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的提问和解答：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图片来源：博鳌亚洲论坛官网）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杜涛 田进 “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能否用几个词概括？”

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抛出了上述问题。他说，经过多轮专家论证研讨，认为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回答——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这也成为了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

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一些曾经的热点话题正在逐渐退潮，比如疫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说，虽然疫情还没有正式宣布结束，但是已经很接近了。

新的不确定性又正在袭来：能源危机、通胀、供应链脱钩、金融风险等，这给原本就深陷疫情影响的世界经济蒙上更多阴影。一些宏观经济专家和央行官员们开始在博鳌论坛讨论，今年会否重现2008年金融危机？

热点问题交替之间，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动荡向前。

李保东说，不确定性突出，是当今世界的显著特点。希望通过年会的讨论，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探寻确定性，促进世界各国加强团结合作，更好地迎接挑战；坚持开放包容，更好地促进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现场试图提示的是：在不确定性袭来之际，我们所在的亚洲正在成为全球确定性的供给者。

当然，这种确定性的前提是——亚洲需要更加紧密的协作。

风险袭来

从硅谷银行的失败到瑞士信贷银行被收购，人们忧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风险是否正在大范围上升。金融风险会再次袭来吗？

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者在博鳌表达了谨慎乐观的观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说，目前的情况跟2008年非常不一样。2008年，雷曼兄弟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金融衍生品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最终雷曼兄弟的房贷项目使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遭受了大量的损失，目前并没有面临这种问题。

高盛全球管委会成员、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当前这些银行体系的问题不是飓风而只是一个“头风”，区别在于，当前问题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面临的问题不同。

施南德表示：“首先，现在增加了很多监管政策。比如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有很多缓冲要求，压力测试做得也更多，这些措施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发挥了其作用。其次，目前我们看到的风险都发生在比较小的一些银行机构，而不像2008年那样面临大面积的资本短缺。”

或许风险不会重演，但一些令多国头疼的经济问题仍坚固地存在。

2020年世界经济在疫情的冲击下，经济出现深度衰退，当年GDP同比下降3.1%，多个国家出现企业大规模的倒闭和失业率上升等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等国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

时过境迁，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开始显现。2022年全世界通胀率高达8%，其中发达国家同比增长7.9%，发展中国家更高为9%。进入2023年，全球通胀仍“高烧不退”，1月全世界通胀率同比上涨8.8%，其中发达国家同比增长上8.2%，发展中国家保持在9%。

近期，欧美等多个经济体的央行行长表态，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会不惜代价进行加息。以美国为例，为了应对近40年来最高的通胀水平，在过去一年时间，美联储将联邦基准利率从0加到了4.75%~5%，为2007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说，回头来看，这些刺激政策短期内确实有疗效，似乎一段时间内稳住了经济增长。但副作用是，为后续的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欧美主要经济体能否控制这一轮通货膨胀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总是要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要做选择。”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陆磊表示。

包括通胀在内的种种表现，也显示了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朱民看来，人口年龄的改变、地缘政治、供应链的不确定性以及美联储大量加息等元素叠加在一起，使得现在远离了2008年到现在的周期：“低息、低通胀、低增长、高债务”，进入了另外一个周期：“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

供应链脱钩与应对

“全球供应链是有效率的，可也是脆弱的。”

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贝哲民如是说。他也提供了一组数据佐证着自己的观点——2020年，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为50%，此后经历了十余年经历了震荡上行，然而，2022年此数据下滑至45%。

去年论坛中，“供应链”一词还未出现在任何一场论坛的主题里。随后的一年里，供应链转移、全球贸易脱钩等问题开始显现并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热点。

因为公司50%的产品销售在海外，先导薄膜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世会就在企业日常运营中感受着脱钩带来的深刻影响。他说：“贸易脱钩对公司影响很大，我们几乎每天都需要去应对这些问题。尤其是个别国家的客户，他们希望我们公司能找到应对脱钩的计划。”

在朱世会看来，当前供应链的调整已不是由市场所驱动。很多小企业可能没有运气或能力走出去，再叠加关税，想迁出的成本实在太高，可能最终不得不关门。

“地方政府也想帮助这些中小企业未雨绸缪地转移产业。如果不这样去做，很多国内企业可能就直接被与中国毫不相关的外资企业所替代，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在做这样的努力和准备。有一些省份在越南甚至墨西哥建立工业园，从而帮助小一点的企业离开中国去到那些更远、成本更低的工业园，避免政治所造成的不当影响”，朱世会表示。

朱世会采取的应对举措是做两手准备。A计划是在中国生产，然后向全世界提供产品；B计划是把一些生产搬到第三国，比如公司在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合资企业。

朱世会表示：“因为一些大客户也必须遵守他们国家的做法，所以作为制造商，我们被迫有B计划。B计划会产生一些新的成本，幸运的是客户愿意分担其中50%的成本。到目前为止，我们生存得不错。”

为了应对可能的进一步挑战，朱世会说，未来三年可能会在第三国建立全资企业。如果情况变得很糟糕，公司可能会把生产设施放在第三国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且只做公司的少数股东，但主要研发中心依旧设在中国。

作为欧洲目前最大的造船集团，芬坎蒂尼集团深耕中国市场数十年后，近期把一些生产设施从中国迁到了东南亚国家。

芬坎蒂尼集团亚太区负责人费里说，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的中产阶级在蓬勃壮大，这些人群想要更好的服务；其次，跨国企业正在锁定这些目标受众，因为想要与终端用户离得更近一些，从而更多地理解当地市场、提供定制产品、实现价格上的优势（减少物流成本），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

虽然脱钩的范围还在扩大，贝哲民观察到的现象是，即使一些生产制造从中国转向了越南等国，接收国在产业链当中所获得的产业比例并不是很高。比如为了减少交通运输成本，一些电冰箱等白色家电转移到墨西哥、波兰等国生产，但转移量都比较小。“转移的趋势还会继续，但是东南亚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变成中国这样的制造业中心，欧洲和北美也是如此”，贝哲民说。

供应链种种变化之下，为提高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韧性，贝哲民为跨国企业提供了三条战略路径——支持中国消费者，对中国投资的供应链进行投资；供应链去风险，迁出一部分产能到其他市场，如迁向越南、印尼，即“中国+1”战略，这是很多全球企业在过去十年采取的策略；把一些战略性要件的制造环节再回迁到本土市场。

“对于跨国企业而言，选择哪条路径没有单一答案或模版，取决于一个企业具体的应对策略。”贝哲民表示。

能源危机？能源机遇？

2022年10月，在陆续拜访了全球15个国家的能源经济部长和相关的官员后，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的感受是，全球能源危机背景下不少国家正在用本土的可再生能源解决能源问题。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高纪凡表示：“比如欧盟原来光伏的装机从2030年的目标从300个G瓦变成了600个G瓦，欧盟认为有的外来能源是不安全的，不管是管道输送还是油船输送，都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进不来，所以本土的能源才是安全的。”

不仅仅是能源的本土化，高纪凡说，甚至在能源装备的本土化上，包括美国、欧洲和印度等都构建了自己的法案。

俄乌战争所带来的能源供应链波动，让全球每个国家印象深刻，能源安全开始频繁出现于各个经济体的政策目标之中，也成为了2023年博鳌论坛讨论的一个焦点。

意大利埃尼石油公司执行副总裁吉安尼·乔瓦尼说，在俄乌冲突之前，在欧洲能源是从北到南，而现在大多数的供应是则来自于利比亚、尼日利亚、埃及、刚果等过，是从南边来的。

一些海外的嘉宾提及了2022年欧洲平稳度过冬季有赖于其采取的种种措施，其中包括一些短期手段比如多元化的能源采购、节约能源使用等等，也包括一些长期措施，比如正在推动的能源转型。

“就像刚才的朋友所说，危机也是一个很大的机遇，欧洲就抓住了这个机遇。欧洲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来应对这一危机”，吉安尼·乔瓦尼说。

法国桥智库主席周瑞认为欧洲应该把危机变成机遇，展示欧洲系统的韧性，“既使是没有这样的危机，我们也有能源贫穷的地方，这也让我们了解到一个事实，任何时候我们要做能源的转型、环境的转型，我们必须要有包容性，必须要团结一致，这也是今年博鳌论坛的主题”。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表示，去年欧洲的光伏增长差不多达到了百分之百，就是由于能源价格高和能源缺乏，也导致安装再生能源的热情空前高涨。“实际上再生能源，尤其是以光伏为主的再生能源，是比石化能源更公平的一种能源，我们有人活动的地方基本上都能获得这种能源，虽然它不均衡，但是它比化石能源要均衡得多”，钟宝申说。

但钟宝申也提及，尽管俄乌战争在驱动能源转型上有一些影响，但能源转型最终还是取决于两点，一个是全球对去碳化的认识；第二个，可再生能源自身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成本大幅降低。

尽管欧洲已经度过了2022年的冬季，但仍不到可以放松之时。“如果所有的经济体都在一个合理的角度上去储备能源，那这个市场会比较平衡，但是市场上如果有一些干扰的因素，价格可能就会上去。虽然过去的一个冬天还算比较温和，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觉得这样的危机不能再出现”，美国艾柯斯科能源与资源合伙企业首席执行官说。

亚洲声音

3月28日中午，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和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福田康夫一起探讨了当前的经济形势。

二位达成的共识是：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目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的对立加深，经济复苏艰难，多国特别是欧洲出现了罢工的浪潮，美欧的通胀持续，金融风险陡升，乌克兰危机波及全球，能源、粮食供应，可以看到形势趋紧。一些国家更是不断的煽风点火，鼓吹断裂脱钩和搞一些冷战型的对抗，这样给全球的秩序和各个国家的利益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亚洲人民，应该说我们经历过这种冷战和热战，也感受过沧桑忧患，和平弥足珍贵，发展来之不易”，曾培炎说。

在这个不确定性切实袭来的2023年，博鳌亚洲论坛给出的方案就藏在论坛的名称中——亚洲。

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亚洲经济体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放缓大背景下的亮点。数据显示，亚洲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26%上升至40％，亚洲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的四分之三。《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3年度报告》提出，作为世界经济的主引擎，2023年亚洲经济体整体复苏步伐加快。预计亚洲经济体2023年加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4.5%，较2022年的4.2%有所提升。

李保东认为，亚洲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推动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一年来，区内贸易投资的制度开放红利正不断显现。面对地缘政治冲突、全球化逆流，亚洲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更加积极有为，G20领导人连续两年汇聚亚洲，全球治理进入“亚洲时刻”。

亚洲的重要性仍然有赖于亚洲的团结。曾培炎给出了三点有关亚洲的建议：和平、繁荣开放以及合作共赢。首当其冲的仍然是和平，“第一要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的亚洲。亚洲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和平稳定不仅对亚洲十分重要，还可以起到全球的定星盘或者说压舱石的作用”，曾培炎说。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的初衷是搭建一个亚洲人说话的平台，希望让世界倾听亚洲的声音，2002年首届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即为“新世纪、新挑战、新亚洲――亚洲经济合作与发展”，在这个世纪的头20年中，亚洲的重要性一直在不断的提升，但亚洲的合作和发展仍有着种种需要克服的挑战。

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这样的愿景正在变得更加迫切。

“现在我已经上了岁数，我们这一辈可能不久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博鳌亚洲论坛所长期坚持的宗旨绝对不可以动摇，我们必须回归原点，向全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主席、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