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制度、监管机构采用新科技方法去治理负信用的时候,一个正信用畅行、负信用无处躲藏的美好世界就会到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CFT50高级学术顾问王忠民
“P2P跑路或者P2P任何一个供需方失信,是算在平台公司不良率上,还是算在具体的人身上?”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CFT50高级学术顾问王忠民在8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中国金融科技50人论坛(CFT50)共同主办的“中国首届信用科技与普惠金融论坛:融合与发展”上提出上述问题。
他指出,这些争论最大问题,在于平台的信用和具体参与供给和需求双方的信用,分布格局不平衡不对等。
王忠民认为,之所以负信用、非信用、失信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因为正信用发展得不成熟、不多维、不立体、不丰富。
而在没有将有效的信用,构建出完善的制度体系和社会成长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在发现任何可利用的场景和风口时,首先发现的不是这个场景和风口给人们能够增信多少和提供多少价值化和资本化的逻辑,而是能够坑多少人、骗多少人,把多少人的信用变成我的收益。
他提到,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负信用在P2P等领域,可以瞬间不经过任何中介,就将社会中的财富和信任纳入到某种特殊的交易结构中,从而快速的攫取财富而不担当攫取财富背后的法律、道德、信用意义上责任。
事实上,伴随着改革和转型向纵深处推进,金融服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显,各方已经达成共识:当前中国金融服务体系能够改善和提升“普惠”度的关键环节之一,在于信用。而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正在改变着信用的表达、测量维度和评估手段,也在推动普惠金融触达更广泛的人群。
王忠民表示,科技时代给信用之道、给正信用的自我发展和快速市场发展,给负信用的封杀监管提供了最有效的市场工具。
“当大数据到了可以连接所有人的行为,把个人画像画的淋漓尽致,人们说什么想什么全部都可以在大数据系统中随时的展现,这个时候所有的信用都可以成为你的有用的资本化和收益的来源,而所有的失信和负信用会成本最大化,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失信。”王忠民说。
他指出,当法律制度、监管机构采用新科技方法去治理负信用的时候,一个正信用畅行、负信用无处躲藏的美好世界就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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