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2016年开始，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从2017年的情况看，这个判断得到确认，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
从中国经济活动实时在线分析预测系统看，2016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回升，终端需求仍在下降，存货回升是需求侧走强的重要动因。但是存货在2017年二季度达到高点后回落，PPI也跟着回落，利润本来也应随之回落，但受到环保督察等因素影响，有些生产能力退出，利润依然保持高位。从供给侧看，生产性投资依然下行，产出增加主要是产能利用率提高。这种状况决定了这一轮回升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更不会出现有些人所期待的大幅反转，甚至回到7%或者更高的水平。
2018年上半年，终端需求可能会有一个季节性回升。终端需求中，房地产投资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已经处在负增长状态，2018年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大的不确定因素，目前这部分投资在终端需求中是最大的。如果防控风险、治理地方债特别是隐形债务的力度加大，基建投资的增速可能下降，这样中速增长平台将会有所下移。另一方面，存货、出口在2018年上半年出现低点，是否以及如何回升有一定不确定性。生产性投资已处低位，有可能逐步回升，成为经济增长中的积极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像以往高速增长期那样大幅回升，按照国际经验，大体上也就5%左右的增速。存货、出口和生产性投资逐步进入回升期，有可能对基建投资减速形成对冲，这样，中速增长平台还是能稳得住的。宏观经济逐步进入大L型加小W型的运行轨道。
做实做优中国经济
十九大以后，社会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这种期待没错，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
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包括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动能是增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需要特别强调，2016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明显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业，分布不平衡。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这样就可以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加动能，都是必要和积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6%之间，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讲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7%就算是低速度，而到了中速增长阶段，5%也可称之为高速度。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增速也就4%左右。
汇率也是反映增长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重要指标。如果人为推高增长速度，但增长质量不行，如效率低、风险大，本币汇率就会下行，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速减缓，甚至是负增长。相反，如果增长质量高，速度低一点，但汇率将会上升，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反而要快一些。
重构地方竞争机制
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有一个意愿问题，其次是能力问题。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开始的时候办法也不多，还走了一些弯路。地方竞争这个机制出来了，大家都在动脑筋、想办法，在比较、竞争，在招商引资、培育环境、搞基础设施建设、搞项目。但是办法、窍门、模式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在第一线通过试错纠错形成并完善发展的。地方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之一，也是我们的重要制度优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机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丢掉，而且要创新、完善和提升。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首先要解决发展的目标、评价和激励体系问题。GDP不再挂帅，用什么样的新指标，需要深入研究。一个办法是找一个新的主要指标，如就业；另一个办法是找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就业创业、质量效益、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形成一个指标体系。从理论上说，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长期最优增长速度问题。
接下来就是地方竞争的内容，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将会有很大改变，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如此等等。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机遇都会出来，最终落到哪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试错纠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抓紧重点配套改革
首先，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根据研究，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大概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中国人均收入八千美元，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四五万美元的水平。我们的这些基础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和深思。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这些成本不仅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还影响到民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改革已经讲了许多年了，应当有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这将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其次，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很高，但各种收费的负担相当重，税费综合水平就比较高了。现有税制且财政收支压力大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减的空间并不大。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要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再次，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深化和提升，是国资国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调整。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从传统的企业体制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过剩的、缺少竞争力的产业退出。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于提供公共产品，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核电站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领域。
第四，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这些战略的实施，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进行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扩大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差距最大的是服务业，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技术是软技术，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的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经验，一定要深度开放和合作，这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同时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改革和竞争，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这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2017年12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二十五次月度例会上的发言，经发言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