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江：美好生活导向的人口流动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2冬春论坛于近期在京举行，论坛主题为“城市化与人口流失：挑战与应对”，本次论坛由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进行主题研讨，凤凰网财经全程图文报道。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李晓江发表了题为《美好生活导向的人口流动》的演讲。李晓江指出：“城镇化新型不新型，关键看家庭，能安放家庭的城镇化才是好的城镇化。” 他表示，美好生活导向的人口流动，这个变化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的社会变迁。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而不能只是经济增长和促进消费的动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都在讲中国城镇化在变，中国人口流动在变，背后到底是什么？我后来跟倪老师商量，我说美好生活导向的人口流动，这个是中国最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背后是中国的社会变迁。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人变了，所有的变化，你找到源头，对着人去，而不是对着物去，可能对城镇化的问题会有更加正确的认识。

我们关注两件事情：1、2021年9月份，中央提出碳中和的目标。倒逼中国自己发展模式的彻底转型；2、去年党中央提出了共同富裕，要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人的变化、社会变迁的角度跟大家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我们的城镇化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2、我自己对城市发展逻辑和关系的研究。

关于城镇化问题，2013年，中国工程院完成了一个非常棒的、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城镇化研究，即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这个研究结束以后，当时（领导）说你一定要把县域城镇化研究下去，2016年，我又把这件事情捡起来，后来批示给工程院，工程院给我立了个课题，叫做中国现实与城镇化研究。几年以后，我们发现当时研究里面提出的一些重要的建议一一都在成为中央的政策、国家的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当时我们研究的时候，最关注的一个什么问题？我们讲人口流动，我们讲人口进程，这个进程的结构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过去每年一年1000万新增的农民工，今天变成了每年一年新增1000万大学生，所以我们的劳动力的供给和就业岗位的供给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职业，一方面工厂招不到工，工厂招不到工绝不是一个部分的现象，是一个全面的现象。为什么？农民工不见了。我们看这些年农民工的增长已经降到了百万以下，或者百万左右，对于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这个数字可以忽略，可以视为零，这是2017年的数据。2018年以后，农民工监测报告不公布这个数字，可能有更全面的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新增城镇人口的结构变化是我们城镇化，我们讲了社会变迁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下面，我们发现人口流动已经出现了更加多元化的异地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并行的状况。

中国9个人口输出大省的流出人口无一例外都在减少，一直到疫情以前的2019年，输出人口最大的河南省也在减少，本地城镇化的趋势，农民工回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此我们分析，四大地区城镇化的格局是不一样的，尤其中西部，我们发现县级单元是承载新增城镇人口最重要的空间。刚才魏后凯教授讲到东北的县域城镇化，我个人有点不同意见。东北的县域城镇化很难推进，因为东北是唯一一个，四大区当中这些年城镇化的人口流动主要流向大中城市的地区，原因是东北的人口密度太小，东北县级单元的人口规模太小，很难有效地组织工业化的路径，所以东北的县级单元。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提供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性服务和农民的生活性服务。我们也发现不同的县有不同的城镇化的人口聚集模式，我们归纳了几种类型，这个都是我们县域城镇化课题的贡献。

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城乡就业居住关系在发生两个典型变化。第一城乡关系，这次七普很明显的一个特征，人户分离的现象特别严重，过去人户分离主要是在农民工和大城市，现在人户分离非常重要的是在县级单元的城乡之间。农民买房的热情很高，不需要把家搬到城里，城里有房，村里有家，开着车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参与城市的就业，但是我们天天想的是市民化，天天想的是把人搬到城里来，事实上不是这回事。

第二个，城乡通勤。我们在山东三个县的调研，我们反过来调研，城市的就业人口到底居住在哪里？三个县70%的就业人口家住在农村，几毛钱的电瓶车通勤费用就可以解决工作出行问题，为什么把家搬到城里来。

我们也总结归纳了，县域城镇化的问题在哪里。

1、行政行为和认识存在巨大的偏差，撤县变市、撤市县改区。这些盲目的推进，用城市型的政府管理区域，这一点是给中国改革开放前40年带来巨大红利的制度设计，但是对于未来的现代化发展来讲，它是障碍，它导致了城乡之间更大不平衡，非常幸运的是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踩了一脚“急刹车”，不允许再轻易推进撤县改市，这样一种政策的调整背后是中国的发展阶段变了。上半场很有效的改革措施，到了下半场共同富裕的时候，追求公平正义的时候，追求乡村振兴的时候，它成了障碍了。

2、我们县级财政几乎是空白，从“吃饭财政”走向“讨饭财政”。县里的土地指标极其苛刻，很多地方的合村并点并不是为了推进城镇发展，不是为了乡村建设，而是为了增加建设用地的指标。

我们总结的几个主要的问题，作为我们的咨询报告上报给了党中央，但是这几年，我确确实实发现，我们现存补短板也好，中央对县域城镇化的重新认识也好，提出的行政体制的管理也好，都在走向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县级单元之间更加均衡的城镇化，更加公平的发展，这是土地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基本上没有指标。

在这样一种社会变迁之后，城市发展的逻辑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我从2014年起参加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年就开了100多次会。徐匡迪院士做了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雄安新区刚设立的时候，有两个群体反应最积极，一个是高校，一个是央企。徐匡迪院士给我们开会说，这两个机构作为疏解非首都功能去雄安是天经地义，但雄安如果只是接纳这两个群体，雄安没有创新能力，所以他找了19家民企的老总，最后请了4家民企的老板在上海给我们开了两天闭门会，请了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和周鸿祎，我记住了一句话，马化腾说的，雄安新区不是我们去不去的问题，是我们去了能不能找到我们想要的人？能够招得到，我一定把最好的资源放在雄安。如果招不到，不要怨我，今天企业是跟着人才走的，所以我们讲40年社会变迁带来的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人口的流动、城市发展的动力变了。我们上半场的动力是廉价的要素吸引产业，产业来了，就有工程师、技术人员进来，城市就繁荣了。下半场的逻辑是高质量的城市、高品质服务的城市吸引人才，人才吸引企业，发展的动力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在于我们主体的变化、模式的变化，最后这样一个逻辑变化了。

我们再看我们的城市发展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中国人均GDP超过12500美元，很厉害，但是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1/6。可是进一步分析我们的消费，只有美国的1/14。美国基础性、生活性消费只占到50%，中国和印度、墨西哥占到80%，我们真正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需求，这是我们研究城镇化，研究城市必须关注的问题。

我们必须关注到，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占到了全国人口30%-40%，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至少我分了两方面：首先我们看中产阶级的特点：脆弱、敏感，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免予贫困的自由，不能再穷回去。我们注意到，他们对于生存性的需求，第一是选择生活。做雄安新区的规划，我对我们中规院雄安分院的年轻人说，雄安新区你们去不去？他们说不去，二三十年都不一定起得来。我说你到雄安新区去，你的孩子能上全中国最好的幼儿园，全中国最好的小学，全中国最好的中学，你去不去？他说那我一定去。

我经常讲，这一代年轻的中产阶级前半场是拼爹，后半场是拼娃，所以把公共资源的配置看得很重。他们要追求高质量的生活，高性价比的城市，他们要有高速，有发展空间的就业，要买房，买房是为了保值，要子女拼娃，所有的这些要素叠加起来，可以看到，1000万新增大学生，每年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城市？什么样的服务？什么样的生活品质？什么样的性价比？我们才能知道，他们将来会往哪流。当我们想要吸引人才，吸引人口的时候，你要吸引大学生，你必须把他们的需求研究透。

除了这种生存性的需求以外，中产阶级的消费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体验性消费，体验性的需求，时间原因不展开说了。

如果我们不处理好这些供需关系，我们还是用产业发展的概念，用就业发展的概念，用简单的收入高低来衡量一定找不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另外一方面，我们仍然要关注70%-60%的中低收入人群的需求。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怎么保持我们空间和公共服务提供的正义性？怎么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他们的尊严？农民工也好，低收入的城市居民也好，他们的流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去年我到成都出差碰到一个网约车的司机，他6岁被父母带到广东，然后在广东上的大学，在广东成家，在广东生了孩子，30多岁了，他又回到成都开网约车。我问他为什么回成都？他说我在成都不受欺负，这就是中国地域文化的特征带来的一种尊严的追求。我们讲要关注低收入人群的供给，要关注非正规空间、非正规服务，在社会发展当中长期存在的需求。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讲，空间供给的多元化，空间组织和设计的创新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怎么从上半场单一化的供给转向多样化的供给，从量的追求转向品质的需求，从相似性转向差异性，从物质转向非物质，同时兼顾不同阶层人群的承受能力和他的偏好，这样一种供给才能让城市更加有生命力。

在讨论东北问题的时候，我一直在参与，最近河北省省长许勤到黑龙江当书记，也希望我们参与东北的事情。东北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关注产业，而在于真正关注人，所以我们的规划理念，我们的规划方法要改变。

我一直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而不能只是经济增长和促进消费的动力。长期以来，我们把它视为动力是一种误读。城镇化的速度已经从高速转向中速，城镇化的进程必然是多元、多向、多次流动，而不只是城镇化。城镇化的动力已经从提高收入、满足温饱转向追求生活品质和家庭安放以及各种人群的可承受力。中央领导有一句话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加一句话，城镇化新型不新型，关键看家庭，能安放家庭的城镇化才是好的城镇化。所以我们讲健康的城镇化既应该有城市的繁荣，也应该有城市的乡村振兴，既有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也有中小城市县域经济的长足进步。

我做完县域城镇化研究以后，得出一个结论，我认为县域发展的问题核心不是城镇化，而是县级单元的现代化。今天我们城镇化的价值取向也好，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也好，必须快速地从经济增长转向四大资本水平的提升，包括物质空间资本的提升，社会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提升和自然资本的提升，这是我最近特别关注的，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