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云
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6年李瑞环就提出“环渤海经济圈”，1992年河北省提出两环开放带动战略，2004年达成《廊坊共识》。由国家和京津冀三省市发改委共同签署的《廊坊共识》是个非常好的文献，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次习近平讲话，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的机遇，同时是东风、是鞭策，是扫除障碍的尚方宝剑。
新一轮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涉及到很多利益平衡：地区、转移企业、转移人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凤凰财经采访了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连云，为大家解读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凤凰财经：京津冀一体化牵涉到三地的利益平衡，尤其是北京的利益问题，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此前三地之间的利益纠葛？
杨连云：京津冀合作的最大制约是行政区划和“分灶吃饭”的分税制造成的彼此割裂的利益格局。致使长期没有建立区域合作的机构、区域发展规划和和合作的长效机制。
比如密云至涿州的高速公路，这是北京市外围“大七环”的一部分，从北京市密云起经过平谷进入河北省的三河、大厂、香河，然后再从香河进入河北省廊坊市的安次区的途中必须经过北京市通州区，需要在通州区农村建设18里长的道路，而这18里的征地多年没有完成，形成断头路，致使密涿高速公路多年不能贯通。京冀交界的断头路还有几条。再比如北京对张家口、承德的生态补偿问题至今没有根本解决。
同时，各级各地政府都要运用自己手里配置资源的权力去投资，以市场主体身份直接参与了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也就是说权力直接参与了竞争。政府是为市场经济搭台的，可是现在却是，搭台的把唱戏的赶跑了，自己上去唱了。
北京这么多年依靠权力垄断资源，得以快速发展，京津冀很多城市并不服北京。首先很多城市工业基础比北京好，建国初期，北京的工业很少，华北称得上工业城市的，一个是唐山，依靠铁矿发展。一个是张家口，有铁路、有铁矿、有炼钢铁厂、有矿山机械厂、煤炭机械厂、工程机械厂。
其次，北京放不下老大的利益，但是又没有“长兄如父”的风格，处处和天津、河北计较利益。比如中石油在全国各地都有炼油厂，污染都在别的城市，但是税收要有一部分交到北京（中石油各地炼油厂企业所得税按比例部分交到北京，部分留给当地。）？凭什么？比如工商银行，全国那么多分支机构，税收也要交给北京（工商银行在各省份分支机构的企业利润所得税都要统一在北京缴纳，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交给当地，在整个税收比重中占比很小。），工商银行在各个城市经营存贷业务，都是当地老百姓的存款，为什么都统计到北京？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利用权力抢夺资源，不符合市场原则。因此很多城市并不服北京。
再比如水资源问题，河北长期向北京提供水资源，但是得到的补偿很少，与市场价格相差很大。这还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当年北京是毛主席待的地方，为毛主席做牺牲是光荣的这种思想。北京现在的态度也是，水资源不是给我，是给中央，北京得给中央服务。
总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六大制约因素就是：一、京津长期处于生产要素的聚集阶段，对外辐射不够。以首钢搬迁到曹妃甸为标志，北京2004年以后才开始对外辐射；二、京津冀区域之间在市场基础上的整合还存在许多深层次的制度障碍，特别是行政区划和财税体制造成京津冀之间的利益分割；三、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四、没有健全的合作机制。五、没有形成统一的要素市场。六、河北省20世纪产业配套能力差，包括软硬环境建设远不如广东。如北京电子产业规模大，但配套生产基地大都选在广东。
凤凰财经：京津冀经济圈最早2004年就开始启动，但推进速度一直很慢，您能不能分析下具体原因？
杨连云：京津冀三家各有的发展诉求，目标不对接，没有统一的区域空间发展规划。各干各的，需求不对接。只有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才行。
2004年国家发改委开始制定“京津冀都市圈”建设规划，但是这个规划至今没有出台。其原因在于京津冀三家在区域中的定位“平行”，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
1、京津冀各自定位互不相容
北京要建设成为中国“首善之区”、“世界城市”，对与津冀合作平淡，似乎只需要河北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农副产品及水资源；京津之间还有“北方经济中心”之争；天津对京冀没有诉求，一心一意只向东发展“滨海新区”，要建设“北方经济中心”、现代国际级物流中心和现代制造业基地；只有河北省热心，希望得到京津的资金、项目、技术和人才，欲建成“沿海经济强省”。
长期以来，作为权力中心的北京具有发展特权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权，从而对周边产生了强烈的“虹吸现象”，河北省大量的资源和人才源源不断的流向北京，出现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周边为北京作出牺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首都周边出现了世界上罕见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现象。
北京的城市病已近乎积重难返。功能太多，“中心”太多。每个企事业单位都要求成为全国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这样配套服务的产业和机构越来越多，人口必然也越来越多，城市负担越来越大。
在中央批准的规划中，天津要做北方经济中心。由于建国后一度限制海防城市的工业发展，天津建成了一个颇为封闭的老工业城市，但天津毕竟具有100多年海港城市发展的历史，沿海优势明显。改革开放以后这最终使天津不必依附于北京。2006年被确定为“北方经济中心”以后滨海新区的快速发展印证了着一点。
河北省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计划经济时代就建成了与京津产业结构雷同的包括钢铁、建材、机械、化工、医药、纺织服装、轻工、食品等八大行业的老工业基地，又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劳动力大省。随着秦皇岛、曹妃甸和黄骅三大海港功能的逐渐扩张，其沿海大省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大。
2、关键是北京的长远发展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巴黎大区”还是华盛顿？
北京市要建设“世界城市”，显然是要建设规模比巴黎还要大、还要繁荣的全国的乃至世界的经济中心。到2010年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全国二、三产业资产公207.8万亿。而北京市二、三产业资产总量就达到64.7 万亿，占全国近三分之一。这是因为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总部基地。在北京的世界500强也是全国最多的，在世界上也仅次于东京和巴黎。
巴黎大办经济区引起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法国骚乱的根源，不是经验而是沉痛的教训。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中充分分析了这种现象。在法国，巴黎具有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首都权威”。巴黎依靠资源由国家自上而下的分配体制，吸收了外省大量的资源和人才，使巴黎成为了法国的工业中心、金融中心。而巴黎以外的地方经济相对落后，年轻人失业率高，引发了全社会的动乱。
靠权力打造的北京也已经成为孤独的岛屿。为何不见美国人都往华盛顿扎堆儿？因为华盛顿只是政治中心，没有其他功能。而北京人口不断膨胀，关键是北京承受了太多非首都政治功能以外而称之为中心的东西：工业、金融、文化、信息、科技、教育、医疗、交通（公路、铁路、航空）旅游、会展、奥运……
只在北京1.68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还有一半是山区）建设，必将成为繁荣的孤岛，对于京津冀而言，会造成更大的差别、更严重的二元化。“经济中心”职能在繁荣了北京的外表同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和资源浪费问题，却抹平了北京最有特色的胡同和民俗。
根据北京的资源禀赋，北京搞工业并不占优势，土地紧缺、人口密度太大，特别是水资源、交通和环境的压力太大。而北京的文化、旅游、科技等方面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任何其他城市都不能与之相比，北京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是非常有前途的。北京应该坚持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发展外省市都干不了或者干不好的产业。
北京市还可以发展作为研发与销售中心，而将生产基地放在河北省。象总装“现代”、“奔驰”汽车和“诺基亚”手机这样的事情全国很多城市都能干，北京搞这些企业没有体现出首都的人才与科技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如果北京自主研发出具有核心技术的世界名牌产品（如联想）那将是全中国的光荣。
3、京津争做“北方经济中心”，这个“龙头之争”使这两个城市的功能互不相容。
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呈现“双龙会”，一直处于明显同质竞争状态：表现之一是产业规模旗鼓相当；表现之二是支柱产业高度趋同。电子信息产业在二市均享有至高地位；表现之三是产业布局各自为战。
4、京津冀三家之间产业链连接不紧，甚至断裂。
上世纪八十年代，京津冀三家都是传统工业基地，产业结构雷同，同质竞争。河北在生活环境与发展环境方面当然竞争不过京津，在招商引资中被京津落在了后头。到21 世纪初，北京的服务业占到经济总量的70%以上，其中主要是靠全国四大银行总部的金融服务业；天津的现代物流和现代制造业也取得了大发展。京津与河北拉开了档次。河北省的产业还是钢铁、化工、建材、机械、纺织、食品、轻工等传统产业居多，产品也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下端。技术对制造业的支撑严重不足导致对环境的污染严重，经济运行质量低下、经济效益不高。河北省经济总量在全国排第六位，但是“大而不强”的特征非常明显。这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相似。
京津冀始终没有制定出该区域内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发展规划。现在京津冀三家又都在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同质竞争。现在京津冀之间还没有形成产业链，基本上还是各干各的、自成体系。比如汽车生产， 北京有“现代”、“奔驰”和“北汽”、天津有“丰田”、河北有自主民族品牌“长城”、“长安”，三地汽车年产量都在百万辆左右，同时各有各的零部件配套企业群。
有人问河北发展这么多年，为何与京津差距还是这么大。北京和天津以前也属于河北，后来把两个发展好的城市独立出去成直辖市，两个经济发展发动机拿出去，当然比较难发展。辽宁拿出去沈阳、大连，山东拿出去青岛、济南，看看他们怎么发展？
凤凰财经：三地行政区域间如何协调，在高层是否需要统一设置，比如单独成立一个更高层级机构来负责协调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各项政策制定和落实？
杨连云：建议中央牵头建立京津冀一体化协调机构。由于行政壁垒严重，京津冀的关系，说到底不是三方关系，而是中央与京津冀四方的关系。没有中央参与，没有顶层设计，很多制约区域合作的难题不好解决。很难有效地推进京津冀区域内具体领域的协调发展。
建议尽快成立由国务院领导、国家发改委牵头、京津冀行政长官参加的区域协调发展联席会(领导小组)，负责区域发展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制定的非常好的2004年《廊坊共识》没有得到充分的完全的落实，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监督、推动、协调三省市落实该《共识》的有权威的机构。
领导小组的具体职能是：(1)负责制定京津冀合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划。(2)确定需联合向国家申请的合作项目和争取的政策。(3)根据合作的需要建立健全合作机制，协调与京津冀区域合作相关的政策法规，优化合作的软环境，合理解决合作中发生的经济纠纷等政策法规。(4)完善区域内的产权、资本等市场体系，建立市场化的经济合作体制。以资本经营为主要经营形式，推动企业实行跨行政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合作。(5)协调区域内各行政主体和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解决规划实施过程的矛盾和问题。实际上中央为协调地方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已经成立了类似的协调机构，如黄河水利委员会，还有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
三省市政府各部门、各行业协会、各党派、群众团体，各相关企业可以建立广泛而密切的协商合作渠道，定期或不定期的研讨有关事宜。就跨行政区的重大项目和具体问题的协调与合作举行三方会谈，寻找三方都能够互利互惠的合作切入点。
建议中央按照有利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向调整现行制度安排。
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只依靠京津冀之中的任何一方的施舍或牺牲都是不可行的，不可持续的。需要外在的制度安排使得京津冀三家亲身感受到参与京津冀区域合作能够得到巨大红利。
1、建立由中央政府建立以京津冀经济圈各市为被考核单位的考核制度与项目。政绩考核不再考核地方生产总值的总量和增速，而把京津冀三家政府在区域合作中的行为与功过作为考核重点之一。
2、为了充分发挥北京市的首都功能，减少其在大办制造业方面与津冀的竞争，北京市可以借鉴类似“华盛顿特区”模式建立有别于普通地方财政的“首都财政”。把北京市作为中央一个部来对待，单独作为一个财政预算和支出单位。北京市作为首都不应该为了增加地区财政收入而大办企业，不再参与区域内招商引资的竞争。
3、地方政府不能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建议禁止地方政府参与土地经营，消除“土地财政”，把土地转让从政府行为转变为市场行为。市政府不再作为土地市场的出让方，而应成为监督土地市场公平公开透明运作的仲裁者和监督者。
4、彻底消除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凡是市场能够做到的，交给市场；凡是社会能够做到的，交给社会。（文、采访/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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