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幼力，供职于某大型银行金融研究所。十余年宏观经济研究从业经历，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商业银行等。
导语：除了“脱实入虚”，中国经济金融领域还交织着杠杆率偏高、金融过度创新、监管套利、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系统性风险等诸多问题，难以厘清因果关系。
引子：李斯如厕
公元前254年，李斯在楚国上蔡郡做看守粮仓的小文书，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不知老之将至。有一天，他在单位上厕所。在肮脏的公厕里，他观察到有几只瘦弱的小老鼠，正在不无哀怨地吃着粪便。看见有人来，吓得惊惶逃窜。他联想到自己管的粮仓里，也有老鼠，却可以躺在粮仓上舒舒服服地吃粮食，养得肥肥大大，“不见人犬之忧”。
同样都是老鼠，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此情此景，令李斯联想到自己身在底层的处境，不由百感交集，得出结论：“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李斯随即离开偏僻贫瘠的上蔡郡，踏上寻找天下粮仓之路。
这件小事，改变了李斯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今天再读这样的故事，不由得联想起当今中国社会，大部分行业的竞争充分又惨烈，从业者如奔走乞食的老鼠，而有些金融从业者则仿佛置身于天下粮仓之中，生活得富庶和安逸。为什么要加“有些”？因为绝大部分的银行从业人员都不在此范畴内，他们没什么存款，他们只是拉存款的搬运工而已。
2017年4月，证监会发布，前发审委员冯小树涉嫌违法买卖股票，通过亲属入股拟上市公司，并在公司上市后抛售股份，获利2.48亿元。
2017年5月，重庆发改委资金平衡处处长刘旗受贿2.6个亿被查。同伙不仅包括情人还包括情人的小叔子，真让人感叹大同世界提前到来。刘虽然供职于发改委，但手握全市企业债券的发行、监管与审核大权，其实也是金融口的。
2017年7月，某基金公司交易室副总监胡某涉“老鼠仓”非法获利4200万元被焦点访谈曝光。2014年以来，证监会共启动99起“老鼠仓”违法线索核查，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83起，涉案交易金额约800亿元。
在大街上，多少人因为100元磨破了嘴皮，耗尽了尊严。在金融这个行业中，非法所得都是以千万为起点。好在这些人都受到法律的制裁。
令人不安的是，更多的畸高收入都是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获得。
近日，经济学家就“IPO该不该常态化”打起了群架，其中两位从嘴炮转向了真刀实枪的对峙。H老师质疑X老师在雪浪环境上市前突击入股200万股，在解禁期过后全部抛售。以不到2000万的成本获利逾1.5亿元。由于彼时X是雪浪环境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研究所所长，所以H斥责X涉及内幕交易。目前，有关部门尚未介入调查。如果违法，令人感慨曝光的偶然性；如果不违法，同样令人咂舌，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吧。
还有就是闹得轰轰烈烈、沸沸扬扬的宝万之争。2016年末，经过一场工具繁多，手段娴熟的资本运作，此前名不见经传的18线房地产商姚振华，以“财富平均一周上涨20亿”的速度野蛮崛起。在2016年的胡润百富榜单中，姚振华成为最大黑马，以1150亿元位列中国富豪榜第四位，仅次于王健林、马云、马化腾。
王石作为万科品牌的创始人，既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开拓者也是振兴实体经济的践行者。在这场股权之争中，竟然被打得落花流水，毫无招架之力。最终只能埋头写举报信，为舆论所不齿。
一个明显空手套白狼的游戏，经多方核查，在现有的法规下，其资金组织方式并没有违规之处。
万科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块金子招牌，就这么轻易地被收入囊中，长此以往，谁还能安心于发展实体经济。一旦做大做强，资本大鳄就会下山摘桃。
所以董明珠说：“现在很多人用经济杠杆来发财，那是对实体经济的犯罪”。
在某种程度上，这段话救了王石。因为“实体经济”四个字触碰到监管层的痛点。2016年12月，监管层忽然改变了中立态度，斥责资本市场出现“妖精”和“吸血鬼”，把姚振华逐出保险业。
2017年6月31日，王石正式卸任万科董事长，把接力棒交给郁亮带领的团队。王石完成了捍卫万科的最后一个使命。
王石赢了，却无人喝彩。
抛开王石“精英的傲慢”、“红烧肉”等细枝末节的因素，大众对王石的反感在于：不尊重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在自身股权结构存在漏洞的情况下，凭借公权力打击异己。众所周知，王石之所以能赢宝万之争，是中央高层一锤定音的结果。
正义的一方最终要以一种貌似“非正义”的方式来赢得战役，或大或小的资本运作者披着合法的外衣在巧取豪夺。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资本运作。
是时候反思金融业的游戏规则了。
下面切入主题，金融监管将何去何从？
一、复杂的通道
王石起家的时候卖过饲料，和姚振华“卖菜的”不相上下。而且姚振华并不曾是真正的街头小贩，只是做过深圳市政府的菜篮子工程，而且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正经的“大日本”——这是挂职期间听基层人士对“大学全日制本科”的尊称。
当然，姚的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收购万科的钱从何而来？英雄可以不问出处，但是英雄的钱是要问出处的。
2015年下半年以来，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盛华”）、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人寿”）、钜盛华作为劣后委托人的9个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9个资管计划”）于二级市场持续增持万科A股。
由此可见，“宝能系”激进收购万科股票，钜盛华是关键的资金平台。
根据财新的报道，2015年11月，钜盛华拿出67亿资金作为劣后级向华福证券融资133亿，合计出资200亿成立深圳市浙商宝能产业投资合伙企业（下称浙商宝能基金）。
华福证券仅是通道，以“华福浙商2015-00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入股浙商宝能基金，定向资管计划背后的出资方，是浙商银行的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借道证券公司，利用私募基金形式，作LP认购优先级，获取固定收益回报，风险由劣后级钜盛华兜底。其实质是钜盛华借道华福证券，通过提供前海人寿股权、宝能地产等担保，从浙商银行表外融资133亿。
钜盛华用融到的资金，陆续入股9个资管计划，定向投往万科A的流通股。在其中公开披露的7个资管计划中，平安银行、广发银行、民生银行、建设银行提供优先级资金，共145亿，利率在6.4%-7.2%左右；钜盛华作为劣后级出资72.5亿作为保障，并将自有证券账户持有的万科A股全部质押给银行。
钜盛华既是华福证券定向资管计划的融资方，又是其它9个收购万科股票的资管计划的出资方，这相当于钜盛华拿着从浙商银行融到的资金加杠杆，继续从平安银行、广发银行、民生银行、建设银行等获得表外融资。浙商银行的优先级理财资金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为其他商业银行垫底的劣后级资金。
可以说，这场运作将各种资金组织方式用到了极致，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关联交易众多，通道业务、同业业务、杠杆业务，现在金融监管着力整顿的业务都占全了，堪称教科书级（反面的），令人眼花缭乱。
但其本质就是从浙商银行融资133亿，又陆续从其他银行融资145亿，用于收购万科的股票，其中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都是通道而已。由此可见银行理财资金是这场收购的重要“金主”。
商业银行为何敢于把钱借给姚振华炒股。要知道万科A股股票将被锁定12个月以上，存在无法减仓、平仓导致优先级委托人受损的风险。万科9000字的举报信一直在强调这个风险，恳请监管层严查9个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和优先级委托人是否对此知情。
然而，作为借款人的一个共同心态是：并不真正关心资金的用途，而是关心资金的安全；或者说关心资金用途的目的是为了资金的安全。无论商业银行是否知悉万科股票的锁定期，他们都知道，姚老板是前海人寿的实际控制人，彼时万能险正在如火如荼的发行之中，保险公司的吸金能力完全可以作为资金安全的重要背书。对姚老板而言，不过是左手、右手的问题。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在实体经济不景气，资产质量承压的环境下，理财资金能有一块7%左右的无风险收益是个相当难得的投资机会。
对于作为通道存在的9个资管计划，投资建议由钜盛华下达，投票权委托钜盛华行使，甚至部分资产管理人还将交易系统外接给钜盛华直接供其下单。不承担风险，甚至都不付出劳动，这才是真正的躺着挣钱。
对于万科的小散户们，多年来拿着万科半死不活的股票，经过姚振华的抢码，突然出现上涨，真是睡觉都要笑醒了。
......
这一切仿佛呈现出一幅皆大欢喜的画面，大家都是受益者。有钱赚这就足够了，哪怕外面洪水滔天。
在这场阻击战中，受害者真的只有以王石为首的万科管理层？外面那滔天的洪水又是什么？
二、资本的饥渴
不过是钜盛华从各家银行借了300多亿炒股，为什么设计得这么复杂？证券、保险、基金都用上了，商业银行直接把钱贷给钜盛华不行吗？
当然不行。试问，如果一家公司专司炒股，资金来源80%是贷款，股本金20%，监管部门会允许银行把钱贷给这家公司吗？肯定是不允许的。在商业银行的贷款用途中，也没有供企业炒股一项。
而且商业银行把钱贷给钜盛华购买万科A股，需要钜盛华拿出持有的万科股票、前海人寿的股票做质押，此类业务属于股票质押式回购。在目前的监管制度下，为了防止商业银行的资金进入股市，此类业务只能由券商或其子公司管理的资管计划作为资金融出方。所以银行要想分享股市的红利，也不能直接给企业贷款供其炒股，必须通过投资券商的资管计划。
钜盛华为什么不将从浙商银行筹到的133亿直接购买万科股票？因为133亿远远达不到成为万科大股东所需要的资金量，必须作为劣后级投入其他资管计划，以撬动更多的商业银行优先级资金，这是一个加杠杆的动作。
由此可见，令人眼花缭乱的通道设计有企业加杠杆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规避监管。
层层通道，层层嵌套的设计不仅冲击了银证两会共同构筑的“银行资金严禁入市”的豆腐渣工程，更重要的是极大地节约了商业银行的资本消耗。
自从2015年“存贷比”正式从《商业银行法》中删除之后，资本充足率已经取代存贷比成为限制商业银行资产扩张的“紧箍咒”。
当钜盛华将浙商银行的优先级资金投入9个资管计划做劣后时，按照规定，“商业银行自有资金投资劣后、不良资产和权益类资产，一笔资产的风险权重为1250%”，显然银行配置风险权重为1250%的资产极其不划算，现实中也很少见银行会持有此类资产。
所以在这场交易中，浙商银行都在表外操作，用理财资金投资，无论是做劣后还是做优先级，一分钱的资本都没有消耗，可谓实现了裸奔。
然而，由于刚性兑付的广泛存在，商业银行最终要为这些资金的收益率兜底，和表内业务并无本质区别。但在负债端不需要上缴存款准备金，增加可贷资金；在资产端不需要计提风险拨备，增加利润；同时不需要消耗资本，甚至没有投向限制，资产处于没有监管、无限扩张的状态。
近年来同业业务大行其道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国内银监会权重法下一般贷款并不认可评级的作用，只是按照是否为商业银行进行简单划分。银行贷款给企业，即便是信用级别非常高的国企或优秀民企，一律按照100%风险权重；如果贷给银行，即便是再小的农商行、城商行也是按照20%和25%来计算风险权重。商业银行A购买商业银行B的同业存款或是同业理财，由B银行投资于底层资产，该底层资产的风险权重立马从100%下降到20%。对于银行B，此业务为代理业务，不计提风险资产。总体上大幅减少了资本计提。
一叶落知天下秋，窥一斑而知全豹。
宝能的操作几乎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金融业的现状。银行是金主，其他金融机构是掮客。不到十年，保持着相当快增速的中国银行业巨量资金，借由各种通道，从信托扩展至券商、保险、基金子公司，甚至新兴的有限合伙私募基金。对接非标业务，或进入“两高一剩”行业、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对接上市公司股票、债券等标准化业务，几乎无所不能，真正地实现了“投资无禁区”。
由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中国商业银行无论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资本饥渴症。内源性补充资本受到利润增速放缓的制约，外源性补充资本受到股市不景气的影响。在这样的困境中，层层复杂的通道设计不仅克服了监管标准不统一的技术障碍，更重要的是极大地节约了商业银行的资本计提。若按照“实质重于形式”严格计提资本，众多依靠表外和同业做大规模的银行都将陷入资本金“黑洞”。
三、失控的货币
如今，货币早已经不是一般等价物。货币由商业银行的贷款创造出来。如果没有国家的信用背书，货币将一文不值。
货币的创造过程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如果A存了100万在银行做定期存款，银行将其贷给B，B将其放在账户做活期存款，以备不时之需；或者支付给C作为商品采购款。这时货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就体现为A的100万定期存款和B的100万活期存款，或是C的100万活期存款。100万被重复计算了一次，变成200万的存款。这样，100万的货币就被创造出来了。
理论上，银行可以把B或C的活期存款继续投放出去，周而复始，货币的创造永无止境。但在现实中，银行的存款需要上缴存款准备金，所以能够创造出来的货币总量是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率。
从货币创造的原理我们可以看出，货币创造的关键在于银行对于存款的刚性兑付。正是因为无论这笔存款对应的投资成败与否，都要将存款的本息支付给存款人，这是存款可以重复计算的原因所在。
相比而言，直接融资就大不相同了。A不通过银行，直接将钱借给B使用，A的银行存款就会转化为B的存款；到期后，B将钱还给A，B的存款又会变回A的存款。不会重复计算，自然也就没有货币创造的机制。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说过：间接融资比重比较大的国家，M2往往也会偏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社会货币化率（M2/GDP）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远超世界第一金融强国美国，因为美国是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其创造货币的能力远远弱于我国。
正因为间接融资具备创造货币的功能，而直接融资没有。所以，既要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又不至于形成大量的货币，非直接融资莫属。
《债务与魔鬼》一书中，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提出：过度的债务如同污染，信贷增长将产生负外部性。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银行来说，就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污染企业一样，不会充分考虑这种负外部性。
这时就需要政府的监管介入，来纠正负外部性。国际上由此形成了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截然不同的监管共识。
对于间接融资而言，必须对银行的资产规模实施资本约束。按此逻辑发展而来的银行业Basel III和保险业Solvency II，体系精致复杂，核心是用充足的资本补偿资产负债风险。受其约束的银行业和保险业呈现出重资本和低风险偏好等特征。所以在当今欧美发达国家，表内的存贷款业务已经不受商业银行的青睐了。
对于直接融资而言，监管则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证券交易所作为融资方的代理人，着重于做到各种融资信息的详细披露；基金管理人作为投资方的代理人，着重于做到委托交易的透明性。置于盈亏和价格的高低，都不在监管的范围之内。
那么问题是，由庞大的商业银行理财资金滋养的银行、保险、券商、基金等机构的大资管产业到底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
从理论上说，除了少部分保本理财被统计在存款里面，绝大部分理财都是盈亏自负的，这在销售合同中写得清清楚楚。银行需要做到尽责的信息披露，买者在此基础上做出风险自负的投资决策。这应该属于直接融资，所以并不在表内反映。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否为保本型产品，各类理财都是保本保预期收益率。信息披露形同虚设，投资者唯一需要关心的实质内容就是预期收益率。
目前除了基金业做到了买者自负盈亏，其他的资管产品都是“刚性兑付”的伪资管。然而基金业在庞大的大资管市场中占比非常有限，说明大众对真正的资管产品认同度并不高。
银行理财产品，借用了银行的渠道、利用了银行的信用，本质上来说是高息揽存的间接融资，抬高了全社会无风险收益率水平，扭曲了资金价格。却在表外核算，既不消耗资本，也不用上缴存款准备金和计提风险拨备，通过层层通道的输送，实现了“投资无禁区”。这是彻底的金融自由化，较美国“金融现代化法案”、英国的“金融大爆炸”来得都更加彻底。
货币创造的关键是商业银行的信用背书，所以以商业银行理财资金滋养的大资管业务同样具备创造货币的功能。而且由于不受存款准备金、风险拨备和资本金的约束，大资管创造货币的能力远远大于贷款，可以说是无限创造，上不封顶。
对于居民个人资产而言，理财和存款并无区别。即便是在我党《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的申报》中，理财和存款都作为一类具有豁免权，只需要申报基金、股票和保险。但理财却没有作为存款被统计到到M2中。这意味着中国以M2为代表的货币存量和以货币乘数为代表的货币创造速度都远远地被低估了。
2016年末，我国M2余额155万亿，M2/GDP之比为208%，较2008年上升了60个百分点。横向比较来看，这一比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美国（约90%）、英国（150%多一点）和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均为140%左右）。货币超发现象严重。即便如此，货币存量依然被低估了三分之一以上。剔除交叉持有的因素后，各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还有60多万亿元。
既然发放贷款的过程是货币创造的过程，那么贷款收回的过程也就是货币湮灭的过程。但是由于中国独特的预算软约束现象，本来应该破产重组的企业，本来应该核销的呆坏账，处于维稳的考虑被搁置起来。比如2014年开始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把期限短、利率高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置换为期限较长、利率较低的债券；2016年开始试点的债转股更是试图将银行贷款转化成无偿还期限的股票。
所以，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货币发行的机制正在开足马力地运行，而货币湮灭的机制却并不健全。无法通过“欠债还钱”的硬约束消灭流动性，对冲货币超发。导致钱越来越多。
四、致富的密码
周其仁在《货币的教训》一书中写到：倘若货币的超发，让人人手持现金的数目都翻了一倍，对所有商品价格一视同仁，升也同比例升，降也同比例降，那么货币超发并无实质性的危害。
然而货币并不似水，流到人间就迅速、均匀地流淌开来，对所有人的机会均等。
新增的货币投放到经济与市场后，像具有黏度的液体如蜂蜜一般，所到之处摩擦力不同，比如说需求的旺盛以及供给的障碍等原因，导致在流淌的过程中可能在某一位置鼓起一个包来，然后再慢慢变平。 “货币如蜜”之说最早由哈耶克提出。
过量的货币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种类的资产或商品之间“漫游”， “价格鼓包”一时集中到某些个领域，改变了不同种类的资产或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相对价格的改变，意味着新投资机会的出现。
近年来，超发的货币陆续在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农产品、猪肉等领域游走，引发一波又一波趋利避害行为的超级活跃，不断掀起投资的小高潮，导致资源错配并恶化收入分配。
不过， “热点”也难以持久。因为，“蜂蜜流淌”还将继续，鼓起来的“包”过一阵子终究是要变平的。当货币收紧或是供给改善，马上引发踩踏。2015年的股灾源于央行收紧场外资金入市；2016年的债灾则肇始于央行骤然收紧低成本的资金供给。
然而，有些商品或是投资品领域存在体制性、长期性的供给障碍，所以鼓起来的包非但不能在短期内平息，反而越鼓越高。
房价就是最有代表性的领域。由于特定位置的理想房地产供给不足，货币涌入的结果不是增加新投资，而是用于购买现存资产，在推高价格的同时，并不能改善供给，反而诱致更多信贷需求和信贷供给，进一步推高房价。2016 年，中国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44.8%；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增长38.1%；地产开发贷款同比减少4.9%。都不盖房子了，房地产还能叫实体经济？
一百年来，房地产泡沫经济在各国频发，银行无限的潜在信贷供给能力与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核心所在，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便这些个贷从微观上看是好的贷款，但仍然会对经济整体有害，引发系统性风险。而仅凭商业银行自身很难抵御质量优良的个贷业务的诱惑，由此凸显出宏观审慎监管的不可替代性。
在中国，一线城市长达十几年的房地产牛市，缔造了一个无风险收益率畸高的领域。由于增发的货币经由借贷环节才进入机构与个人的口袋，对于那些享有借贷权的人群来说，发财的机会到了。
只要你能贷到款，就能够一本万利。有钱人显然享有更多的借贷权，金融的马太效应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阶层开始分化，然后固化。2004年，刚毕业的时候，某大型银行给应届毕业生的优惠政策是70万的无息贷款，当时不以为然，心想贷款也能当作福利派发。现在回头去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福利。
随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愈发收紧，一线城市的房子只对户籍拥有者开放，一小部分人凭借身份垄断了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红利，公平越行越远。
股票市场的供给也是不充分的。由于行政管制的存在，新股发行受到限制，任何一支股票都会涨到超过股票所有人的心理价格。上市后一次变现远超一辈子苦心经营的利润，导致公司大股东或是管理层屡屡出现清仓式的减持，从股民手中“骗”走了远超他们曾经作为企业家的贡献。这是中国目前最为普遍的造富模式。权力之手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寻租现象自然屡禁不止。
股票市场整体供给尚且不足，优质股票和优质上市公司更是如此。所以姚振华收购万科股票便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
如果万科的股票上涨，所有的收益都归姚振华个人所有，银行的理财资金都是优先级，享有的是固定收益。这是姚振华能一跃成为首富之四的关键所在。
如果万科股价下跌呢？姚振华可以趁机增持筹码，获得控股权。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界定，钜盛华作为9个资管计划的劣后级委托人代表资管计划行使表决权，姚振华顺理成章变成万科的实际控制人，整合万科和宝能的品牌，获得万科的土地储备，甚至替换管理层，反客为主。
可谓是，进可攻，退可守。
拿着公众的钱，办着自己的事。这样的案例无独有偶，据财新报道，恒丰银行管理层违规调动430亿元理财资金，用于控股未上市的恒丰银行，这些举措也都是通过基金子公司或者券商定向资管计划的通道。
一边无限享有银行的借贷权，一边配置到管制经济下特有的无风险收益超高的领域，无疑打开了公众的钱包。
货币是超发的，但财富却是恒定的，如果不能随着“价格鼓包”的格局动态配置自己的资产，而是把钱放在银行或者买理财产品，意味着被剥夺。由于超发的货币在房市、股市、债市之间冲撞，并未全部流入实体经济，以生活用品为主要标的的CPI不会因信贷和货币的增长而相应上升。
所以，大部分被剥夺者并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存款没减少，物价没上涨，这样的剥夺神不知、鬼不觉。所以，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一边被剥夺，一边为剥夺者叫好。他们推崇金融资本运作的高深莫测，习惯性地“不明觉厉”，却不知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不过是障人耳目，规避监管，巧取豪夺的把戏。
五、监管的使命
有人说实体经济不彰，回报率偏低，金融部门脱实入虚实属情非得已。但反对者却声称，正是因为资金虚投空转，才导致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现象，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时间虚实问题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除了“脱实入虚”，中国经济金融领域还交织着杠杆率偏高、金融过度创新、监管套利、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系统性风险等诸多问题，难以厘清因果关系。
从投资赚钱角度来说，资金总是逐利的，投资人是不管虚与实的，哪个能赚钱投哪个。如果要安排钱投向哪里，这不成了计划经济了吗？所以，问题的本质不是虚实问题，而是货币供应过大。是大量间接融资打着直接融资的幌子，不受资本约束，毫无节制地创造着货币。大量的“特权人士”，包括仅仅拥有户籍特权的一般居民，投资由“供给受限”所形成的无风险收益超高的领域，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社会财富的重构。
金融通过看不见的手完成巨额财富的转移，但普通人由于身在货币超发的幻觉中并未察觉。那些游走在监管边缘赚大钱的人，不仅不为普通人深恶痛绝，反而成了创业英雄或者资本传奇。中国不仅出现了两千多年前李斯所观察到的“仓鼠”与“厕鼠”的现象，更出现“厕鼠”为“仓鼠”唱赞歌的怪现象。
财富以马太效应的方式加倍奖励坑蒙拐骗、资本运作和制度套利，把实体经济的辛苦和薄利衬托地愈发可怜，企业家的斗志被消磨，纷纷丢盔弃甲，投入金融运作的大潮。
这样的制度环境必须尽快改变，否则社会势必走向产业空心、贫富分化、弱肉强食、道德沦丧的境地。7月14日-15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无疑承担着这样的使命。会议提出了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重要任务，其根本的目标还是要纠正制度环境，让财富奖励劳动、智慧和价值创造，让社会走向公平、正义。
要完成这样的使命，首先，需要统一监管标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区别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变机构监管为功能监管，无论是哪个机构发行的产品，如果暗含刚性兑付，一律按照间接融资原则管理。评估底层资产的真正风险，严肃资本和拨备计提纪律，约束货币的超发。只有监管的标准统一了，才能杜绝通道业务和监管套利。
其次，纠正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让僵尸企业尽快破产重组，加快债务处置进程，果断核销呆坏账，在促进市场出清的同时，让超发货币自生自灭，减轻经济体内积聚的庞大的“借新还旧”的庞氏风险。
第三，减少特权性无风险套利的领域。在股票市场推动供给市场化，加快实现股票发行从审批制到注册制的改革，建立起正常的垃圾股企业退市机制。在房地产市场存在供给刚性的约束下，不能在需求一方单边突进自由化，任由资产泡沫的形成。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即便个贷微观风险可控，也要对银行提高个人按揭贷款的风险权重，对借款人提高最低首付比例和利率水平（在做好住房政策托底的前提下），防范房地产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
余永定在《债务与魔鬼》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金融交易量远远超过相应的实体经济之间的交易。例如，石油期货的价值是实际石油生产和消费的10倍；全球外汇交易量是全球贸易量的73倍；全球利率衍生合同是全球GDP的9倍。金融市场具有一种脱离社会需要而过度发展的内在倾向，即使未增加实际社会价值，金融从业者也能从中牟取私利。所以，金融体系越大，越复杂，金融业的收入越高。贫富差距扩大是过去30年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经济金融化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颇具神秘色彩的发达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活动一直是艳羡不已，所以把“金融深化”当作一个毋庸置疑的目标加以推进。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也建成了一个基础设施齐全、规模庞大的金融市场。
如今，中国“金融深化”程度较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已经上升到10.2%，美国那么发达的金融体系，这个比例也不过6.5%，中国从2012年的6.3%，短短四年时间提升了近4个百分点。
金融业拥有信贷和货币创造的功能，具有社会性，与其他行业具有本质的区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在反思：自由市场原则是否适用于金融业，金融自由化是否能够持续优化资源配置？金融是越复杂越好，抑或是简单和小规模的金融可能更好？
这些问题更值得近年来持续推进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中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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