了“李克强经济学”这个概念，当时大家也比较关注，这次公报有没有体现“克强经济学”的改革思想？

黄益平：从大方向来说肯定是一致的，当初说的所谓“李克强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结构性改革。

当初提出来三条，第一个是不再大规模刺激，这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大家觉得还是要刺激，因为经济增长下降了，政策扩张比较明显。我觉得从原则上来说，似乎还没有太大的变化，你看李克强决定讲话就说的很清楚，我的理解就是宏观经济稳定还是需要的，但是像过去那样刺激应该是不会再刺激了。

第二个是去杠杆化，最后一个就是改革。

从三中全会推出来的改革措施，不管解读的人觉得满意或者不满意，失望或者乐观。总体上来说要改革，这个我觉得很清楚。

不管改革力度大不大，对于长期观察中国经济改革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不是一奇怪的事情，因为中国本来就是采取渐进的改革，从来就不应该预期三中全会一开完，全国就像搞文化大革命似的进行改革，那是不可能的。

从《公告》具体的线路、措施、决心来说，我觉得跟过去十年都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你认为这个判断成立，那我觉得新的改革方向应该还是明确的。

凤凰财经：大家都说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但是谁是既得利益呢？有人说是国有企业，有些人可能说每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但是一说到改革，好像每个人都在呼吁改革，又都认为别人是既得利益者，到底谁是既得利益，到底谁需要改革？

黄益平：所以改革改到这一步，不能把它简单化的说谁是改革者，谁是保守派，我觉得从90年代开始，基本上这个词已经不太适用了，国外会有一些人说一个人是改革的还是保守的，我觉得现在中国已经很难说了。

就举个例子说，比如我们拥有北京户口，显然在户口制度改革说，我们就是既得利益者。但是作为旁观者，大家都觉得民工当然应该进城，他们的孩子都应该读书。

所以不同的问题上面，既得利益者和改革力量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把十几个问题全摆在桌上，这个组合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户口制度改革，拥有户籍的老百姓的声音可能比较大，但是老百姓通常不具备强大的力量，你可以喊，人多了政府也不乐意，他们很难阻止政府的改革。

但是国企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也都说要改革，要打破垄断，但它绝对不会让你进来，它能阻止就不会让你进来。比如它会说中国的石油要不控制在国有企业手上，中国就乱了，它就不想一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世界，都不是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人家也没有乱但是它的强大不是因为它的观点强大，而是因为它的力量强大。

我的感觉就是，确实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的既得利益者都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比如高校改革，国研中心的方案说以后要教授治校独立运行，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校就应该支持这个改革，教育部就很反对，因为教育部以后再也不能派他的司长出去当校长了，再比如我们要在学校里搞教育改革，教授们支持，校长不支持，因为校长一改革，副部级待遇就没有了，所以中国的改革改到这一步，确实已经变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了。

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从底层开始，下面有压力、有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像这些利益集团真正能克服的，基本上都是从高层压下来的。

凤凰财经：《公报》里提出要抓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两个结合起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种改革环境的考虑？

黄益平：我觉得应该是的，比如像国企这样的，如果高层不能有非常明显的决策，你是拱不破它的，它根本就不给你发牌照你怎么试点。和农村的改革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些有决断力，但是也是有眼光的，有远见的改革者，否则很难。（李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