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

【摘要】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卫灵公去世，孔子失去了依靠，不久便离开卫国，再次到陈国求仕，途经宋国时发生了“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之事。’（《史记·孔子世家》）” 　　仔细推敲上述两段文字，大致可以做出以下几点判断：第一，孔子是因为“不悦于鲁卫”而被迫离开卫国的，因此出行比较仓促。

《论语·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之事当发生在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史记·宋世家》载：“（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亦载：“（宋景公）二十五，孔子过宋，桓魋恶之。”两处记载时间一致，宋景公二十五年当为鲁哀公三年。然而《史记·孔子世家》却将此事定在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是岁，鲁定公卒……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显然有误。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卫灵公去世，孔子失去了依靠，不久便离开卫国，再次到陈国求仕，途经宋国时发生了“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之事。《论语》只记载了孔子当时的言论，《孟子》、《史记》等书则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孟子·万章章句上》）”这里的“要”作“拦截”解。“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仔细推敲上述两段文字，大致可以做出以下几点判断：第一，孔子是因为“不悦于鲁卫”而被迫离开卫国的，因此出行比较仓促。第二，孔子此行是途经宋国（“过宋”），他并未打算在宋国久留。但是宋司马桓魋并不了解孔子的动向，误以为孔子回到宋国是来搅局的，所以对他高度戒备、充满敌意。桓魋对孔子的警觉和怀疑是有道理的：桓魋是宋桓公后代，深受宋景公恩宠，此时桓氏兄弟在宋国权势很大，无人能敌。而孔子是宋国公室后裔，其先祖弗父何是宋湣公的长子，后授位于宋厉公。孔子不仅有宋国贵族血统，而且在诸侯国中声名显赫，影响很大，他此时回到宋国，必将对桓氏兄弟构成巨大威胁，因此桓魋“将要而杀之”。第三，孔子途经宋国，并未进入宋都，他们一行人只是在荒郊野外的一棵大树下稍作停留休整，并与弟子们讲习礼仪。桓魋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监视，并命人拔倒大树，对孔子等人实施驱离。桓魋当时是宋国司马，主掌军政和国防事务，孔子等人未经允许就进入宋境，他当然有权实施驱离，而且还可以进一步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这件事情，如果站在宋司马的立场来看，完全是正当的、合理的，但是后人大多站在圣人的立场评判此事，因而得出“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的负面推断。第四，孔门弟子中肯定有几个像子路一样鲁莽冲动的，于是双方冲突逐渐升级，弟子们担心孔子受到伤害，因此劝他赶紧离开。孔子倒是胸有成竹，端起架子，缓步徐行，所以《史记》两处记载都用了一个“去”字，而不是“走”字，这是大有区别的。第五，孔子当时缓步离开冲突现场的心理状态完全是阿Q式的，因为他心里明白，如果桓魋真要杀害自己，他跑得再快也没有用，所以不如在弟子面前表现出英雄气概来，关键还得说几句鼓舞人心的话，于是他豪气冲天地说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但凡到了紧要关头，孔子在无法左右局面时，都会把“天”抬出来安慰自己，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梳理清楚了，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关键是孔子当时说的两句话非常重要，弟子们后来在整理记录孔子言论时，顺带把事件的梗概记载下来。孔子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上天已经赋予他传承懿德的神圣使命，因此在他没有完成使命之前，任何人都奈何不了他！这也许就是孔子当时的真实想法。孔子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他当时六十岁，正值“耳顺”之年，所谓“耳顺”，就是能够以“知天命”的心理状态来应付眼前遇到的一切困难，做到神情自若、举止泰然。面对桓魋挑衅滋事，孔子居然不动声色、从容不迫，坦然说出“天生德于予”这样的豪言壮语，并将自己成功化解困厄与“天”、“德”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胸襟和气概确实令弟子们崇拜得五体投地，于是他们就把这两句话收录在《论语》书中。后人为了解读这两句话的“深刻”含义，大费周章、反复揣摩，做出种种推断和臆测，但仍不得要领。其实这件事情原本并没有那么复杂，孔子这两句话也不过是情急之中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狂言妄语，不必当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