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尔奈长达半个世纪的对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观察与研究中，他已经学会了更简明地向外界描述他所观察到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对于他来说是信手拈来。在科尔奈尚还年轻的时候，他就参与了1956年的匈牙利改革，这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体制第一次重大改革，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早已变得极富洞察力。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开始启动改革开放，中国人开始陷入了思潮迷惘之中，一方面渴望改变，但一方面又无法确定本国的改革究竟该往何处去。传统的理论体系开始坍塌，但又在本能地抗拒资本主义思想入侵，一时之间，无所适从。

    科尔奈的思想正是在此时传入中国，他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描述词汇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短缺经济、投资饥渴症、扩张冲动、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这些新鲜词汇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他的分析和术语让年轻的学者们着迷。一时之间，人们将科尔奈的思想奉为圭臬，并开始用他的思想理论来解释和指导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

    在那个混沌的八十年代，科尔奈思想正如一盏明灯，给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更多的指引。直到现在，科尔奈思想依然对中国高层保持着影响，在2009年记者采访周小川时，就发现其在翻阅科尔奈著作。

    如今，科尔奈已经八十五岁了，他安静地坐在书房里，接受凤凰财经的采访，自他从哈佛大学退休之后，他开始有更多的时间来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思索研究，老人言语沉稳清晰，智慧之识闪烁其中。我们渴求从这位老人那里，再次听到他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的看法。

    时间拉回到1981年。这一年，51岁的吴敬琏受到中国经济学者于光远的推荐，前往雅典参加国际经济学会的圆桌会议。对于吴敬琏来说，这是他首次前往西方参加国际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他见到了来自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科尔奈在一个演讲中阐述了自已的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里，将必然出现短缺现象。这一言论引发了苏联学者的强烈不满，一位苏联学者认为，短缺只是计划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虽然“布拉格之春”改革遭遇到了失败，但它引发的涟漪并未消散，华约内部的裂痕已经渐渐显现，经济困难与物质短缺让很多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反思自身国家所走的道路，而科尔奈正是其中首个发生思想转变的代表人物。

    早在1956年，科尔奈就撰写了《经济学管理的过度集中化》。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深入分析和批判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受到了东西方经济学家高度重视，因为它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内部的严重问题。

    在八十年代的雅典会议上，苏联对于主流学术界依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计划经济理论仍然深得人心，在不少苏联学者眼里看来，科尔奈在会上的一系列“大逆不道”的言论无疑是投下了一枚原子弹，让他们深感不满。可以说，科尔奈简直就是个异类。

    据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冒天启回忆，80年代他去苏联莫斯科大学等高校学术访问，谈到科尔奈的著作时，曾受到苏联学者极端地抵制与不屑。

    但在1981年雅典的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吴敬琏却仿佛找到了知音，在小组讨论上，他们热情地交流起“短缺”这一话题。会议结束后，科尔奈到吴敬琏的房间聊天，吴敬琏认为科尔奈的观点很有说服力，顿生相见恨晚之意。

    在凤凰财经的采访中，科尔奈这么描述吴敬琏：比起冷酷、刻板、教条的苏联经济学家，吴敬琏更加开明。他对匈牙利的经验非常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中国经济学家。

    此后，吴敬琏也常向人介绍科尔奈及其思想，1983年，吴敬链在耶鲁大学向钱颖一的介绍，引出了日后钱颖一和科尔奈的交情。1986年，科尔奈的书在中国出版，吴敬琏成了重要推动者。

    在凤凰财经的采访中，科尔奈提到一个有趣的小细节，过去他的夫人一直在用美国或日本产的电脑，但现在已经改用中国品牌了。

    科尔奈和中国的渊源是如此的深厚，在他人还没到中国之前，媒体就已经开始在介绍科尔奈和他的著作了。中国的研究机构也开始采用科尔奈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经济研究工作。

    这也是一次实证研究的努力。在研究中，团队就采用了一个“科尔奈指数”，来衡量市场机制在从资源约束型的卖方市场到需求约束型的买方市场中的作用程度。结果显示，企业作为买方的主权地位正在上升，作为卖方的垄断地位正在弱化。

    等到1985年8月份，科尔奈和夫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去机场接他的是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在北京短暂停留，接受领导人接见后，科尔奈便前往重庆的一艘游轮上参与了“巴山轮”会议。

    当时大量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人物均参与了这场会议，很多当时的参会者并没有意思识到，“巴山轮”会议后来成为了中国改革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人们乘坐邮轮，延长江顺流直下，观察沿江各地自然景观和经济现状，并展开讨论。

    在欣赏长江三峡美景时，科尔奈等人听到三峡地区洪灾频发，便谈论起了修建大坝会有何影响的事情。没想到，这在后来成了事实，科尔奈在回忆录里写到：“几年后，这一工程真的开始了。”

    巴山轮上的参会者包括了已81岁的经济学界泰斗、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的薛暮桥，体改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安志文，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等。

    也有一批“小字辈”参加了当时的会议，后来均在政界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成为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官员，包括项怀诚，楼继伟，以及郭树清等人物。据赵人伟回忆，郭树清十分活跃，主动参与整理了会议纪要。

    在这个会议上，科尔奈成为了首名进行演讲的学者，在交流时，科尔奈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药方”：也就是应该采取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换成今天的说法，与“宏观调控加市场调控”的意思相近。

    两者相辅，这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原则，然而放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仍然深陷计划经济桎梏，这一说法显得石破天惊。

    科尔奈的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太多正面反馈。让科尔奈印象深刻的是：自己感到了“阴魂不散的政治压抑，以及缺少自由和权利的社会状况”，“从主席和听众的脸上看不到表情，不知道自己的讲演是不是成功”。只有从经常包围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他提问的年轻经济学家目光中，他得到了些许安慰。

    值得庆幸，最终中国走上了一条改革之路，虽然有波折，但方向不曾改变。随着时代车轮的前进，中国开始告别传统计划经济的短缺现状。

    然而改革伴随的贫富差距，也让人产生了焦虑，“许多人会非常怀旧，容易重拾官僚治理和平均主义等臭名昭著的意识形态。应该如何排解这种怀旧情绪？”在对科尔奈的采访里，凤凰财经提出这一问题，希望能从这位大师处获得答案。

    科尔奈赞同这种现象真实存在。“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十年至二十年后，相当一部分民众非常怀旧。”但“记忆并不可靠，会扭曲事实。苏联解体后，市场改革阶段同时出现了赢家和输家，特别是那些在集中计划经济中拥有铁饭碗，但在市场经济中失业的人群。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输家感觉到自己的境遇每况愈下。在过去的体制下，他们更有安全感。”

    他的中国学生，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王一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王一江认为，以中国为例，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并非没有特权者，只是他们躲在了红墙背后而已，在那个时候，是极少数的特权者和极大多数的不公平者共同存在的。

    虽然科尔奈对中国持续保持关注，但他谦虚地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距离中国十万八千里。尽管其在努力追踪其发展轨迹，但自己仍然是个局外人。“中国有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经济，这是他们的任务。”

    科尔奈在美国教书期间，有大量的中国学生聆听了他的讲课，作为同样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人，大家有太多共同的话语。事实上，科尔奈先生的课谈不上多么有趣，他自己也认为，自己那无可救药的匈牙利口音一定会让学生们感到十分的头疼。不过，与中国学生之间的那种熟悉感是天然产生的，这拉近了他和中国学生们的距离，而这些学生也成了他观察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据许成钢回忆，1986年的春天，科尔奈在哈佛授课，当时一起选修这门课的中国同学有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当时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茅于轼，以及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做访问学者的樊纲也一起旁听了科尔奈的课程。“邹恒甫和胡祖六也曾旁听过一部分。”另外，著名老一代中国经济学家顾准之女顾秀林，也曾专程慕名从夏威夷跑到哈佛来听课。

    科尔奈和这些中国学者之间并没有拘泥于师生关系，而是建立起真正的个人友谊。在下课以后，经常在一起讨论或议论相关题目。让科尔奈自豪的是，他的这些学生最终成为了杰出的经济学家。

    2005年，科尔奈在自传出版时，选用了与四个学生在香港拍摄的照片。在这张照片里，许成钢、王一江、钱颖一、李稻葵簇拥在科尔奈身边，含笑面对着镜头。面对凤凰财经的采访，科尔奈回忆起了自己的弟子：“当我联系他们时，心里暧暧的。”，“让我自豪的是，他们成为了杰出的经济学家。”

    在他的中国学生中，许成钢目前是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在今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针对科尔奈自传《思想的力量》，许成钢曾专门撰写了一万多字的评论，讲述了其恩师的生平与成就。

    李稻葵目前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9月起，挂职担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钱颖一目前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而胡祖六后来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高盛，辗转多地，现在是一家私募基金的创始人兼董事长。

    在作家柳红看来，科尔奈是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血与火中进行思考的人。他选择了一条道路：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揭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而且坚定不移。

    1968年，匈牙利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进行了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而科尔奈正是这次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策划者和设计师，整个改革的思想就是受他的影响。

    但那时，他也尚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他说自己“天真地”认为只要用市场取代了计划，那么大多数计划体制存在的问题就都能解决。所以1968年的匈牙利经济改革整个的放弃了计划经济，之后也有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追随匈牙利的做法。

    但是在1968年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后十几年的经验里，科尔奈观察到，放弃中央计划之后，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并没有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那样运作。大量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导致和投资饥渴症等问题，经济短缺的现象完全没有改善。所以他最终又写出了《社会主义体制》这部著作。

    在短缺经济学中，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内容没有展开，而在社会主义体制这个著作中，他就更清楚地把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就是在国有、计划的体制下，政治是如何干预经济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是怎样的交互在一起，进行了更清晰完整的解释。

    虽然科尔奈的思想对匈牙利的改革影响颇深，但他一直刻意与政界保持着距离。1990年3月，科尔奈和朋友在赫尔辛基组织学术会议，邀请正在转型国家的经济学家参加。会还没开完，一位捷克经济学家宣布，要马上赶回捷克，一刻也不能耽搁，他说：“所有现在不在瓦茨拉夫广场的人以后都没有机会当部长了。”他及时地赶了回去，果真当上了部长。

    科尔奈则平静地说，“我并没有赶回匈牙利的‘瓦茨拉夫广场’”。游走在科学与政治的边缘——这是他对自己的总结。

    1999年，科尔奈再次访华，他到中国的商店里逛了逛。当时第一反应是：“短缺经济不复存在了，于是他决定要写一本新书《过剩经济》。之后他的确完成了这本书，还在其中记录了访问商店的这段插曲，中国，中国经济，一直是科尔纳的灵感来源。

    但是这位老人，一直在保持着对中国的深度关注。采访科尔奈的时候，正值中国三中全会闭幕不久，这一会议传来的信息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会议说，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要打造一个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将来，这个深化改革小组将肩负起推进目前改革局面的作用。

    中国高层给自己下了一个目标：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科尔奈对一系列决定表达了他的赞赏。他认为，这个主意“看起来很不错”，建立一个高层智囊团来制订深化改革的战略，以自上而下的改革战略，配合自下而上的改革行动，很值得鼓励。

    他认为中国有不少杰出的经济学家会准备加入这个团队。或许在他的话语里，仍然暗含着对自己中国弟子的殷切期待。

    即使进入过剩时代，科尔奈对中国的影响也仍然在持续。这明显表现在他的思想对于当今决策者的影响力之上。2009年，央广中国之声的一位记者采访了央行行长周小川，记者在采访手记里写道：“这似乎不是央行行长而是一位教授的办公室，正中间并不宽大的办公桌，最右边一摞材料上放着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大作《思想的力量》，书页折了印痕，表明他正在看。”

    2009年的四万亿政策让中国经济强势反弹，但其引发的负面效应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诟病。在科尔奈看来，中国现在处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过渡的新阶段。依赖公共部门的扩张、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来发展经济虽然是一种解决方法，但是却低效且失之偏颇。

    “国家掌握着不少工具，但是旨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合适的工具。市场经济中的国企是过渡型，而非永久性的形态。只有个别国企可以作为特例零星存在，其他国企都将消失。国企不适合功能健全的市场经济。”

    科尔奈看来，这些事情“迟早”都会发生，只是不知道究竟要等多久。与此同时，对国企制定规则固然重要，但不能为此集中太多精力。更重要的是推动私营部门的发展，不要利用特殊补贴、支持和免税政策等，人为地推动国有部门的扩展。这样可以通过自然进化，健康地降低国企的比重。

    我们无法知道，科尔奈的这些预测与期望能否成为现实，然而，三十年前，正是他的建议，将中国引上了正确的改革之路，我们期待，在这个改革再出发的时间点，他能给予我们更多慧见。因此，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凤凰财经峰会上安排一场“好戏”，邀请科尔奈和他的挚友吴擎琏进行视频连线对话，探讨中国的改革方向。

    30年前，科尔奈的思想飘洋过海，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影响了中国的发展之路。30年后，当中国走上再次启动改革的路口，这一对老友穿越东西方时空的思想交汇，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文/王梁 谭红朝；制作/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