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国经济因何“未强先弱”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编者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了世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当年底也急剧下滑。由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强力过度刺激，2009到2011年的增长形势还算乐观，期间M2增长规模较大，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其投放造成国内消费物价和房价快速上涨，国内政府、国企、银行和其他经济性质的负债率也大幅上升，经济泡沫和金融风险加大。力尽低来，到了2012年，增长速度跌到了8%以下；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长速度更是下滑到了7.4%，2015年的经济形势多数人预计下行。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经济下行，会是长期的呢，还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时间多长，下行程度多大？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主持，用建立模型、数据对比的分析的方式，正在进行“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及其摆脱大衰退的思路和对策”课题的研究，并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结构历史变化过程及其前因后果的逻辑，通过经济各流量的流动脉络、流程、梗阻，观察国民经济人口和财富的萎缩、挤压和漏逃压力，较为清晰地揭示国民经济增长突然下行的前因后果和逻辑过程，以此对症提出提振国民经济增长能力，以及防止大衰退的思路和对策。凤凰财经将陆续刊登周天勇教授系列分析文章，望大家参与讨论。

    针对近多年来经济下行的趋势，很多学者给出了原因分析和应对举措。归纳起来，大致分为发展阶段已经到中低速度增长阶段和还会以8%速度高增长20年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每种观点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深入分析，会发现第一种说法不能对经济下行的现象或者其他经济体的成功发展规律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第二种观点也没有对中国经济运行流程和发展结构进行实际的描述。

    （一）简单中低速阶段论无法解释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论者认为，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按照其他先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增速自然而然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欧洲和德国，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是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的。因而，大多数国家人均GDP到11000美元的时候，基本上是从8%的速度进入中低速。我国经济仍处在由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从国际经验看，日本、韩国从高速增长期回落时，增速下降幅度接近50% 。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高速增长回落后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一些，比如在7%左右，或者6-7%之间”。 这种观点的叙述是，中国经济的基数已经很大，劳动力成本很高，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约束不断增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也到了11000美元的增长速度发生转折的时候了，过去8％以上的高速增长难以维持了。其政策含义是，从未来长期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再拉上来。所以，宏观经济政策要淡定，保持这种7%左右的中低速度增长进入常态化的格局。

    我们比较了韩台等国家和地区同发展阶段的数据，这种看法对中国经济下行原因的解释可能过于简单和表面化，而且与德韩台比较，中国大陆城乡结构转型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之比，以及经济运行流程大不一样，对国民经济掉头下行内在性原因的解释，无法使深究者信服。见表1-1。

    首先，中国高增长的时间比韩台短了9到14年。如果从经济高增长年起，到增长速度跌到8%以下来看，韩国从1961年开始，到2002年结束，持续了42年；台湾高增长从1950年开始，到1997年结束，持续了47年。大陆从1979年开始计算，到2011年共33年，比台湾短了14年，比韩国短了9年。增长到了下行阶段论，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大陆高增长的时间比韩台短了如此多年的时间。

    其次，高增长结束时，韩国和台湾的城市水平都到达了80%，而中国大陆真正意义的城市化，只有31%左右。2011年时，大陆常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只有51.27%，即使这个水平，学者们也诟病为“伪城市化”。从农村转移人口进城打工、大部分有自己住宅、子女享受公共教育、社会保障覆盖、有其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看，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要剔除20%左右的水分。韩国和台湾，在其高增长结束之年，都达到了80%。还有30%—50%的农村人口，要进入城市，要建设住房、学校、医院、工厂和其他基础设施，进入城市的居民要装修房屋和购买家俱，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也要比农村提高。这将是经济增长强劲的来源，增长速度根本就不应该下行。简单的阶段论，根本无法解释这几年中国经济“未强先弱”的内在成因。

    再次，此时经济增长速度跌入中低速度，使中国发展呈现出“未富先滞”的势态。从高增长结束时看，我国人均发展水平要比韩台要低得多，而收入分配差距却比韩台要大。韩国和台湾结束高增长完成城市化时，人均GDP分别为12000美元和14000美元，而中国大陆2011年只有5500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大陆为10000美元的话，韩国和台湾高增长结束时，都超过了人均20000美元。

    韩国和台湾，其高增长结束时，不仅城乡居民要比中国大陆居民富裕得多，而且，贫富差距也要比中国大陆小得多。韩国和台湾高增长结束时，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在65%—75%范围，大陆则为45.3%。国家收入比重提高，但是，居民财富分配下降。韩国在结束高增长那三四年里，基尼系数只有0.31，台湾1994年－1997年期间吉尼系数只有0.18。而大陆在2011年的吉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0.473，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一个研究报告的数据是，2010年为0.61。

    综上所述，从高增长的时间长短，人口城市化比率，人均GDP水平和城乡居民的富裕程度等四个主要方面的指标比较分析，中国从2012年开始，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到一个进入经济低增长的发展区间。简单判断并做出中国大陆到了低增长阶段的结论，却没有揭示陷入中低增长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于有针对性地应对未来10到20年中出现的复杂发展格局十分不利。

    （二）还会高增长20年可能与未来趋势相去甚远

    持中国经济还会持续高速增长的一派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有20年保持8％左右增长的潜力。理由大体是：（1）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原因在于人口相对集中能降低商业行为中的交易费用；同时人口集中造成思想的集中，有利于创新的不断产生。2049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达到4万-5万美元的水平，城市化率水平达到75%，未来人口达到2000万的城市会越来越多。 （2）现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情况与上世纪 50 年代的日本、60 年代的新加坡及 70年代的韩国非常相近，它们在同样的差距水平上保持了 20年 8%-9%的增长速度。（3）中国政府积累的债务只占 GDP 的 40%，与其他国家相比属于较低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财政空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4）中国的储蓄率接近 50%，为投资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金来源。（5）投资需要进口技术、设备及原材料，中国的外汇储备有4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

    对于国际比较，这些学者分析到，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2011年我国人民收入7476美元，相当于美国43017美元的17.38%。从逻辑上讲，我国应能在未来一段时期保持高速增长。为此，从增长居民收入和实现全民富裕的角度看，我国经济还需要经历一个较快增长的时期，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

    而对于发展阶段到了低速增长的时候了，以及从外向和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向内部消费需求主导的增长模式等这些观点，持高速增长论的学者也提出了相反的看法：（1）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并不在于内部的结构性原因，而在外部的周期性因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速的下行，拖累了我国经济。如果我们理解没有错误的话，即经济下行是一个外在因素影响的特殊时期的变化，而不是未来的一个常态。（2）中国确实需要调整增长模式，从出口拉动的增长转为由内需拉动的增长。但不应该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的增长。 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动力还是要靠投资，不能靠消费，靠消费拉动经济很快会陷入危机。

    我们与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这样有后发展、二元结构转型，甚至文化等相似性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在真实城市化水平只有35%和人均GDP6000美元左右的格局下，人口的流动和集中，大规模的建设，以及财富增加为基础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经济增长强劲的推动力，国民经济还应当以8%以上的速度高增长至少15年到20年时间。

    但是，中国在发展的体制、结构和过程上有其特殊性。从对中国模式的经济学分析看，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从1949年起，有两段截然不同的过程，一是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经济模式，二是从过去的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人口管理政策、土地制度等等，与上述比较的国家和地区差别很大，特别是今天经济运行和结构之后果有密切和深深的过去体制和政策历史之间的原因。

    一个关键的问题：中国大陆的城镇化与德国、日本、韩国、台湾的城镇化不一样的是，他们是人进、房进、教育进、医疗和养老进，终身进；而我们是青年进城，老年回乡，即使53%的城市化，也是一种近20%农民工常住6个月以上在城镇中打工而已。据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城镇中的住宅供应数量已经严重过剩，而进城的农民工在工作地购买住宅的只有0.9%，在建制镇等购买住宅的也不到15%。农民工收入与城镇房价收入比平均高达10以上，许多城市高达20到40。农民进城而不能永久地住下来。2013年农民工日常支出中，50%用于房租。除了常住6个月以上在城镇中打工以外，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镇中没有自己的住房，子女不能享受教育，家庭没有医疗和养老社保，政府也没有提供其他城镇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中国的城镇化受到梗阻，趋于中断，从流程上讲，3亿人左右，青年从农村出来，老年再流回农村，与这些人口永久在城镇居住相比，在住房和日常生活消费方面，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塌陷区。这就是中国未来除了人口萎缩老化力量外，导致大衰退的另一重要成因。

    时至今天，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流程和结构，与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地，有着重大的差别。这些特殊性，可能决定了在同样的阶段，可持续增长的力量是不一样的。因此，简单地认为，按照城市化水平、人均GDP等等这样一些参数形成的发展档期，中国还应当高速度增长15到20年的判断，有可能也存在着重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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