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杉
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兼任南开大学国经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MBA导师，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国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
导语：中国对外经济战略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被动追求出口，到主动寻找定位，并通过多种手段努力实现战略目的。
APEC实行开放的非约束原则，取得领导人共识不容易，而共识之后的执行情况，有时也差强人意。从“茂物宣言”到亚太自贸区（FTAAP）议题提出，就体现了从共识到分歧，再到大国博弈的过程。
据报道，在北京APEC会议召开前，《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阻挠中国利用APEC开启FTAAP谈判，中国在美国压力下作了两点妥协，一是将公报草稿中关于FTAAP可行性研究表述改为战略性研究，二是将设定的到2025年的期限删掉。
FTAAP最早由加拿大提出，美国积极推动，近来却由于中国崛起而遭到美国抵制。反观中国，此前对FTAAP议题消极应对，现在则由于美国发起TPP谈判，反而主动设置FTAAP谈判议题。
中美在APEC上的互动，显示出亚太格局的微妙变化。不过就中美两个大国而言，其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博弈，也超出亚太区域，中国一系列举措，都隐含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决心。
中国最近提出了一系列“走出去”战略，如“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银行、亚太自贸区、高铁出海、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人民币国际化等。
如果从表层看，中国涉外战略有利于中国消化过剩产能，可以有效利用庞大外汇资产，在与发展中国家互利互惠互通过程中，也促进区域经济融合。这些经济盘算无疑合乎贸易规则和地缘政治利益，但这些对外经济战略背后，则体现着中国寻求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格局变化下的国际新定位。这个新定位包括在国际分工、区域经济、贸易体系和货币制度等一系列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安排。虽然中美共治G2主张没有得到中国响应，但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已经形成事实上的中美共治，而中美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博弈味道加重，中国一方面要平衡与美国现有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冲破美国设定的新规则限制，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争取主导权的战略设计。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和融入者，而目前中国提出的一系列似乎不相干的对外战略，则表现出中国在设置议题和制定规则方面，开始进行尝试，并希望通过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区域经济合作等手段，实现在国际经济分工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最终在全球治理中拥有话语权。
尽管中国表现低调，但对于守成大国和其他新兴大国而言，中国战略仍然是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势必引起其他大国的警惕和反弹。
美国在FTAAP议题上的出尔反尔，乃至对中国的种种设防，当在情理之中，而像俄罗斯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也对“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保持谨慎态度，可以说，中国在推行新战略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国际力量牵制，并需要加快内部改革来加以支撑。
如FTAAP建设，虽被搁置，但区域内一系列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最终为完成亚太贸易自由化奠定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中国建立适应新贸易标准的宏观管理制度，像改变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政策，改善劳工标准等，这些都是为FTAAP形成较高自由化标准做准备。
至于媒体热炒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也应当冷静分析。两个计划虽有相似之处，但起点不同。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强调了人道主义援助内容，符合美国在二战后的国际地位，而中国对外援助计划虽有支持发展中国家含义，但更多是经济利益驱动，不免被挂上意识形态标签，实行起来绝非易事。
不管怎样，中国对外经济战略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被动追求出口，到主动寻找定位，并通过多种手段努力实现战略目的。尽管道路坎坷，但中国的大国布局，已经在APEC之外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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