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老外CEO顶着一个比地道的中国人更为考究、更为典雅甚至蕴含深意的中文名字

美国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的John Hogan今年第一次来中国。接受记者采访完毕，对方问：Hogan是否有中文名？好在他的陪同急中生智，当场把Hogan音译为“何甘”。何对此异常兴奋，打算将其印在名片上，回国后大肆炫耀。他的上司，集团首席执行官Joseph B. Fuller则特意使用了中英文对照的名片。中国区同事告诫说，“傅忠”在中文里谐音“副总”，但傅满不在乎，他对意谓“Loyalty”的“忠”字极为满意。

凭心而论，何甘、傅忠这两个名字，相比那些较地道的中国人名更为考究、更为典雅的老外CEO中文名来说，实在是朴实有余，而意境不足。现代汉语最完美的翻译境界“信，达，雅”，为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所倡。如今，这一法则被越来越多的跨国CEO中文名字切实履践。例如，飞利浦全球CEO柯慈雷（G.J. Kleisterlee）、诺基亚全球CEO康培凯（Olli-Pekka Kallasvuo）、AMD全球总裁鲁毅智（Hector Ruiz）、即将在今年年底卸任的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毕睿德（Bernd Pischetsrieder）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蕴涵中国味道的名字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诞生经历，但大体说来，都是各公司的市场或公关部门遵循如下工序获得：将外国名字的读音译为中文，这是第一道；之后，会在这些读音接近的中文字中精选出与CEO性格最匹配、或个人最偏爱、或与个人乃至公司有独特联系的汉字拼叠在一起，第三个步骤是查看发音和字形、字意是否协调，最后，还要考虑整体意象是否贴近中国人的审美观。如此，一个琅琅上口、又不失优雅的中文名字方可诞生。

精挑细选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最短时间内使交流更为通畅。倘若CEO与中国的渊源久远，那么他们的中文名字就有了先天优势。汤姆逊中国区总裁甘博仁（Alastair Campbell），他的中文名字来自1970年代一位驻伦敦的中国官员的灵感，一直使用至今。

尽管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势，但这并不是跨国公司CEO苛求中文名的全部解释。事实上，在二十多年的交道中，他们逐渐懂得，“入乡随俗”在中国生意经中属于那种具有拓展性的条款，从公司译名、品牌译名再到如今的CEO译名，任何细节都蕴含着“本土化”的想象空间。

毫无疑问，无论存在多少有待改进的问题，这仍是全球最炙手可热的新兴经济体。因此，对于那些渴望在中国市场谋求更多收益的跨国公司来说，类似Mary译为玛丽、John译为约翰的简陋翻译和上述雄心是多么不相匹配。

中录华纳家庭娱乐有限公司的总裁方东林(Tony Vaughan)弃用了遵循音译原则的名字“范东尼”，原因是后者几乎不指向任何深远的汉字意境。现用名“方东林”造成的奇特效果让他颇为得意：乍一听，“方东林”是个地道的中国人，而当一副货真价实的洋面孔出现时，会巧妙地在瞬间拉近中国人与这位老外的距离。

现在，“方东林”的使用频率超过了它的英文原版，方乐于向中国朋友诠释他的中文名字：“东方茂盛的树林”。“我希望我的名字能为我们的公司带来好运，中录华纳和中国的正版音像行业也能像东方的树林一样，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茂盛”，方东林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跨国公司CEO们的名字虽小，但学问挺大。既要体现中文的文字之美，又要彰显老板们自身的个性和风格。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还寄望自己的名字能像公司的Logo一样，传递出公司的文化意境，以及深耕中国市场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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