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期：宏观经济政策第一要务

韦森

韦森，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及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导语: 目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这么困难，实际上是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时一波“天量”规模的商业银行贷款到了还款期的结果。对目前货币政策韦森认为要进一步量化宽松，以不支持实体部门（进行项目投资）而进行量化宽松，才能真正救实体部门。而供给侧管理，目前最重要的措施是减税，通过减税减少企业负担，让企业度过前几年贷款高峰所导致的还款高峰难关，这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第一要务。

凤凰财经：2015年以来，央行已经多次降准降息，但是三季度中国GDP增速6.9%，6年来首次破7，很多人认为货币宽松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小，您怎么看？

韦森：最近大家都说央行的货币政策无效了，降了5次准6次息，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对这一观点我是持不同看法的。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政府时期的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S.Eccles）说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货币政策像条绳子，只能拉，不能推”。这句话寓意甚深。历史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都不可能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反过来说，不合宜的乃至错误的货币政策可以非常有效地制约经济增长，甚至可以把经济增长或“经济复苏”给“勒住”。在一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如果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当，也可以加深经济萧条。1929-1930年西方世界的萧条，最初之所以经济和股市跌的那样厉害，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国的货币政策有关。这当然也有其他原因，而且也是更根本的原因。2008—2009年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之所有到目前为止复苏步履维艰，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复苏远没有美国目前那样强劲，至少在某些方面来说也给欧洲央行在危机发生后两三年中采取比较谨慎的货币政策有关。对此，伯南克在今年10月份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中专门谈了他的这一判断。

凤凰财经：您怎么评价我们当前的货币政策？

韦森：我的评价是这样的：自2014年年底以来，央行所采取的以降准和降低基准利率为主要形式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对的，但还远远还不够，也迟了一些。但是，央行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效果已经发生了，这就是无论是贷款利率，还是存款利率，乃至上海银行间拆借市场的Shibor都下降了。央行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已经下降到4.35%，一年期存款的利率也降到了1.5%，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Shibor）降到了2%以下。整体来看，尽管目前中国的货币市场的供给已经比较宽松。但是，比较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央行基准利率，我们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还显然不够，央行的基准利率还是太高。

当然，最近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失灵了，认为经济增速继续下行，甚至连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增幅都不是很大。持着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主要还是把货币政策当成“万能药”了。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学家也没有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主要目标定位降低实际利率，减少企业的债务风险和地方政府的还款负担，避免金融风暴。实际上，这些经济学家还是把降准、降息视作为刺激经济增长，保投资、保增长的“刺激药方”。他们还没有理解，在前一轮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时期，一轮大规模靠银行贷款推动的高投资的结果是，各行各业的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的负债都很大，且在各行各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或言平均利润率都在下降的情况下，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又使得中国的PPI连续44个月为负，这已经导致中国经济中已经产生了极强的“帕廷金效应”，即通货紧缩加重企业的还款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央行通过降准、降息，已经使许多企业的还款负担减轻了不少，也使地方政府的到期的债务负担减轻了一些，你又怎么能说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工作了呢？

最近我一直在讲，从2007年全球的金融风暴为界看中国的经济成长阶段，才能更清楚地认清目前我国当为货币政策。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在下行，大量企业还款负担过重，乃至关门和破产。这实际上是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上一届政府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时一波“天量”规模的商业银行贷款到了还款期的结果。2008年下半年之后，中国政府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从政府财政支出上来看，政府并没有掏腰包拿出多少钱。因为，这些年来，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一直不大，2009年、2010年和2011年都没有超过一万亿过。所谓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主要是商业银行贷款所推动的。当时，中国政府一说要来个“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了，你只要地方敢报项目，发改委就给你批项目，批下来项目，商业银行就来给你来贷款。搞基建，建新厂房，买新设备，大量的项目投资，大量的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结果，这不仅使我国大量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急剧攀高，而且通过贷款创造存款，内生地产生了大量广义货币，使我国的广义货币M2在过去七、八年中净增了100万亿元上下。但是，大家不要只看到我们M2已经超过了135万亿元了，认为货币多得不得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所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这更大，要远远超过以商业银行存款为主要构成的广义货币M2的。

目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这么困难，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前一波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推动，中国的制造业急剧膨胀，结果是各行各业大规模的产生过剩。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煤炭、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家电产品等等几乎所有行业都产能过剩，这也是PPI已经连续44个月下降的主要原因。企业负债如此严重，还款期又到了，以PPI为负形式所表现的通货紧缩又致使“帕廷金效应”螺旋式地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经济的这样发展发展阶段上，央行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能行？故我这两年在不少场合不断地讲，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其目标，首先当是降低实际利率，减轻企业的还款负担，救许多在关停和破产生死线上挣扎着的大量企业。能达到这一目标，应该说货币政策就工作了，就相当不错了。

凤凰财经：前两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刘鹤到广东调查，发现仍然产能过剩，有好多的僵尸企业。如果央行再货币再宽松的话，那会不会更加产能过剩？

韦森：这代表了一大批经济学家的观点，包括我的好朋友许小年教授等等，他们大致都持这种想法。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产能都大量过剩，而过剩的企业大都落在一些落后的传统产业，所以，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上，仍应该采取比较紧的货币政策，迫使一些产能过剩、负债过重的企业退出，该倒闭的就叫它们倒闭。一些僵尸企业，还不了负债，就应该让它们破产倒闭。这样才只能实现腾笼换鸟、产业的转型升级。

但是，我自己对这个想法是不甚同意的。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提出来以创新驱动来实现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理念上是好的，方向上也是对的。但是，要知道，创新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而且主要是企业的事情，是企业家的事情。不能指望大学生还没毕业，就都去创业、搞创新。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37年来，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源，就是一大批企业家的崛起。这些企业家大都是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中走了出来的，下了海，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或承包了企业，也有的是从原来的乡镇企业自发成长起来的。不管原来干什么，他们在各行各业拼搏了二三十年，建立了很多很大的企业。他们在实际经济部门从事经营，更知道在本行业以及临近行业中创新的机会和可能。经过30多年的创业，一些企业——尤其是在2007至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引领下盲目扩张的那些企业，发现本行业的产能过剩，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或者以低于成本价卖了出去，还不了银行贷款，企业面临关门、倒闭的窘境。谁之过？责任要完全由他们来负吗？现在要看着一大批企业关门倒闭吗？话说回来，即使这些在各行各业艰难挣扎和打拼的企业家，发现了新的创业机会，但是现有的银行贷款还还不了，工人工资发不出去，哪有资本和资金以及可能和能力再去搞创新升级？但问题是，一些还没有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年轻人，难道比这些在各行各业闯荡多年且在企业生死线上挣扎着的企业家更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近代以来，无论在什么国家，发明与创新，主要来自于企业，来自于企业家。因此，只有现有的企业和企业家能在目前还款负担极重，而又产品卖不出去的恶劣环境中挣扎着存活下来，他们未来才能创新，才能实现企业和产业的升级和“腾笼换鸟”。一大批企业家存活下来，他们才更能知道未来要生产什么，该怎么开拓新的市场。最近，国务院号召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愿望无疑是好的。但是，最近我一听到这个口号，我马上就联想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练钢铁”的口号，也使我马上记起儿时田地间遍地小高炉，四处冒狼烟的“全民大练钢铁”的情景。

总之，我的看法是，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上，政府的所有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都应该尽最大可能保现有企业不让它们倒闭，能保多少保多少。当然一些企业确实是在前几年盲目扩张得太厉害，企业负债极重，产品又卖不出去，变成了现在大家所说的“僵尸企业”。国内应该有一批这样的“僵尸企业”。实在它们的负债还不了，该倒闭的就得倒，这是不能救的，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铁律。但是，目前全国各地的大量中小企业，现在已经是关停倒闭的一片一片的了，这十分不利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会造成当下的失业以及农民工拿不到所欠工资等大量社会问题，且更会伤害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因此，我们政府的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乃至汇率政策，都要首先考虑救这些频临倒闭的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而不是再盲目上项目、扩大政府推动的投资，去搞什么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现在企业都关停的一片一片的了，谁还敢去再创业，谁还有能力再去创新？

根据上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的判断和最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我在一些年会上提出了对目前央行货币政策一点个人看法：要进一步量化宽松，以不支持实体部门（进行项目投资）而进行量化宽松，才能真正救实体部门。

之前，我和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同行交流，包括一些在央行部门和金融行业的咨询经济学家交流，不少人均认为，现在央行通过降低准备金等措施增加基础货币正投放的货币政策没用，因为央行向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到不了实体部门，尤其是到不了那些急需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我说这个思路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中国经济经过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到了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各行各业均大量产能过剩。在此现有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的中国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上，我们的货币政策应该是避免银行坏债剧增和金融风险，而不再主要是再保投资和推高增长。具体说来，就是前几年高速增长时期，一波剧增的银行贷款的还款期到了。这时候，应该尽快增加基础货币正投放，使实际利率降下来，以减少现有企业的债务和还款负担。这才是所有政府宏观政策的当务之急。

当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家，包括许小年教授等则认为，目前企业的经营状况普遍不好，银行负债严重，故央行降低基准利率和增加基础货币正投放，也没用。他们认为，因为利率的风险溢价太高，你央行想把利率降下来，市场也降不下来。对此，我也有不同看法。多年来，我信的经济学比较简单：利率无非是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价格。市场上货币供给多了，供大于求了，利息率自然就会降下来。所以，我认为，央行不必考虑靠降准和其他量宽办法所投放的基础货币到哪里去了，是否到了急需贷款的中小企业——如“定向降准”——也不重要。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多了，基准利率也降下来，市场利率也自然会下来。另一方面，现在的实际利率过高，主要还有PPI为负的成分。当我国经济从PPI的“通缩”中走了出来，才能真正把实际利率降下来。实际利率降了下来，“帕廷金效应”消失了，才能真正帮企业。一大批现有企业活了下来，才能进行创新和产能“转型升级”。这就是我要反复解释的一个道理：目前的货币宽松，似要以不明确说支持实体经济，才能真正救实体经济。这是我最近的一个的主要观点。

为什么说如果把降低央行法准金和降低利率不明确支持实体部门才是当为的货币政策呢？请大家仔细想一下，如果所有的新增银行贷款或社会融资全都支持已经大量产能过剩的实体经济，即再支持新建项目投资，那还不是靠增发基础货币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陈旧政策思路吗？那结果必定是如刘鹤在广东调研所见的情形：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继续加剧目前和未来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样所通过降准增加基础货币的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在未来必然会导致银行坏账越来越多，金融风险会越来越大，最后甚至会产生“去杠杆”的金融风暴。

最近，我曾经就自己的这点初步想法与几个省市的建行行长们以及上海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高管讲过，也给南方一些省市的市厅级以上干部领导讲过。经过解释，他们听了都表示同意。他们反映说，现在央行已经五次降准、六次降息了，货币市场不怎么缺钱了，但各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也在上升。一些行长们说，现在银行的贷款经理到各处转了一下，发现实体部门确实很差，很难找到可信赖的贷款对象。一些急需贷款但快要沉没的企业，各银行则不敢贷款给它们，贷给它们多少钱，将来都会变成坏账。而一些真正少数好的企业，又不缺钱。所以各银行的可贷资金目前应该比较充裕。在此情况下，进一步降低央行的基准贷款利率的空间还是有的。另外，目前央行所规定的贷款和存款的息差太大。到10月24日最近这次央行降息，贷款和存款的息差还仍有2.85%。要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不要央行再规定和公布基准利率了。最近央行好像也有这个意思。在10月26日的一个新闻稿中，央行曾表示，在条件成熟后，央行将不再公布存款和贷款的基准利率。这应该符合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是一项非常值得采取和推动的改革措施。

凤凰财经：好的企业不缺钱。

韦森：这种情况下，各银行内部有大量的款贷不出去，超额准备金在增加，乃至攀升。坏企业银行不敢贷、惜贷，好企业不求贷——“我还不知道我怎么投资，现在房地产不能投，股票不能投，我还不知道我的钱怎么投，我借你银行的钱干吗？”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市场就大量的货币过剩，货币供给过剩了，实际利率才能降下来。

这里我再给你一些国外的例子，你就就明白了。美国从2007年开始，实际上更早从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期间开始，美联储就开始连续降息了。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已经维持基准利率在0.25的水平上已经十几年了。在2007-2008年金融风暴后，美联储又经过4次量化宽松，增发了许多基础货币，这才使美国在在资本市场上整体上维持了一个很低的利率水平。日本央行实行零利率政策多年了，欧洲央行也维持0.05的利率多年，瑞士则是负利率。你要知道，西方国家的央行之所以发了那么多货币，首先是为了维持低利率，因为他们的政府负债很高，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但是要看到，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很高，但整体来看企业负债率并不怎么高。我们国家的情形正好反过来，企业的负债很重，政府的负债率相对而言还不算是很高。按照麦肯锡的估算，在2014年，我国的企业负债（包括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的负债）、政府负债、家庭负债加在一起，为GDP的282%。其中，企业负债是125%，就是1GDP有1.25的负债。按照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元春教授的团队的最近估计，现在中国的非金融企业负债与GDP比例已经高达将近1.68倍，再加上地方政府有30多万亿元的负债（包括连带隐形负债），远远超过100万亿。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利率像日本、欧盟和美国那么低，那还怕什么？反正没多少利息要付，这样中国的大量企业就会轻省很多。

2014年年底以来，我们的贷款利率已经降了好多次了，但现在仍然4.35%。这4.35再加上5.9的PPI为负的通货紧缩，实际利率仍然超过10%。现在又有哪个行业和多少家企业的税前利润能超过10%？企业赚的所有的钱，还不够还银行的利息。这样下去，我们的国民经济还怎么发展？金融风险还不会越积越大？这将来还能持续下去吗？

在大多数企业的税前利润还不了银行利息的情况下，央行增发货币基础货币正投放没用？市场上货币供给多了，降低了利率，恰恰最有用。看不到这一点，大家就怎么乱说货币政策无效了呢？今年4月份那一次央行一次降准的力度很大，接着又通过降准和其他渠道增发了基础货币，然后像Shibor。无风险利率都马上开始往下降。如果央行继续发基础货币，继续降息，把贷款利率降到像美国、欧盟、日本那样，至少像澳大利亚那样2.25%的水平，那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就会轻松很多，企业的日子也就好过得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的货币政策就是增加基础货币正投放，且不必明确说为支持实体经济（投资）而发货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救实体经济、救企业，也连带救了负债累累的一些地方政府。

凤凰财经：最近财政部朱光耀副部长在反思3%财政赤字率红线，李克强也说只有2.3%，但是他也说同时要加大减税力度。您怎么看财政政策？

韦森：最近，有一种说法，货币政策不工作了，所以政府的宏观刺激政策要转而运用财政政策。这种观点认为，既然货币政策推不起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那就用财政政策来推吧！其实，这种观点也是有问题的，且问题很大。当然，如何具体运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应该说是有分歧的。是政府继续运用赤字财政来扩大政府的项目投资，还是通过减税来支持实体部门的发展，这是两条不同的财政政策思路。我个人是支持减税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从2007年到现在，我在一些平面和网络媒体中一直呼吁政府减税、减税、再减税，我已经喊了七八年了。现在，总理和财政部总算承认要减税了，但是还只是讲要结构性减税，而不是总量减税。

首先，我还要讲一下自己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即在这一轮中国工业化的中后期发展阶段上，各行各业均产能过剩，PPI连续44个月为负，且还在往下走。在此情况下，政府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当以救微观单元的企业为第一要务，而不是再扩大投资。从货币政策上来说，就是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和降低央行基准利率把实际利率降下来，这是救企业第一招。第二招，就是让人民币汇率随着国际市场外汇的供求让其自然贬值。现在中国经济增速在下行，外贸出口增速为负，热钱在外流，央行的外汇储备在减少，这些因素加起来，人民币汇率自然会有贬值的需求。人民币相较其他主要国际币种贬值了，会对数十万家出口企业有利，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几乎不用解释。中国大量与出口有关的企业盈利本就非常少，甚至大量亏损，如果人民币汇率随国际市场上的需求而贬值了，许多企业马上就能活了来了。第三，如果我们的政府能真正采取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就能大幅度的减少企业的负担。大量企业活了下来，熬过了目前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经济才有未来。

就此而论，现在我们的决策层终于承认要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这应该说是好事。但是要知道，强调供给侧的改革，采取供给学派的经济学主张，绝不是再来一轮大规模的靠政府设计和引导的人为的产业转型升级，而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是人类科技革命发展阶段的自然结果，也主要是市场和企业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当然不能靠再次启动大规模的投资来实现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了。从理论上来说，任何经济增长都是高投资率的结果，这没错。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是投资率高速增长时期。但是，到了目前中国经济的现在发展阶段上，各行各业均产能过剩，企业和政府负债都很重，再靠高投资率来推动经济增长，那会导致中国经济沿着现有的发展路径上越陷越深。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同意吴敬琏老师等经济学家的观点，无论如何不能再一波强刺激政策了。因为我们各行各业产能已经过剩了，且现在产能过剩这么厉害，你再来更高投资率来刺激经济增长，或靠政府推动的投资来保经济在一个不能维系的超高增长速度，那只会在将来有可能把中国经济推向更严重的大萧条。

强调供给侧的管理，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措施当是减税，通过减税减少企业的负担，把企业救活，让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度过前几年贷款高峰所导致的还款负担高峰这个难关，这个应该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第一要务。

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上，很多企业资不抵债，还款负担沉重，外贸订单在减少，企业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加上产能过剩，产品卖不出去，日子非常难过。但是，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下，各级和各地税务局和财政部门的官员们却忙了起来。因为完不成年初所定的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目标，各级财税部门加大了税收检查和偷税漏税的稽查力度，到企业来挖掘税收。敦促企业依法纳税，这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主要问题是，我们中央政府所定的财政收入的增长目标仍然太高。尽管这几年全国的经济不是太好，企业负债很重，产品过剩，PPI为负，出口订单减少，大量企业面临关停甚至破产倒闭的窘境，但是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前几年都是定的为8%。今年定的低了一点，仍为7.5%。今年的政府的GDP增长目标才为7%，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却为7.5%，这说明从全国来说，政府税收的弹性系数仍大于1。如果再加上通货紧缩，政府的税收弹性系数远远大于1。在此宏观经济格局下，大量企业面临关门和破产倒闭的窘境，而我们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还保持多年超过GDP增速的高速增长速率，这在逻辑上不通呀！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政策问题是很大的。这种局面和思路不改，能行？

凤凰财经：1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还是8.7%的增长。

韦森：李克强总理说要减税，似乎讲了多次了，但主要讲的还是结构性减税，而不是总量减税。请问今年的GDP的增长目标定得是多少？7%。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定的目标是多少，7.5%。政府财政收入比GDP的收入增长目标比GDP增长目标还高0.5个百分点，这叫减税吗？现在中央强调从供给管理侧做文章，那首先要考虑的政策就是减税，使整个国家的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比方说，明年李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可以说：考虑到全国大部分企业经营比较困难，2016年我们的财政收入不再增加了，或者定为零增长，或者定为负增长，这才叫真正减税了，对不对？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不能老在一个“棘轮效应”上运转，总是只增不减，哪个国家、哪个朝代只有这个道理？看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周期历史，就会发现，只要国家一发生经济危机，政府刺激经济的第一选项就是减税。而我们呢？一看经济增速下滑，就马上想到政府花钱和政府所推动的投资。现在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了，这个思路还根本没改变，现在又多了要靠更大的财政赤字来推动政府的投资。这个传统的管理国民经济的思路，今天要彻底改变才行。改变了这个传统思路，才能叫真正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凤凰财经：韦森老师已经呼吁减税很久了，减税我非常赞同。

韦森：话说回来，如果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定了总量减税的宏观政策目标，那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税务部门的工作就好做了。既然我们的总理都已经说了要减税了，要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了，税收不再要求快速增长了，我们就没必要中央定个7.5%，地方定个8%，市里定个9%，县里定个10%了。多年来，我们政府的行政惯性是各级政府要完成财政收入的年度增长目标，把财政收入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的政绩来报，那就要层层全面加码，对不对？如果你中央政府定了总量减税目标，说下年税收和财政收入我们不再增长了，那各级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的工作人员工作也就好做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减税。

凤凰财经：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是减税，还有另一方面是财政支出在增长。10月的数据显示全国财政支出同比激增36%，创40个月来新高。

韦森：刚才我们光谈财政收入了，还没谈财政支出问题呢！朱光耀副部长讲要加大财政赤字，之前我在好多地方也讲过，我们的财政赤字原来只有1点几，不到2%，不算高。今年两会期间，楼继伟部长也说，我们政府的财政赤字率大致为2.3%，实际可能会到2.5%。即使到了2.5%，相比发达国家政府多年的财政赤字率而言，也应该说不算太高。即使到了3%，好象也没大问题。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对新出现的靠增加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思路提点不同看法。我的不同看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政府一说要减税，首先考虑到就是财政赤字增加。反过我们不禁要问：现在各级政府为什么不考虑节支、节流呢？

这里，我不妨先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各级政府在国库账户里的结存资金结余有多少？近几年，我们政府的财政国库账户中的积存资金，就是财政资金结余部分而没有支出去的，都在4万亿元以上。这几年，每年4月份到7月份，我们的李克强总理都要开一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敦促全国要盘活“国库库底资金”，即让大家快点花钱。财政部也曾还专门下达过一个文件，敦促大家快点使用库底资金，快点花钱。今年4月1日，李克强总理又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盘活政府存款和国库存量资金，并提出了两点新的要求：第一条，如果是任何单位的库存资金总花不掉，仍然结余在那里，要行政问责；第二条，如果有的单位库存资金还仍然花不掉，就要调节给其他单位用了。

有人做个统计，过去连三年中，李克强至少有十几次讲要尽快盘活国库存量资金了，有些是提盘活存量货币，有些是提盘活沉淀资金。但是两三年过去了，政府在央行国库的库底资金和其他存款就是盘不下来。央行国库库底资金，加上各级政府几十万个“财政专户”中的存款结余，目前恐怕还仍然在4万亿以上。这两年，中央又推出了八项规定，导致许多地方政府的行政经费都花不完，出现了大量结余，成了各级政府的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问：既然全国各地大批企业经营都这么困难，但是反过来各级政府行政经费却大量结余在那里花不掉，为什么中央政府就不考虑在明年的财政支出上减少政府行政经费开支呢？如果政府的行政经费减了下来，不就会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了么？

概言之，如果现在中央政府要采取供应侧的管理，并不是只有减税一个维度和选项，政府减少行政开支，节支、节流，也是应该做的呀！

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财政赤字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越小越好，收支平衡最好。在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上，很容易出现像瘾君子抽吸鸦片一样的上瘾。把政府财政赤字做得很大，当然也可以很刺激经济。但是，这是卯吃寅粮，像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不负责任地把税收负担推到未来，推到下一代。

所以，既然决策层要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减税就一定要做。不然，全是虚的。但是，减税，也不能盲目扩大财政赤字。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这个想法是误国误民的，连凯恩斯本人生前都曾坚决反对。财政赤字加大，如果是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要政府扩大投资，这样造成的结果将会比现在更糟。当然，即使现在不强调更大一轮的刺激政策和银行贷款所推动的投资，各地方政府为了保经济增长，还是要上项目。目前我们的在建项目投资已经很大了，实在不能再加码了。例如，2014年7月30日，原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透漏，2013年全国投资和GDP的比例达76.7%，而这个比例“十一五”是59.5%，“十五”是41.58%，“九五”是32.83%。按照哈继铭博士的研究，之前，中国的投资在GDP中占比最高的时候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达到了42.8%，而到2014年已经升到了47.8%，比大跃进时期还高。目前各种统计数据不一，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已经是历史最高的了。不然我们外贸出口在下降——甚至为负的，消费增速也在下降，不靠如此高的投资率，我国的GDP增速也不可能有6.9%。但是如此高的投资率，实在不可能再加码了，更不可能靠政府出钱的“赤字财政”来进行政府直接投资来加码。这会恶化中国的经济结构，最后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凤凰财经：其实减税后将来政府收的税收会更多的。

韦森：对。现在减了税，企业活过来了，政府明年可以继续收税。如果不是这样，在目前整个经济增速下行、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如果各级财税部门为了完成当年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而拼命征税，征得企业都关门了，那下年和以后年份的当地财政收入就会减少了。这就是经济学中拉弗曲线所讲的浅显道理。所以今天决策层强调供给侧的改革，希望一定要把减税列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首要选项。一方面要减税，另一方面要在政府的行政支出上节流，千万不要再靠加码批项目、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更不可盲目靠增加财政赤字来增加投资。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在长期走向良性增长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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