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杉
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兼任南开大学国经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MBA导师，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国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
导语：“两会”马上开幕，经济问题成为热点话题，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做好铺垫，是降息时间选择的重要考虑。
央行宣布3月1日再次降息，并扩大存款利率上浮幅度，这表明央行在继续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也借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降息原因在于通货紧缩压力增大。
1月CPI破1，创五年来新低，PPI出现连续35个月负增长，环比降幅扩大，通货紧缩正在由传说变为现实。
物价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是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其中消费不足迹象明显，此前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实际消费增速低于前年。
消费减速与经济下行，看起来更像是“鸡生蛋与蛋生鸡”的关系。因为私人与公务消费下降，导致相关投资增速下降，进而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造成私人收入和财政收入减速，进而抑制了私人消费和公务支出。
再加上投资和净出口乏力，实体经济总需求不足问题日益突出。不过如果将通货紧缩看作是货币现象的话，那么货币因素本身是促使通缩形成的内生动因。
首先是商业银行传导机制失灵。一方面是银行信贷投放不足，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信贷需求下降，银行更谨慎放款，以及银行利用证券公司“两融”业务将资金投入股市；另一方面是债务人将新增信贷用于借新还旧，新增贷款并没有支持新增投资。这两方面原因导致央行定向投放的流动性，无法有效进入实体经济，也就无法形成支撑物价上涨的力量。
其次是基础货币供给收缩影响货币增速。这是资金外流的后果，近来外汇占款下降现象明显，虽然为存款准备金率正常化创造了条件，但货币供给增速下降，无疑抑制了物价总水平上涨。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局势面前，中国宏观当局想必对通缩问题越来越头疼，因为长期物价走低会使经济陷入衰退，进而影响就业。
如何应对脚步越来越近的通货紧缩，是中央急需面对的问题。
结构性政策还会继续使用，而更为宽松的总量政策有可能成为常备工具，降息和降准将会轮番上阵。
如果说此前央行对二度降息颇为谨慎的话，那么CPI破1后，一定会促使宏观部门的分歧弱化。在开放市场条件下，两种货币的汇率变动由双方利差变化决定。由于美元加息预期明显，人民币若降息，可能导致资金外流加剧，从而进一步收缩本币供给，并冲击国内经济。这是谨慎派持有的观点，也是央行迟迟不二次降息的理由所在。
但当通缩的阴影越来越大的时候，央行的淡定就会消失，因为物价不断走低对中国经济的伤害远比资金外流严重。由于中国外汇储备丰富，资金外流显然不会冲击汇率体系。同时外汇占款收缩反而为降准打开了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更好的政策组合是三个工具同时使用，利用降息来刺激实体经济，利用外汇干预稳定汇率，并通过降准增加基础货币供给。
当然，为解决商业银行传导机制失灵问题，宏观当局也会使用结构性工具，如让股票市场“去杠杆”，避免资金奔流入股市。在这些结构性政策用完后，总量工具就会轮番登场了。
党管经济已经成为政治新常态，因此党的会议过后，大的宏观政策随时都会出台。就在统计局宣布CPI破1的当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召开，如何应对通缩，应该是这个会议跑不掉的议题。虽然此后新闻报道没有谈到这一点，但这恰恰说明，预案早已形成，而开会只是统一思想。
“两会”马上开幕，经济问题成为热点话题，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做好铺垫，是降息时间选择的重要考虑。
降息也要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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