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小贷：从“劣胜优汰”到“优胜劣汰”

  作者| 夏心愉

封面| Kallh

     出品| 愉见财经

财经评论人、投资人陈宇（笔名“江南愤青”）有次提及，他此前给一些现金贷公司提供的商业建议，是“把风控全部砍掉”。在现金贷、网络小贷们鱼龙混杂、百舸争流的野蛮生长时期，按陈宇的话说，好公司反而很难活下来。

“把风控全部砍掉”这句话听来刺耳。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风控是金融的命脉，省什么也不能省风控吧？但陈宇投资了不少现金贷公司，其观察到的现实情况却有残酷的一面——在一个行业有监管、有规则之前，“好公司”跟“坏公司”竞争，反而是“好公司死得快”。

因为好公司有底线、业务增速慢、成本高；而坏公司靠突破底线攫取了超额利润，而被其破坏的市场生态，却是好公司将一起承担的。

劣胜优汰

第一个赤裸裸的现实是，来自前海征信卅伍研究院发布于去年初的数据显示，现金贷共债者比例超过60%，一年过去了，业内共识这个比例只升不降，甚至有业内估算称，这个比例可能超过80%。这意味着不少讲求风控的贷款公司，其实和风控较弱、甚至不讲究风控的“坏公司”共享了一大批客户。

很多现金贷（包括其它类型网络小贷、消费信贷等）借款人的心路历程，都是从借利率相对较低的“小钱”开始的，因此他们最初接触的平台很可能是“好公司”。其中有相当一批借款人，享受到了一次“来钱容易”的乐趣后就会有第二、第三、第四次，累积的利息会使他们债务总量增加，慢慢越借越多，超过自己还款能力，于是也越借越贵，逐渐借到了“高利贷”甚至“超利贷”平台。而最初的借款平台大多都未能敏感地屏蔽掉这批客户，而是将这些客户作为“有借有还”的复购者，甚至连利息定价都会下降。即便这些复借的人已经在多头借贷。

第二个赤裸裸的现实是，当“好公司”们尝试更迭他们的数据模型以求靠降低不良来维系利润时，“坏公司”简单粗暴地用超高利率覆盖高风险。因此相较之下，反而是“坏公司”更容易赚得盆满钵满。

第三个赤裸裸的现实是，当监管风暴带来行业整体抽水、泥沙俱下时，即便是“好公司”也未能置身事外，不良一样水涨船高，而他们却没有前期的超高利率带来的超高利润可赖以“过冬”。现金贷显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好公司”在这个监管当口，期望凭借的，不过是自身更早合规，期待监管能够对其分类施策、心慈手软，期待资金方能够继续支持以低息资金。然后，当行业整体受到舆论乱箭扫射、当整个金融政策语境稳定压倒一切，监管和资方有时并不足够有分辨力，态度有时并不足够就事论事，而是一锅一起端来严查、从紧，以求“大方向正确”。

第四个赤裸裸的现实是，就借贷平台们眼下最头疼的“多头共债”借款人在行业抽水期里面临的资金链断裂问题而言，从这些借款人的微观行为来看，当手上仅有的钱不足以偿付所有平台借款时，大多数理性人都会先还那个利率最高的平台，而不是利率相对温和的“好公司”；大多数怕事的借款人都会先还那个暴力催收倾向最明显的、骚扰或恐吓电话打得最严重的平台，而不是合规有序做催收、和借款人好好谈讲道理的“好公司”。

从P2P到网络小贷，在监管明确、监管落地前，“愉见财经”在采访中时常会遇到“好公司”的挣扎与鸣不平，甚至于，还会出现“好公司”禁锢在合规的、尊重金融本质的方圆内发展不下去。在监管缺失的“荒蛮时代”，往往都是会踩线边界、甚至是会突破边界的“坏公司”活得更滋润。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在近期的一场论坛上表示，在过去5~10年、特别是过去5年里，整个监管环境相对宽松，由于技术进步太快、商业模式演进太快，以至于在监管当局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这些商业模式已经做好，相关公司已经完成了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

监管缺失或监管不到位，会造成“好公司”和“坏公司”发展的双重标准，不公因此而起。

劣币驱逐良币。

优胜劣汰

拨乱反正，核心的原理是让“坏”有成本、有后果。以网络小贷为例，清理整顿、牌照管理，以及将对利率上限、催收行为、消费者隐私保护等等方面的边界设定，就是让“坏公司”无底线经营的外部性内部化。

不过，这一步走到位还需要时间。如果监管最后确认定调网络小贷需拥有正规经营牌照的话，据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运营中的现金贷平台超过2600家，而据“第一消费金融”发布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同期市场上网络小贷牌照只有242张。这表明，目前尚有九成的平台游离在灰色地带。

再假设，下一步所有借款平台都只能遵从同一个最高利率上限的话，那么，陈宇就会收回他的那句“把风控全部砍掉”的建议。

陈宇称，他观察过的公司，有风控的和没风控的，此前不良率也就差8个点。如果贷款定价是不受监管、可以漫天放高利贷的，那么这8个点根本不是事儿，息/费率提高十几、甚至几十个点便能轻而易举覆盖；但如果贷款定价有上限，比如年化36%，那么别说8个点的不良率差异了，0.5个点都足以决定存亡。

“荒蛮时代赚的是不要能力的钱，监管时代赚的是能力的钱。”陈宇说，如果在第一阶段，“好公司”反而憋屈、只有靠突破底线来经营下去的话，那么在第二阶段，就轮到“坏公司”轮番阵亡了。

监管套利

行业里还有一种憋屈，叫差别化监管。

比如，业务本质雷同的公司，有的被纳入了监管体系，有的游离于监管之外；有的受A体系的监管，有的却受B体系的监管，监管的松紧度都不一样。好比消费信贷（不少消费信贷公司也有现金贷品类业务），有的消费信贷公司是受银监会批准设立的，持牌并接受银监会监管，而大部分做着类似业务的公司此前则不在监管体系内。

持牌的借贷公司相比非持牌公司，有品牌、资金渠道及价格方面的优势，在这一轮监管风暴之下，舆论争议和指责的焦点也落在非持牌平台现金贷的身上，市场对持牌机构少有争议。但反过来，持牌机构也有很高的违规成本，在其它公司野蛮生长之际，在监管虎视眈眈之下恪守边界意味着无法赚取“无节操暴利”、市场被抢夺，最后还要一起承受整个行业风暴转折后的价值灭失。

再比如，一样受到监管，但监管主体不同，也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监管套利，比如银监会监管和地方金融办监管之间的差异。从当前的推进方向来看，网络小贷的监管主体是地方金融办，理论上地方的监管管的是地方的业务吧？然而形成对照的却是，多地的贷款公司已经实现了跨省经营，现金贷等在APP借款、网上放贷的公司，业务也并无地域限制。

银监会批准持牌的苏宁消费金融总经理陈鸣近期在一场圆桌论坛上曾呼吁“监管的统一”，包括统一的监管体系和统一的监管标准。“所有从事这个业务的，在一个标准下去做事，就不会出大乱子，今天的监管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他称。

以银监系统与地方金融办的监管为例，私底下，“愉见财经”还曾听闻，后者在监管上“容易网开一面”。一名接触监管部门的金融公司高层曾打趣地说，地方金融办，全称叫做“金融发展办公室”，其中的“发展”二字是要点，对一方政府来说，是有支持当地的金融公司业务发展、规模扩张的潜在冲动的。

而当这家金融公司的注册地在当地，业务拓展及业务造成的社会影响在外省市的话，其中就会张力。

“公司是要踩油门的，监管应该是踩刹车的，油门刹车协调运作，公司才会稳健发展；但地方金融办也求发展，有时也兼具油门的作用。”上述金融公司高层如是评述。

一家受银监会监管的消费金融公司在接受“愉见财经”采访时曾提出这样一种建议，地方金融办的主要职能在于发展、服务、监管辖内金融业，那么是否可由其回归原点，即业务范围在其辖区的金融公司由其管理；业务范围跨省市者，是否可以接受统一的集中式的监管？

管清友也曾提及过去几年里“中央监管机构和地方监管机构的博弈、或者说分歧”，很多新金融业态的发展是通过地方上的鼓励先行发展起来的，地方政府往往希望本地的金融行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中适度提高。

不过，他也同时指出，自2014年起有些新金融业态显现出发展中的问题时，各地金融管理部门逐渐兼具了金融监管机构的特点，很多省份的金融办都加挂了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牌子，中央监管机构和地方监管机构已经逐渐“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