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京津冀一体化规划即将公布，被称为中央“一号工程”，足见中央推进此规划的决心。此前，河北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3月26日率先公布了《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了河北各个城市发展定位。目前，各界都在期待北京和天津如何规划，以便实现三地的协同发展。
2004年，发改委启动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十年过去了，三地一体化进程缓慢。如今，北京的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对周围的虹吸效应，导致了河北环京贫困带；京津冀三地饱受雾霾困扰……
新一轮京津冀一体化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哪些利益平衡：地区、转移企业、转移人员？同时会哪些困难？如何解决？凤凰财经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为大家解读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凤凰财经：您能不能帮我们讲讲，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三地的关系，各自的想法？
魏后凯：京津冀一体化推进比较慢。实际上这个一体化，河北省是最积极的，北京、天津过去是比较被动的，不是很主动的，所以推进的比较缓慢。为什么推进缓慢，我觉得原因很多。
首先一点，北京、天津水平比较高，总量比较大，河北省比较落后，相差一倍多。北京天津人均GDP一万多美元，河北省五六千美元，而且京津周边还有一个贫困带。你想一想，不在一个层面上谈合作谈一体化，不好谈。过去北京只是高高在上，“我不跟你玩”的心态来看这个问题，这个可以理解，差距太大不利于合作，不利于搞一体化。与长三角不一样，上海、浙江、江苏都是很发达的，珠三角的城市也很发达。
第二个原因，京津冀地区行政的力量，行政的因素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天津是直辖市，书记都进中央政治局，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河北省是一个省，下面的城市跟北京更不在一个档次上。同时，这个地区国有企业占得比重很大，国有经济比重大，行政配置资源，行政力量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珠江三角，大于长江三角。
第三个原因，这一区域民间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发育相对比较滞后。商品市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要素市场还是不够。你现在到北京到天津高速，到了天津交一次费，到了河北又要交一次费，这种关卡还没有打通，长三角现在都是一卡通。
第四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长三角上海是龙头，没有一个城市敢说“我要跟上海叫板，我要当龙头”。我记得有一次在南京开会，上海也开会，大家都愿意到上海去，不愿意跟着南京。大家自然把上海当做老大。但是京津冀不一样，它是一种双核双层，北京和天津两个都一般大，都是国有特色。恰恰在过去，北京和天津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所以我们要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关键点就是处理好京津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凤凰财经：那怎么平衡三地利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魏后凯：我觉得平衡这种利益关系，首先未来肯定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一种竞合的关系，而不单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要达到良性互动，首先观念要改变，要意识到一体化分工合作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不只是老百姓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三地政府之间的观念，现在我觉得这个转变很快，因为总书记一句话，各方面推进的很快，我们都没想到。
第二点，要放开，我们过去叫开放，我认为进一步就是放开。各种关卡，各种限制要素流动，人才流动的都得放开。放开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开放，一个是改革。不放开，我到北京来上班，医保怎么办？养老怎么办？这个得对接啊。收费的关卡收三道，能不能一体化？从推动一体化来说，有很多事情要放开，要做一些工作，减少政府的管制。
第三点，要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环境治理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社会保障一体化等等。基础产业一体化还早着呢，河北的出租车就不能进入北京，三地的公交就不能接轨，交通网络还没接轨。现在所有交通的公路，都是以北京为出发点，要从河北的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就不方便。从天津到另外一个城市也很困难。交通还不是一个网络。
推进一体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年两年建好。中央出台政策可能使进程加快一点，提供一个好的外部条件，但是这还是有一个过程。
第四个，要建立一个好的机制。比如说三地协商机制，三地的书记，省长，市长能不能坐下来一起谈。除了这个高层的机制，有关的部门是不是可以也有一个交流的机制，比如说发展系统，研究系统，旅游部门，基础设施方面，能不能坐下来谈一下，来对接一下。
凤凰财经：您觉得是不是需要在高层设置统一的机构，这个机构有足够的权力来协调三地之间的一体化进程呢？
魏后凯：我觉得没有必要，要比这个层次更高，那只有总书记亲自出马。三地之间有一个机制，有一个详细的机构来推动是应该的。这种协商的机构都是地方政府自愿组合的机构。
凤凰财经：您觉得在整个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应该如何定位？哪些应该靠行政是手段，哪些交给市场去做？
魏后凯：能够通过市场解决，尽可能通过市场来解决，这个都很明确。政府干嘛呢？你首先应该有一个好的规划，这个是由政府来做。通过规划来引导市场的行为，因为市场也不完全是对的，市场中利益主体只考虑他自身的利益，有可能带来差距的扩大等问题。
第二个，基本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保障，这些东西需要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基本的公共服务搞不好，怎么一体化。
第三个，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市场的环境，制度的环境，也包括环境的治理。政府有一些相应的措施，想鼓励的给优惠，不想鼓励的可以进行限制。比如说对张家口就应该有区域补贴，让他发展生态环境，提供水资源，应该给他发生态补贴。
凤凰财经：央企在把部分业务转移到天津、河北的过程中，税收如何分配？人员转移同时的社保等问题如何解决？
魏后凯：关于北京功能疏解，第一点要明确北京功能定位，哪些是核心功能，哪些是非核心功能。北京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研中心，但最核心的是政治中心。但北京的功能疏解不一定向某一个点疏解，可能是向多点、不同的方向疏解。根据自身特点疏解。也未必在周边，有些可能分到天津，有可能分到长三角，珠三角，有些去西南。
现在北京市两千多万人口，北京的水资源也就是满足一千八百万，已经超载了。我觉得北京应该有几百万人的疏解空间。
北京的功能疏解有几点，一，北京市内的疏解。北京面积有1.6万平方公里，比东京还大，现在好多都集中在市中心。要有一个市中心和郊区的平衡，有些功能可以搬到北京的郊区。
第二，单纯考虑北京还不行，要超出北京范围考虑京津冀一体化，有很多功能要疏散到河北去。具体怎么疏解？首先有一些行业，他可能不适合在北京发展，可以疏解走。比如北京过去有很多的中低档次的产业，比如批发市场。
还有，北京很多机构可以搬走。政府部门肯定不可能搬走，搬走了那还是首都吗？政府部门下面有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很多都是可以疏解走的。
还有北京有那么多的大公司，大公司总部，有些下属机构也是很大的。还有这么多科研机构，学校，研究院，这么多学校，为什么都要在北京市中心呢？
凤凰财经：很多规划中要疏解产业中的一些企业，可能自身就不愿意去，就觉得北京最好，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魏后凯：这就是靠两个措施，一个是市场手段。北京房价高，很多的企业付不起房租自然就搬走了。像顶级的公司，不愿意搬就不搬，那你没办法。第二种，政府限制性的规定，在伦敦巴黎都有，对市中心有很多控制，比如不允许新建。政府还是要发挥引导的作用。通过两种措施，如果企业符合条件，又愿意付高房租，又愿意呼吸不新鲜的空气，那你就在这。
凤凰财经：还是不能强制。
魏后凯：要区分两种情况，企业是按照市场的办法。但是很多国有经济、大学、机关事业单位都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总之，功能的疏解要考虑大家的意愿，不能破坏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凤凰财经：京津冀三地的公共服务基础相差很多，这也是人员不愿意转移的原因之一，社保、养老都没法对接。
魏后凯：京津冀要推进一体化，首先要把河北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做起来。比如说我住在河北，那里的生态环境比北京更好，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比北京不差，住的房子更宽敞，我才愿意，要不然我搬到那干嘛。
应该以北京功能疏解为中心，引导产业的疏解，学校的疏解，人口的疏散。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过去只是人住在郊外去了，产业没疏解，没有就业单位，都跑到北京市区来上班。欧美也是经历好几十年的郊区化，最初是人口疏散，后来产业，人口，设施，服务全跟到郊外去的。（文、采访/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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