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开始，“新常态”成为中国政界、学界以及媒体的流行术语，意指此前数十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已经成为过去，眼下7%左右的增速并非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周期的底部区间，更是由于经济增长模式遇到拐点，原来靠出口以及投资拉动的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经济必须转型。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建立了新常态，而是在争取建立新常态，“旧常态打破了，经济增速在下降，但是，效率有待提高”。

     他的依据是，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的比重已经偏高，这是长期以来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产物。如果仍然试图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势必会加剧债务风险。

     谈中国经济

     经济增速只对官员重要，可以表明他的政绩，对老百姓不重要；经济增速下降不是常态，必须提高效率，进行结构改革；今天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长期靠投资拉动。

     问：不以GDP论英雄，不要太注重经济增速，这是针对目前经济处于两难局面的临时性选择，还是会是一个常态的选择。未来比较长的时间内都不会用GDP考量经济的发展吗？

     吴敬琏：GDP是表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总量最容易计算的指标，但绝不是一个能够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状态的指标。如果是用生产函数来解释增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增长的来源，也就是增长的结构或者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增长的数量不如增长的质量重要。

     什么叫增长的质量？就是提高效率在增长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能有4%或5%的增长率就非常好，可见速度并不是最主要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关注经济增速，因为它对官员很重要，可以表明他的政绩，但对老百姓重要吗？

     问：目前大家都认为经济形势不太好，所以还是需要靠投资拉动来提振经济，尽管这样做缺乏效率，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而你似乎是从远景考虑反对再使用这种增长方式。

     吴敬琏：不仅是就长远而言，今天已经不行了。今天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长期靠投资拉动，已经使资产负债表潜藏了极大危机。

     在这个增长模式下，我们过去一靠发钞票，第二是改革开放确实带来了效率的提高，第三是我们有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是靠学人家的技术，这个优势已经在消失。经济学讲潜在增长率，靠投资驱动已经不行，因为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已经太高，潜在的增长率就会降低。2009年结的苦果现在还在吃。出路在哪里？

     我不认为经济增速下降就是常态了，可以什么都不用干，这个常态是不能持续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有待解决。用什么办法解决？就是提高效率。怎么提高效率呢？全面深化改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建立了新常态，而是在争取建立新常态。旧常态打破了，经济增速在下降，但是，效率有待提高。只要效率提上去，速度即使降下来也没关系。

     问：这是因为现在经济还是处于安全区间？

     吴敬琏：不是，叫做可控。我同意财政部和央行的说法，虽然有风险，但是风险可控。但控制风险从根本上是要去提高效率，怎么提高效率，就是要改革，这是我的逻辑。我不太同意另外一种逻辑，说中国政府强大有力，我们仍然有经济资源，可以通过高投资拉动高增长。

     谈海外投资

     如果为了压倒人家，就不惜成本，这是要当冤大头的；我不同意中国已经资本过剩的说法。

     问：中国近年实施了很多新的对外投资战略，包括牵头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有学者认为，通过这个做法能够把中国过剩的产能向外输出，你对这个方案怎么看？

     吴敬琏：光一个亚洲投资银行不够，多元化一点比较好。如果这是一个政治决策，那就有其政治考量。如果确实有政治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有各种方法去化解。包括在海外包工程，这也需要研究另外一些领域的问题：国际经济到底是零和博弈，还是正和博弈，还是负和博弈？人们常常认为是零和博弈，就是我多了他就少了，这个恐怕不是当前世界的趋势。如果为了压倒人家，就不惜成本，这是要当冤大头的。而且别人会利用这个东西，你花冤枉钱，他得利了。

     问：现在有人说中国在非洲推行“中国模式”。

     吴敬琏：一些咨询公司有非常好的研究，大家可以去看看。关于海外投资的问题，我不太同意中国已经资本过剩，需要大量往外投资的说法。

     谈国企改革

     （央企高管）既是职业经理人，又是副部长，不符合公司法；（国企高层限薪后）中石油高层一年才几十万，谁会愿意来做？

     问：去年开始推行的国资混合制改革，很多人发现这项改革本身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不像以前的改革，是为了提高效率、破除垄断，国资改革好像看不到这两个方面的提法。

     吴敬琏：这次改革最重要的在国资改革问题上，从内部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从管人管事转向管资。管资本就是国家政府作为一个股东，按照公司法和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则行使它的权能，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不太容易。但是你看报上发表的言论，国资委是倾向于既管资本，还要管人。

     问：不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吗？

     吴敬琏：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以国家作为股东，只管资本。因为按照公司法，股东不能直接管人，只能管到董事会，别的管不了。但现在，重点央企正副职人事任免权在中组部，一般的央企是在国资委，总之是政府管理。

     问：关于对国企的定位，究竟是把国企定位为政府的附属部门，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单位？包括2013年出台了对国企高层限薪的规定，理由是作为国企高管不纯粹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还是政府官员。

     吴敬琏：这个是违反公司法的。（央企高管）既是职业经理人，又是一个副部长，这个是跟公司法不符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这个体制改不了，政府仍然（是）既管人又管事又管资的体制，那么群众和非企业的官员们对国企高管的高薪就会有很大意见。这是有道理的，你也是副部长，我也是副部长，你为什么拿这么多钱，我怎么拿这么点钱，这会使得调动工作都有问题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变成只管资本，按照公司法来办事。例如在平安银行，并不是说谁能够下命令，决定CEO拿多少钱，这得由股东说了算。我在当中石油董事之前，曾在中金公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当时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给中石油上市做财务顾问，做主承销，跟着他们路演。路演之前就在研究怎么能够成功地募集到资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激励机制。（中石油这样体量的公司），出资几个亿才当一个小股东，高管的薪水一年才几十万，谁会愿意来做？

     后来汇报领导，时任总理朱镕基说CEO可以给100万。但经过我们研究，像这个级别的石油公司，那是要花几百万、几千万美元雇一个人来管理的。我们后来用了一个办法，CEO固定薪酬只占全部收入很小比例，期权占大头。实行不久，由于外界意见大就叫停。但叫停也不行，因为普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比如中银香港的一把手、二把手的薪酬都比他的副手和下一级的总经理还要低，这样怎么开展领导工作呢？

     谈国企与民企

     对僵尸企业进行补贴，继续耗着，耗费中国的国民财富；当年的9万亿一定会出烂账，这是毫无疑问的；既要完成贷款“保八”的任务，又要免除个人的责任，这样的体制下，民企拿不到资金。

     问：眼下银行利率水平其实是比很多企业的利润率还要高，企业承受不了，但你不赞成降息，因为降息对经济会产生过度刺激。那你的观点是让他们自动调节，承受不了高利息的自动淘汰，还是有其他的方式？

     吴敬琏：首先要建立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利率是反映一个企业经营状况的，如果是在这种平等竞争的状况之下，它要垮，就得让它垮。美国破产法第七章有一个破产清盘，第十一章有破产保护重组，企业若无法偿债，给你延期一年，但是你要重组，重组了还是不行，就清盘，由法院委托人来清盘。也有别的办法，像通用汽车公司，美国政府先买下股份，然后重组，重组完成之后，再卖了，结果美国政府还赚了。关键是你要进行重组评估，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对僵尸企业进行补贴，组织贷款，维持运转，这样只能继续耗着，耗费中国的国民财富。

     问：你曾经提到，中国企业的附加值很低，未来要进行转型升级，但政府不要过度干预。国企的升级缺乏动力，这个怎么解决？

     吴敬琏：这就要强化竞争，强化有序的竞争。对国企来说，它没有动力，就是要改制，改制了才有动力。估计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政府主导的作用太大，投这个，还是投那个，由政府说了算。

     问：民企的资金会不会有问题？

     吴敬琏：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民企拿不到资金，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得不到平等对待。虽然党代会多次说了，要平等地取得生产要素，但是各种制度设计是不平等的，所以要转成平等，这个事情跟宏观经济政策有关系。当年的9万亿，银监会天天打电话给银行，催贷款，但是民企照样拿不到，为什么？我跟一些银行的人也谈过，他说像这样的海量贷款，其结果一定会出烂账，这是毫无疑问的。既要完成贷款“保八”的任务，又要免除个人的责任，后来终于想出来，投给国家项目，投给国企，就没事了。投给私企，出了事情不知道怎么解释。结果，即使海量的贷款发放，而且是被催着发贷款，民企照样拿不到，这跟体制上的问题有关。另外，在宏观政策中，想靠海量贷款去支撑经济增长，效果并不好。现在又有一种提法，称为“滴灌”，但应该由谁来决定贷款发放的方向？（摘编自《陆家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