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于3月23日逝世。在李光耀执政的31年里，新加坡施行开放的经济政策，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但也遭到不少质疑。凤凰财经特约多伦多大学助教授张军评述新加坡的经济变迁与李光耀的经济政策，张军认为李光耀及其施政风格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的特质，一切政策均从取得最大效用的角度出发，但是其严格的社会管控牺牲了个人的自由，强制性的拆迁损害了个人的产权，淡马锡模式则是赤裸裸的社会主义。

李光耀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实用主义者。他说：“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他关心的是解决人们实实在在的问题：工作挣钱、衣食住行、 生儿育女。他既看不上空头理论家也不屑于取悦大众，只是固执己见，坚持去做为自以为对的事情。他一直强调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

这里我并不打算去评价李光耀个人的信仰和信念，只是试图去分析他的信念和意志如何会与他治国的理念和政策的取舍相关联，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在治国理念上，他接受的似乎是密尔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整体主义效用观。在这种观念之下，个人的效用在必要时应该为集体让路，个人自由通常也只具有有限的工具性价值，而难以成为终极目标。

李光耀赞同追求自由公平社会的理想，但从来不认为人在智识上是平等的。相反，他相信人天然地就有天才、普通人和傻瓜之分。而且他相信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终决定了未来的事情。李光耀非常相信基因决定论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认为新加坡人的基因不够优秀。这个信念是他精英治国论的来源，当然他也非常看重教育能给人带来的改变。他认为国家的竞争首先取决于有高效运作的制度和领导团队，正如他自己和新加坡的成功所示范的那样。

李光耀不大相信儒家的性善论，也不认为人的天性和本能能够改良，但认为可以通过规训和管教得到克服。他会看到人性之恶，但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甚至整个精英阶层排除在这个分析之外，并不会做太深的反省，而更多的认为自己是高尚的，至少自己的目标始终是高尚的，哪怕有时候手段不是那么高尚，它也可以因为目标的高尚性而得到豁免。

多伦多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助教授张军，曾于2007-2013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任教

英国对新加坡的殖民早在1819年就开始了。对英国殖民政府的观察，让李光耀看到了如何相对文明地、温和地治理国家。可以相信，他对英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程序正义的恪守有相当的了解和认可。1942年日本军队突然占领新加坡，赶走了英国人。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李光耀曾在黑市做过买卖，也用掌握的英文服务于日本的宣传部门。他也差点被孽待而丧命。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之下，他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他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的密切关系。他看到了人性之恶，也看到了皮鞭和铁腕对于管理社会对有效性。这个经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他对严刑峻法、重刑重罚的推崇。

新加坡是一个不足两百万人口而且种族多元的小岛，没有资源，没有腹地，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所以他认为新加坡根本不具备成为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国家的基本要素。这样的一个“原点” 导致了李光耀的观念中以及新加坡的文化中与生具来的危机感，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奉行实用主义的重要渊源。 但是当这种危机感被政府几十年如一日地反复地叙说，哪怕是在新加坡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的时候，它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政府获取其正当性的工具性话语。李光耀认为有必要采纳西方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观念，但是随时愿意为了某种足够大的实用的目标而牺牲部分的自由、民主或人权。这些理念既充分地反映在新加坡的经济策略和制度上，也是影响新加坡经济变迁的决定性力量。

新加坡的经济实用主义

独立之后的新加坡何以“绝处求生”？ 李光耀主导下奉行实用主义的新加坡政府给出的答案是：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块吸引国际投资者的乐土。在谋求经济发展之外，另外一个算盘就是通过吸引欧美投资者来间接获得欧美强国对新加坡的保护。鉴于薄弱的国内技术和产业基础，新加坡的领导者们认为，要把转口贸易商和各类小商小贩转型为一个产业型的企业家阶层并且有能力在国际上竞争，那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追逐取悦国际资本从新加坡立国的第一天起就成为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紧迫感，李光耀对左派的跨国公司剥削论完全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事实上，我们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我们没有立场去烦恼那些理想高远的理论，我们要生活， 这就是谋生的一种方法”。

新加坡是招商引资的大师，目前驻扎在新的大大小小的跨国公司超过25000个，其中10000个以上来自北美、欧盟和日本。 外资基本上贡献了新加坡一半的经济产出。经济发展局(EDB)是新加坡招商引资和贸易促进的操盘手。通过中新苏州工业园、中新天津生态城、中新广州知识城等合作项目，新加坡开始把他们的造园和招商引资技术“出口”到中国以及其它国家，并且在国外“借地”赚钱。

许多人以为新加坡经济不自由，但事实上新加坡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方面排名长期名列前茅。新加坡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经济的高度开放，政府对外资和本地企业一视同仁，严格的产权和契约保护，廉洁高效的政府，稳定的政治环境，优惠的税收，良好的基础设施，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自由的移民政策，以及越来越国际化的生活环境。新加坡在社会秩序、安全、政府廉洁以及司法公正等方面一直排名靠前。2012-13年世界正义组织的“法治指数排名”报告指出，新加坡除在向公民提供“秩序与安全”保障方面名列世界第一外，在四个其他领域排名世界前十。因此，新加坡营造了一个高度亲商的环境，对于跨国公司和他们的高管来说，在新加坡做生意和工作生活确实是近乎人间天堂，几乎不可能更好。

新加坡确实法治严明，可以概括如下几点：1) 新加坡的执政党是面对选民实实在在的压力的，因为新加坡的议会确实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尽管一党独大，但仍然有组党和投票的自由； 2）超过百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为新加坡留下了英国法治的基本架构和传统；3）在一个委托代理链条很短的小国，只有作为最高权威的领导人信守承诺、身体力行，制度的建立并非难事；中国的一个有威信的县委书记如果真想迅速改变县政府的官僚作风也不会太困难；4）优厚的待遇和真正有威慑力的严刑峻法构成了萝卜加大棒的有效激励；5）熟人社会和关系网络可以加强正向激励，虽然在相反的环境中也可以加强负向激励；6）新加坡的民众还是有相当的信息获取的自由，今天新加坡的网络基本上也没有任何的过滤。

不得不提的是，外资在新加坡也大大得益于压制性的劳工政策。1968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之后，通过了《雇佣法》和《工业关系法》的修正案。他们认为过去英国留下的法律对工人没有的约束力，工会的权力过大，不利于提高生产率，也不利于吸引外资。修改后的劳动法使得雇主可以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工人。大大削弱了工会和工人的权利，增加了雇主的权力并减少了雇主的义务。新加坡的平均工资水平一直明显低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拒绝设立最低工资。

1974年，新加坡政府决定由财政部负责组建一家专门经营和管理原国家投入到各类国联企业的资本的国家资产经营和管理公司。这家公司就是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 。

由于自成立以来到2004年9月为止从未公布过财务报表，因此被认为是新加坡最神秘的企业之一。该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海皇航运、新加坡电力、吉宝集团、莱佛士饭店、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传媒，几乎囊括了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2002年，当时的副总理、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之妻何晶被任命为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兼CEO 一度引发争议。淡马锡目前有将近500人的投资队伍，掌控将近2000亿美金的资产，2013年净收益达150亿新币。与淡马锡并驾齐驱的另外一家主权基金是成立于1981年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成立之初由李光耀亲自担任主席。其主要任务是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跨出新加坡国界向海外大举投资。 这家公司更为神秘，长久以来外界对其几乎一无所知。 由于关系到国家利益，公司的管理层、内部结构、管理的资金、在海外的运作以及业绩等都讳莫如深。但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挑战，同时吸引全世界的人才，GIC近年来逐渐露出了真面目。据估计它掌控的资金甚至超过淡马锡，达到3000亿美金左右。虽然李光耀反对外界“新加坡更像个大公司”的说法，但这两家巨无霸的金融公司加在一起几乎完全掌握着新加坡的经济命脉。而且，对于信奉自由市场的人，新加坡如此普遍的国有企业简直是赤裸裸的社会主义。但是，信奉实用主义的李光耀，并不在乎别人把新加坡看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正如他不在乎别人对他过于亲商的新自由主义作派的批评。而且，至少从可获取的信息渠道来看，淡马锡和GIC都有相当好的业绩和资金回报，长期被各种国际评级机构给予AAA的最高评级。

新加坡的城建实用主义

新加坡自治之后，面临严重城市问题：住房短缺、过度拥挤、遍地的贫民窟、卫生条件恶劣，传染病蔓延等等。主导新加坡城市建设的是三驾马车：市区重建局（Urban Redevelop Authority：URA）、建屋发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 Board：HDB)，陆路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 Authority：LTA）。但新加坡城市建设能够得以开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强制性的征地政策。1966年推出的《土地征用法》为政府强制征地大开方便之门。这个法案使得政府城建的三驾马车，可以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独立征地、强行征地、快速征地。在政府规定的紧急情况下，政府可以在征地通知七天之后就占地，甚至先占后征。它规定征地前七年内任何由于政府修路、水电气供应、教育、娱乐、社会设施等等的提供所带来的土地增值，都必须被排除在征地补偿之外。一切征地补偿纠纷都通过政府设立的一个专门的上诉委员会进行短平快的处理。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所有的土地从1/3增加到了3/4。这种强制性的征地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有效的避免了土地投机炒作，大大地降低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住房和城市更新的成本，并且为政府提供了滚动发展的资金，因此也可以算作是新加坡版本的“土地财政”。政府可以征用小的地块进行整理和整合，然后再出让给私人或开发商让他们按照城市规划来发展。但是，因为补偿的标准远低于市价，被征地的业者常常很不满意，但又完全没有跟强势的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个当然跟当今中国的情况有些类似。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按照市中心——次中心——副中心的结构将全新加坡划为50多个小区进行建设，组团和小区中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兼有就业、交通、购物、休闲、居住等功能。但是这种高度集约化、精确化、系统化的城市规划建设，离开了新加坡政府高度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整合能力，在别的城市想要复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尽管事后来看或许很有效率，但其执行过程往往是违背程序正义以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的原则。

1959年李光耀执政之后，马上提出了公共住房计划，成立了建屋发展局（HDB），让大部分新加坡人都可以住进他们兴建的组屋。这个就是新加坡著名的“居者有其屋计划”。执掌此项目的新加坡建屋发展局融合了政府机构和开发商双重角色，负责买地、拆迁、规划和设计，基本上除了请承包商来建造外，负责所有事务。到80年代末就有近80%的新加坡人住上了自己购买的组屋，今天这个比率仍然基本未变。各种补贴之下，组屋价格应该算得上合理。这使得几乎每家每户都可住到自己买的房子，又不必成为房奴。对于最贫困的一部分人，政府几乎是偷偷地、免费地把他们塞在组屋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以降低社会影响。这样也就消灭了流浪汉。因为管理严格，基本不可能靠炒房赚钱。商品房市场仍然存在，但只限于15%左右住户，涨价也跟绝大多数人没关系。 此外，政府组屋的一个特色是按比例把不同种族的住户分配在每一个住宅区， 打破原先不同种族仍各自聚居的社区格局。这样可以有效地加强种族和谐， 强化国民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进而为“维稳”做贡献。与此同时，身背房贷的工作者也必然会勤奋工作，可谓一石数鸟。

与住房安排紧密联系的是新加坡独有的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中央公积金制度(CPF)。这个制度涵盖广泛，包括储蓄、养老、住房、医疗、教育、投资等等。这种制度其实是一种强制储蓄，个人与雇主存下的数目加上利息，即为最后所得，政府并不提供多少福利。虽然政府对公积金几乎没有贡献，但公积金也给政府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财源，可以用于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建设。所以，这其实是一种精明的反福利的福利制度。李光耀在建国之初就声称，他的政府不搞施舍，不会建立西方式的福利国家，因为新加坡养不起、也不愿意养“懒人”。2010年《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曾经讽刺新加坡的保姆国家是个抠门的保姆, 因为即便都开始建赌场了，新加坡仍然不改它反公共福利的立场：在新加坡福利几乎就是懒惰和浪费的代名词。 除非极端情况，老年人要寄望于从他们的子女而不是政府获得救济，退休的父母甚至可以起诉他们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这从西方的价值观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但新加坡政府反击说新加坡不能够也不愿意变成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但是另一方面，李光耀也自命为“社会主义者”，认为有必要对国民收入进行适当的重新分配，在教育、住房和公共卫生方面提供津贴，照顾弱小群体，“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这就再次显示了他一贯的、反教条的实用主义立场。

新加坡的教育实用主义

虽然对于华裔子女，华语作为第二语言也得到了保留，但相对于英语，华文教育在新加坡一落千丈。 但新加坡因此也成为亚洲英语最好的国家，尽管有着浓重的口音。李光耀对双语教育的执着推行也是实用主义的，特别是有经济方面的考量。李光耀说，有些人“固执地把语言、文化和生活当成人生的全部，但我是个实用主义者，知道单靠华文你是不可能在新加坡过活的”。他在接受《国家地理》杂志专访时说：“我们吸引大批半导体厂商来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成为生产电脑和电脑周边产品的大規模中心，这些跨国厂商来自日本和欧洲各国，他们都讲英语，所以受华文教育者吃亏了，而因担任较低的职位与领取较少的工资，他们都很不满意。” 可以说，英语成为新加坡的第一语言，对于新加坡人的国际交往沟通以及吸收以英语为主导的国际先进的知识和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即便新加坡招商引资的成功也将大打折扣。当然，对于批评者来说，新加坡人可能中文丢了，英文也学得不够好。既丢掉了自己的族群和文化的根基，也没有办法有效建立新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但是支持者可以说新加坡做到了两者最佳的平衡。

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后，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学校址成立南洋理工大学（NTU），为急速腾飞的新加坡经济培育工程专才。在新加坡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二十年里，可谓NUS和NTU两所公立大学并驾齐驱。新加坡政府不惜重金，并且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为这两所学校聘用国际一流的教授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和慷慨的研究资助，以此来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和国际知名度。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NUS和NTU的大学生，可以说已经得到了远比北大清华更好的教育。当然，以“短平快”或者说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套路，可以把一个不入流的大学迅速提升到国际二流水准，但要做到国际一流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可能恰好是进一步提升的直接妨碍。如果仅以数字来度量学术，以物质来激励学者，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如今，新加坡将近30%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进入公立大学学习，比例基本与多数最发达国家相近。其余的也大多可以升入新加坡的5所理工学院(Polytechnic)和三所工艺教育学院（ITE College）。新加坡的大学教育可谓完全融入了英语世界，而且绝大多数本科生都有出国交换学习半年的机会。新加坡可谓找到了一条平衡精英与大众教育的道路。尽管在教育普及方面成就斐然，他们仍然极其重视和崇尚精英教育。跟中国人一样，新加坡人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诲在华人心中根深蒂固。新加坡有一套独特的“天才教育”制度，就是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物色、选拔、培养“小天才”。 新加坡成绩最好的学生，基本上不会在国内读大学而是像李光耀家族一样直接进入英国牛津剑桥或美国的“藤校”，而新加坡最优秀的大学本科生也基本上会到这些学校读研究生。而新加坡政府和执政党通过自己掌握的行政和经济资源，几乎垄断了新加坡的人才培养和遴选渠道，并以“精英主义”为号召，将绝大多数人才纳入到体制内。相形之下，反对党很难延揽到本地公认的精英人才，其能力不能得到本地选民信任。所以，教育和经济政治都是一盘棋。

新加坡的教育实用主义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竭力从英语世界获得最好的师资，另一方面他们则竭力从中国大陆获得最好的学生。1992年开始新加坡和中国政府合作设立中新奖学金项目。奉行实用主义的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希望他们最好能够毕业后留下来为新加坡服务并且变成新加坡公民。这样既可以提升国民的素质，甚至还可以更新国民的基因。同样，还可以弥补新加坡华人生育率低的缺陷，保持华族人口80%左右的比例不变，从而维持政治的稳定。当然，如果他们选择退钱走人，新加坡政府也不算太吃亏。

新加坡的移民实用主义

新加坡建国之初，人口不足200万，现在本国公民有330多万人，但是常住人口将近550万, 持永久居民身份的约53万。也就是说，除了大量已经入籍的，新加坡的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40%，外来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也差不多。这么小、这么发达又这么高度依赖外来劳动力的经济体，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要保持经济的活力和成长，这个小国必然越来越依赖于外国劳动者为其提供建筑、餐饮、清洁、家务等底层服务，以及金融、法律、管理、教育、科研等方方面面的“高端”专业人员。新加坡对外国劳动力门户大开，而且已经成功地吸引并留住了相当一部分外国地优秀人才，成为新加坡核心竞争力地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新加坡的招贤引才比招商引资更为重要，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新加坡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几乎是不加掩饰的，当然这也完全可以说是任人唯贤、按“质”论“价”。持工作准证的高收入外来劳动者可以得到与任何发达国家相近的优越待遇，并且在社会上受到很高的尊重。而底层的外来劳动力在新加坡即便与他们在本国地境遇相比，改善也相当有限。对他们，新加坡既没有最低工资保底，也没有多少福利可言。成千上万的、大都来自中国大陆的建筑工人常常居住在被有些人戏称为“集中营”的零时简易宿舍区，而且因为“扰民”和周边的本地居民常有冲突。

2012年11月末，一百多名中国公交车司机短暂的罢工行动震惊了新加坡。因为这距离上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发生已超过25年。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罢工的必须是工会成员，而且像公共交通这样核心服务， 罢工需提前14天告知，否则要受到刑事制裁。这次罢工的主要起因是中国工人认为同等条件下他们的薪资不仅低于新加坡人，而且低于马来西亚人。而且他们抱怨宿舍的住宿条件很差，很难得到好的休息。尽管细节有争议，但司机们的诉求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新加坡依法把“非法罢工”的领头者送进了监狱并最终遣送回中国。有人权组织呼吁撤销对罢工司机的控告，并指责新加坡“将薪资和劳动条件的国籍歧视合理化，限制了外籍劳工组织或领导工会加以抗争的权利。”也有劳工机构指出：“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在对‘非法罢工’的‘犯罪者’进行惩戒，却没有充分分析和思考新加坡的劳资关系，以及对低收入工人缺乏保护的现状”。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副主任罗伯森说，新加坡将外来劳工罢工定为刑事罪行，并以判刑、罚款及驱逐出境来威吓他们，是蔑视基本的劳工权利。

各种原因导致新加坡人的排外情绪越来越强。2011年反对党之所以在大选中拿下一个集选区的5个席位，就跟新加坡草根的排外情绪有很大关系。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政府一度宽松的移民政策从2010年开始嘎然收紧。2008年新加坡发放了近8万张永久居民证，2009年降到6万，2010年之后则稳定到每年近3万张的水平。2013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一份白皮书，列出了保持经济增长，以及在2030年之前将人口从530万增至650万到690万的计划。这个计划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前所未有的公众抗议：考虑到新加坡较低的出生率，这种增长将不得不由移民来驱动，而许多人推测，这其中主要得靠来自中国的移民来驱动。事实上，新加坡的外来劳动力最主要的供应地就是中国大陆。类似于香港和大陆人之间愈演愈烈的摩擦，新加坡人对大陆人的排斥情绪也日渐增长。尽管问题可能并没有媒体渲染的那么严重，但确实新加坡人经常抱怨大陆人粗鲁、不文明，挤占了他们的资源和工作机会。中国移民也不少认为新加坡华人傲慢冷漠， 普通话和英语说的都不好，等等。这种紧张关系的结果，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双向排斥，每一方都指责另一方是种族主义，尽管大家都是华裔。

实用主义面临的挑战

美国畅销书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激进的自由市场和保姆国家的复杂而精细的混合，而且它的推行需要复杂精细的政治条件。这也许道出了李光耀的实用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精髓。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永远不可能也没必要学习新加坡“不那么自由的政治”。但新加坡的态度却值得学习－－ 他们真正把治理（governance）当回事，并且始终在做战略性的思考，始终在无情地追问：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我们该怎样应对才能够繁荣富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蔡明发教授说，新加坡是一个在你想象力所及的维度都已完全被征服的空间。实用主义的新加坡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了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的而实行的全面的社会控制，尽管可能是柔性的。但是，许多观察者的共识是，这个模式确实有窒息民间社会和异化国民的风险。

可以说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把靠精明、努力、协作而不需要太多创造力的事情做到了极致。尽管新加坡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也都可以被认为是全方位创新的结果。但是，当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接近每年6万美金的时候，创新和创造性的劳动变得越来越紧迫。毕竟，李光耀完全相信，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钱不是随便赚的。 然而，在谈到创新的时候，新加坡人似乎总是难以自信。新加坡《海峡时报》早在1998年就曾有人撰文指出，如果仅仅因为你有这么多的投资、设备和人力的投入，就期待高科技产出能以可预见的、机械的方式出现，无异于白日做梦。新加坡确实很快变成了是提供和维护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的大师，但是在新加坡培育那种能够真正促进技术创新的自由活跃的氛围却是难上加难。

新加坡前人力资源和教育部长黄永宏在2002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你给某个新加坡人一个任务，他一定会给你做好。你给他一个截止日期，他一定会按时完成。但是，如果你交代得不够明确或者说出现了意外的困难，他就傻眼了。” 新加坡少有的民营本土科技企业创新科技（Creative Technology）的创办人沈望傅（Sim Wong Hoo ）1999年写了一本书：《千禧年后之狂想曲》（Chaotic Thoughts From The Old Millennium）。他在书中特别指出了新加坡的“不许掉头综合症”（No U-turn Syndrome）：在新加坡的马路上，汽车只有看到允许掉头的标志才可以掉头；而在许多其它国家，只要没有“不允许掉头”的标志，汽车就可以自由掉头。沈的意思是新加坡人只知道顺从权威而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苹果创始人之一沃兹尼克也认为新加坡企业文化太规矩、太刻板，所以无法产生伟大的创新，也无法产生伟大的艺术家、音乐家、作家。这些评论未必公允，但也道出了问题所在。

新加坡的科研预算在逐年大幅提高。执掌新加坡科技大权的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A*Star）。他们1991年第一个国家科技五年计划预算是20亿新币， 2006年计划的预算已上升到了135亿。但新加坡科技创新上的挑战却越来越大。在硬盘业的成功之后，淡马锡控股于1987年支持创办了特许半导体（Charter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在新加坡力推芯片制造业。特许半导体也逐步成长为台积电和台联电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芯片代工企业。但是，它无法在激烈的竞争当与台积电和台联电抗衡。在2007年经济危机之后，芯片行业进一步受挫，特许半导体苦苦支撑，终于淡马锡决定在2009年把它卖给了财大气粗的ATIC (阿联酋阿布扎比先进技术投资公司) ，成为其持有的GlobalFoundries的一部分。

继电子信息产业之后，新加坡开始瞄准生物科技。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一庄（Josep Wong）在他的《投注生物技术：创新与亚洲发展型国家的局限》（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 State）一书中指出，虽然新加坡、南韩和台湾这些发展型政府在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的创新和赶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很难复制到生物科技领域。因为他们必须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在这种更加依赖科研与产业紧密合作互动且规模效应显著的领域，这些小国完全不具备与庞大的美国体系相抗衡的能力，甚至分一杯羹都很困难。新加坡尽管通过招商引资也吸引了一批医药和生物科技企业，也创造出了数量不小的制造业产值，但是距离新加坡政府所期待的国际性的生物医药科研基地仍然遥遥无期。

当科技创新无法奏效或收效不显著的时候，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实用主义支配的领导人就会孤注一掷。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2011年开始开设的两个赌场。据说李光耀年轻时曾经说过，只要他活着，新加坡就别想开设赌场。他也特别担心赌场会引来黑手党、洗黑钱和其它各样的犯罪活动。但是，他说后来看到英国和瑞士都决定开赌场，他的反应是：“天啊，世界已经改变了。如果我们不变，我们就完了。”实用主义再一次获胜！李光耀说，“如果新加坡不这样做，就无法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你或者得接受这是今日全球化世界的一部分，要举办F1赛车及所有这类精彩的活动，不然生意就没了。而在新加坡，如果生意没了，你也別想有饭吃。”所以，为了生意，为了“有饭吃”，新加坡放开了赌场，而两个赌场很快带来了每年近60亿美元的收入。当然，赌场也确实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我知道，在新加坡的很多教会里，人们都在祷告，期望赌场可以早日关门。而中国的反贪行动也正在帮助成全他们的祈祷。

李光耀是一个真正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人。他的理论自信就是看不上任何理论——当然终究他仍然逃不出某种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理论。他的道路自信就是相信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一定不会干得比我更好——这个当然无法证否，也无法证明。他觉得他对新加坡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一套独特而行之有效的制度，离了他也照样可以运转。但是他留下的这套制度显然打着李光耀个人太深的印记，也必须在李光耀离世之后接受新的考验。在李光耀影响下长大的新一代新加坡人中，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实用主义不再买账。他们在已经富裕的社会长大并且高度融入西方世界，对西方价值观中对个体的独立、自由、尊严、权利的认同和诉求远超上一代。2011年人民行动党大选中的首次局部失利，也是新加坡民心转变的风向标。随着价值观的转变，新加坡的年轻选民对挑战执政党也不再畏惧，甚至认为新加坡不能没有反对党。

吃饭可以解决人肚腹的饥饿，却无法解决人心灵的饥渴。实用主义之下，物质上的强大，反而可能会加剧精神上的空虚。李光耀的实用主义确实是强大的，但是要凝聚人心只靠实用主义是不够的，迟早还要诉诸某种超越的理念和信仰。“吃饭要紧”的实用主义指导下的国家，除了惟利是图搞经济找不到其它清晰的价值观。但任何国家若想长盛不衰也必定离不开某种能够成为其灵魂的、提升其文明境界的超越价值观。但这在现代的多元化、世俗化的架构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李光耀一生所面对的挑战，也是他留给后人的课题。（作者系多伦多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助教授，2007-2013年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任教）

凤凰财经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