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独家专访环保重大改革亲历者赵华林:揭秘从入世谈判到PM2.5纳入考核背后的故事

每经记者独家专访环保重大改革亲历者赵华林:揭秘从入世谈判到PM2.5纳入考核背后的故事

2018年12月11日 22:58:47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原标题: 每经记者独家专访环保重大改革亲历者赵华林:揭秘从入世谈判到PM2.5纳入考核背后的故事

12月4日,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穿破云层,沉睡中的北京城已经苏醒,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寒冷的空气中夹杂着一丝欢悦,今年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天气已经在此前一天午后结束。

与往常一样,国务院国资委副部长级干部赵华林总是早早就来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看当天的环境类新闻。虽然已经离开环境系统3年多,但每天关注环境热点新闻已经成为他改不了的习惯。

在他办公桌的正后方有一个大书柜,里面琳琅满目地排放着各种书籍和证书,其中最醒目的是原环境保护部给他颁发的“从事环保工作30年”纪念章,在纪念章旁边还立着他在原环保部工作时的照片。

谈起环保,赵华林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虽然自己是新中国第二代环保人,但有关环保工作的一些重大事件基本都参与其中——从打击洋垃圾进口、作为环保专家参与WTO入世谈判,到推动企业达标排放、经历松花江流域污染事件,再到制定中国减排路线图,作为技术组组长牵头起草《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赵华林无疑是多年来环保领域重大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拿赵华林的话来说,改革是艰辛的,但成效也是显著的。“环保事业是我的第一职业,也是我一生不离不弃的职业。”

亲历WTO入世谈判对放弃化学品环境监管“说不”

1957年出生于河北张家口的赵华林,在1989年迎来了人生转折。当年公务员制度改革后,赵华林成为第一批招考的公务员。也正是通过此次考试,他从北京市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所技术副所长的身份,变成当时国家环保局污染控制司固体废物管理处一名公务员。

赵华林 每经记者 李彪 摄

“当时环保领域的重点是关注水和大气,固废其实是非常冷门的部门,但后来却成为最受关注的部门之一。”

据赵华林介绍,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某大学教授偷运洋垃圾到京,成为因洋垃圾造成污染被抓的第一人。为了遏制洋垃圾污染问题,中央成立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环保局、海关总署等九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这批洋垃圾是从青岛上岸的,我们当时在那边住了将近一个月,那时候我们常常是凌晨3点还在给有关部门摘发信息,控制违法人员,严厉打击之下才把进口废物管起来了,并由此建立了防止洋垃圾进口的法律和管理制度。”

赵华林说,打击洋垃圾进口提升了全社会对固体废物管理重要性的认识,1995年10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全面固废管理开始起步,中国封堵洋垃圾进口的围墙也正式建立。

当时赵华林还负责推进化学品环境管理工作。此时的他面临着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对化学品进口环境管理措施成为欧洲一些国家试图阻止中国加入WTO的借口。

赵华林介绍,化学品进出口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大,1994年5月,原国家环保局化学品登记中心正式成立,中国开始建立化学品的评审制度。国际上也围绕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开展了斯德哥尔摩公约、鹿特丹公约谈判,要求化学品进出口国际贸易实行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并提出禁用12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但当时我们在化学品环境管理上的阻力非常大。欧洲有8个国家联合给我国全国人大发文件施加压力,要我们废除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规定,说这不符合WTO的规则,所以试图阻止我们加入WTO。”赵华林说。

当时正是中国“复关”谈判的关键期,作为“中国入世工作组”成员之一,赵华林被安排就化学品进口管理与欧洲8个国家进行谈判。虽然精通英语,但赵华林还是要求给安排一个最好的翻译。“在那种场合需要表达愤怒、失望等细微的情绪变化。”

赵华林说:“当时我就和这些国家的谈判代表说,自己正在参加联合国关于化学品国际贸易环境管理公约的谈判。欧洲一些国家的代表先前指责中国,说中国化学品进口不实施环境管理,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现在开始严格管理了,你们又告诉我们别管了,影响国际贸易了,到底中国对化学品进出环境是该管还是不该管?他们听了之后就不讲了。”

出台环保考核办法进行倒逼地方政府从认识到实践发生根本变化

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印发,正式提出“一控双达标”的要求。

“一控”指的是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到2000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使本辖区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排放总量指标内。“双达标”指的是:工业污染源要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空气和地面水按功能区达到国家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

“开始起草这个文件的时候,也是千难万险,有些人说这是环保部门的事情,我说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这怎么能说只是环境部门的事情。最后是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文件。”赵华林说。

1998年,赵华林离开工作多年的固体废物管理处,调任到国家环保局污控司综合处担任处长,其中分配给他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落实“一控双达标”推进工作。

赵华林说:“我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工业企业要达标是企业进入21世纪的绿色通行证,意思就是没有这个通行证不让过,就要关停,功能区达标是城市进入21世纪的绿色合格证。那时候环保第一次作为国家层面战略跟经济、社会联系,第一次进入国家发展主战场。”

2002年,赵华林开启了3年援疆生涯,从2002年5月至2005年6月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保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虽然只有短短的3年时光,赵华林似乎有说不完的经历和故事:在新疆70多个县市搞有机食品,帮助当地企业清洁生产改造节约成本几千万元,制止了屠宰企业在饮用水源地附近十几亿元的投资项目等。

赵华林讲了一个小故事:他在环保局抓“一控双达标”工作时,将宁夏一家污染的造纸企业关闭了。而当他援疆期间,这家企业主又想在新疆建立类似的造纸厂,赵华林笑称“污染企业又碰到我手里来了,当时坚决不批”。

虽然在新疆工作,但赵华林还会经常与环保总局(1998年3月由国家环境保护局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前的同事交流。在2004年前后,水污染治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篇有关“淮河10年投入600亿元治污水质回到原点”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赵华林清晰地记得,当时社会都在质疑环境部门没有把水污染治理做好。

援疆回来之后,赵华林开始担任国家环保总局污控司副司长,主管水污染防治工作。“当时是有点想法的,因为管水是最麻烦的事,容易被‘戳脊梁骨’,后来才慢慢下定决心接受工作。”

接受分管水污染的工作后,赵华林也从淮河水治理事件中吸取教训,提出治理淮河是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和企业共同的责任。环保部门是监管部门,主要是对淮河治理进行规划、协调、评价、监督和考核。

“当时很多地方不重视环保,淮河治理规划任务完成率很低。我就建议对他们考核、打分,比如建设污水处理厂打多少分,工业排污治理打多少分,领导重视多少分,然后向国务院汇报。”赵华林说,当时领导觉得这个办法好,后来就开始起草、出台考核办法。地方政府就开始着急了,“慌了神”,也就逼着他们开始抓环保了。

揭秘PM2.5纳入监测指标大气质量彻底改善恐还需20年

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赵华林反复提到的一个年份是2006年。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年4月举行了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披露了这样一个消息:“十五”期间国民经济计划确定的各项指标大多数超额完成,但环境保护却没有完成相关,主要是二氧化硫和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均未完成削减10%的控制目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所有环保人都不会忘记这令人汗颜的一幕。”这是赵华林回忆当时大会时心情的写照,他收起了笑容,表情严肃。当他从2008年10月开始担任环境保护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之后,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

“总量减排是最好搞也是最难搞的事情,都是地方上报数据。比如今年报二氧化硫排放100万吨,明年报90万吨,就减了10%,很难核算到底排了多少,搞准污染物排放总量是一个环保领域的大难题。”在地方挂过职的赵华林甚至了解到,当时一些地方上报污染物减排量往往是在参照周边地区的数据。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当时提出的减排总量核算方针是“淡化基数,算清增量,核实减量”。

他举例说,假设通过燃煤量测算新增二氧化硫排放量,如煤炭平均含硫量1%,多烧1亿吨煤,与氧气反应,就新增200万吨二氧化硫;减排量计算就看工程,比如电厂装了脱硫设施,多大机组、脱硫效率多少,上一个设施再结合运行情况,就在新增二氧化硫总量里面减一部分。

“这才把最根本的污染物总量核算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总量减排核算与经济发展和减排工程、结构调整挂钩。污染物总量减排就必须实实在在转变发展方式,推进减排工程和结构调整。”赵华林说,终结“数字减排”对地方减排带来了巨大压力。当时某省份环保厅厅长说,“你们这么弄把我们都整死了。”为了督促地方做好,又出台了4项减排评价标准和9项推进减排措施,整个构成了中国减排路线图。“减排被认为是最难完成的事,排放总量也被认为是说不清的事,现在都说清楚了,而且和环境质量、经济挂钩。”

在担任两年多总量控制司司长后,2010年12月,赵华林又担任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司长,并在新职务上一直工作到2013年10月,也就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发布后的一个月。赵华林也成为大气十条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再次调回污染防治司(以前叫污染控制司),赵华林的心情是复杂的。当时全国灰霾天气逐渐增多,北京的空气指标虽然达到蓝天标准,但PM2.5并没有纳入评价指标。“北京当时对PM2.5有监测,只是没有公布,因为当时空气质量标准里没有PM2.5指标。”而在全国范围内,多数地区仍没有PM2.5监测。

“当时‘十二五’环境规划里面要不要加入PM2.5指标争论很厉害,有人说,除了北京,其他地区没有监测,数据不清楚,而且防治方法也不成熟。当时想在‘十二五’环境规划中先列一个预期性的指标,不作为必考的项目,探索、关注5年后,到‘十三五’的时候再列入考核指标。”赵华林说,当时雾霾频繁出现,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国家修订了空气质量标准,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标准中,也就将PM2.5列入了“十二五”环保规划考核指标。

如何治理这个陌生的PM2.5,也成了当时社会中讨论最激烈的话题。受委派担任大气十条起草组技术组长的赵华林率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考察组,特意去美国待了20天“求经”。

这次美国之行,赵华林详细了解了美国治理雾霾的全过程。回国后写了一个报告,提出灰霾的治理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但也是可以治理的。美国用了40多年时间才解决了雾霾问题,中国彻底解决雾霾可能不需要40年,但20年左右的治理期可能是需要的。

“当时在起草大气十条的时候压力特别大,那时候也不敢定具体的(下降)指标,我们天天讨论、争议。还有大气应急预警机制也引起激烈讨论,当时一些人就担心,停课、停产等会对政府的形象有所影响。”赵华林说,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2015年,赵华林调至国务院国资委,任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然而他对大气污染防治的关心和思考从来没有间断。他认为,中国根本解决雾霾问题还需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只有经济结构特别是能源结构得到根本调整,雾霾才能彻底解决。“当前的根源还是污染物排放量太大。大气治理的原则是,治标与治本相结合:近期是以治标为主,包括加大环境管理力度,加强重污染天气的应急措施、监督等;治本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治标是为了给治本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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