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人兽冲突
薄雾褪去的六月清晨，县城边缘，头戴礼帽，身着民族服饰的藏民安静地穿过街道。一家四川人开的早餐店里，从事震后重建工作的汉族建筑工们正在谈论着一匹狼。包括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玛多分局的工作人员在内，不少人目睹了这匹狼在前一天傍晚进入了县城的某个小区，试图翻食垃圾。
© 赵新录
🐼：玛多，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平均海拨4500米以上。这里是青海省地势最高的一个县，也是人口最少的一个县。中国人的母亲河、华夏文明的源起地——黄河正发端于此。因为独特而典型的高寒生态系统，玛多所在的三江源地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
三江源地区风景 ©️ Lei / WWF China
对当地人来说，随着三江源生态的恢复和好转，包括狼，棕熊在内的野生动物正在越来越多的侵入他们的生活。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是其中之一，保护面积超12万平方公里。
保护的前提是人和野生动物如何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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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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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玻璃被打碎了一个洞，地上还有血印和毛发，装有奶渣和酥油的抽屉被打翻、踩坏在地。
棕熊闯进牧民家里偷食、破坏后的一片狼藉（作者供图）
2022年6月24日中午，日光耀眼。距离玛多县城80多公里，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阿尼玛卿雪山脚下，雪山乡阴柯河村牧民旦增多杰的家刚刚进了棕熊。
前一天，旦增多杰一家刚刚搬到夏季牧场。他们前脚刚走，当天晚上，棕熊就进了“冬窝子”，牧民冬季居住的固定建筑。旦增多杰家的房屋建于2009年，属于当地的游牧民定居工程。熊是打碎窗户玻璃后进的屋子，翻箱倒柜，寻找吃的。
© Ola Jennersten / WWF-Sweden
听说棕熊进了屋，旦增的亲戚都赶了过来。
在一位亲戚的记忆里，这些年熊的胆子越来越大。“我很小的时候也是有熊的，但和现在的熊不一样。”旦增说，以前见到的熊怕人，远远地，喊几声就不会靠近，现在“喊它是不管用的”，熊会往房子和帐篷里面钻，“一点也不怕人”。
虽然房屋的玻璃和家具被破坏了，旦增多杰和家人并没有生气，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他笑着说：“很平常的一个事情，那不生气。”熊进屋是为了找吃的，糖，酥油，奶渣，包括方便面，都是熊爱吃的。“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旦增家的房屋外面，还躺着一只不断呻吟的羊，那是他从夏季牧场带回来的。狼袭击了羊群，旦增准备将这只受伤的羊带去医治。
被狼咬伤的羊，牧民准备带到镇上医治（作者供图）
从2007年开始担任雪山乡保护站站长，才旦加手机里有不少“动物肇事”的视频，“经常发生，特别多。”
几天前，一大一小两只棕熊进入一户牧民家里，“赖着不走”。“当时以为是有人偷东西，后来发现是进了熊。”接到报告后，才旦加带人过去，把小熊用绳子“套住”拉出来后，母熊才出来。视频里，以为小熊受到伤害，母熊咆哮着冲向人群。
才旦加回忆，刚到雪山保护站工作时，熊还很少，多的是狼害。阳柯河村曾连续出现过一个晚上狼咬死二三十只羊的事，接到报告后，才旦加曾带人“带枪过去打狼”。
相较于入室造成的财物破坏，当地人更为恐惧的是棕熊带来的人身伤害。
棕熊在牧民家附近留下的脚印（作者供图）
才旦加还记得，五六年前，距离玛沁县100多公里的一个乡，曾发生过“熊吃人”的事情。“现场很惨烈。”
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玉树州4县11个乡镇，超过六成的牧民认为人与藏棕熊的冲突严重。而在2014~2017年期间，仅在三江源的长江源区，就上报296起棕熊袭扰案件，其中入室造成财产损失占九成，达到93.58%，捕食牲畜占4.73%，伤人占1.69%。同期，据青海省林草局报告，有9位牧民受到棕熊攻击后身亡。
2019年四月，三江源国家公园园区内，一名生态管护员在巡山时遭遇一头棕熊，被棕熊攻击后不治身亡。
不完全统计，2020年5月到8月期间，青海治多县，囊谦县，和格尔木市先后有7人遭遇棕熊袭击，其中两人被咬死，5人受伤。
棕熊肇事频发后，当地牧民对熊的恐惧心理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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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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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之前，阿尼玛卿雪山保护站负责的两个乡，每年动物造成人身伤害的事件有100多起。其中一对牧民夫妇的遭遇让站长才旦加记忆至今。
这对牧民夫妇自己没有牛羊，靠给人放牧为生。贷款5万元新修了房屋，添置了家具。去给别人放完牛回到家后，发现自己家的房子“被熊扒了，电视砸了，沙发砸了，没一个像样的东西”。接到报案后，才旦加带人赶过去，那家的主人哭得“让人伤心”。“感觉像是我自己养的熊把人家房子毁了，心里很难受。”才旦加记得，当时保险的意识还没有，也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当地政府只能提供米、油这类补偿。
吃草的野驴（作者供图）
青海省对于人兽冲突有具体赔偿标准始于2011年。当年8月，《青海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办法》出台，201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办法规定：野生动物造成牲畜死亡，房屋、家具、帐篷受损的，按照当地市场价格的50%予以补偿，经费由省、州、县三级财政共同承担。截至2021年12月底，青海省共受理野生动物致害损失补偿事件7000多起，省州县三级财政兑现补偿资金4400余万元。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期间，三江源国家公园率先在玉树州杂多县昂赛乡年都村试点，通过县财政支持、高校和社会学术组织资助、群众投保的方式，筹资建立了“人兽冲突保险基金”试点。试点的具体内容为，牧民以3元每头为自己家的牦牛投保，如果发生野生动物伤及牦牛的冲突事件，造成牧民财产损失，人兽冲突保险基金的管理小组和审核员就会启动审核，通过后对牧民进行相应补偿。补偿标准是每头牛2岁以下赔偿500元、2-4岁赔偿1000元、4岁以上赔偿1500元。
2022年，青海省再次大幅提高野生动物伤害补偿标准。7月25日，《青海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保险赔偿试点方案》印发，方案在明确赔偿范围、优化理赔流程的同时，大幅提高了赔付标准。其中，人员死亡赔偿标准提高至60万元，较10年前实施的《青海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办法》规定的标准提高近三倍。造成生产生活设施损失每次每户最高赔偿限额为30万元。同时，保险资金到位相较于以往提前了1年时间，确保受损人员能快速得到理赔。
雪山脚下，牧民放牧的牦牛（作者供图）
2022年1月，三江源地区“人兽冲突”问题研讨会在西宁召开，研讨会由青海省科技厅发起，多个政府和科研机构参与。会上，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做了“三江源人兽冲突现状及防熊工作思考”的报告。
为什么特别提出“防熊”？连新明认为，三江源的人兽冲突，对于牛羊等牲畜造成的损失，危害最大的是狼，其次是雪豹，其他的还有野牦牛、马鹿等，但占比很少。“虽然肇事物种很多，但老百姓最担心的其实就是棕熊，因为棕熊会造成人身伤害。”
在连新明看来，整个青藏高原上肇事动物有很多，可能不下十种。就目前来看，最需要解决的，迫在眉睫的是人熊冲突。而要处理好人熊冲突，除了事后补偿，更重要的是要把事前预防和事中应对“做全”。
© naturepl.com / Danny Green / WWF
“整个体系缺少了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我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种努力或者宣传白费。”在连新明看来，三江源人熊冲突严重是不争的事实，但人兽冲突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问题在于目前对于三江源野生动物的本底并不清楚。”
连新明认为，如果本底调查没有完成，就无法确切掌握野生动物的真实数量和具体生活习性的变化。在他看来，虽然现在根据报案，可以初步掌握三江源棕熊肇事的热点地区，“但10例报案中到底是一只棕熊在肇事还是10只在肇事？我们并不确切掌握。我们现在的本底太缺乏了。棕熊的整个的分布，整个的数量都不清楚。很难说到底增加了多少。”
而本底调查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是，棕熊的活动范围可以达到数百乃至上千平方公里。“要完成本底调查，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又不能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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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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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不只是中国，也是全世界自然保护普遍面对的一个难题。
2021年8月，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发布了题为《共同的未来——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必要性》（点击阅读原文查看）的报告，汇集了 27 个国家40个组织155名专家的贡献。
报告指出，人兽冲突已经成为威胁世界上一些最具代表性的物种长期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不论是备受瞩目的 “一路向北”云南流浪野象“突袭”农场获取食物和水，还是美国爱达荷州“狼满为患“，肆意猎取人类家畜都印证了这一点。
报告称，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地域重叠比例高达56%，因此要保护生态和野生动物，人类需要学会与它们共存。
© Ananda Kumar, Natur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针对愈演愈烈的人兽冲突，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也一直在尝试各种方法，和不同机构合作，进行野生动物本底调查，包括建防熊屋，推广防熊喷剂等，结合当地实际，尽可能把牧民的损失降到最低，这其中就包括与WWF的合作。
自2020年开始，WWF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合作，在位于三江交界处的曲麻莱乡龙麻村开展人兽冲突试点示范项目。
以社区调查为基础，项目工作人员深入了解当地人兽冲突现状，支持当地社区居民在人熊出没频繁的地区安装红外相机，期望以此掌握棕熊出现的频率和规律。同时，针对三江源当地存在一些棕熊因食物诱惑而侵扰民宅的现象，为当地居民制作了汉藏双语的《防熊手册》，以简洁的图文方式向居民科普防熊事宜。
此外，WWF引入在不丹、尼泊尔广泛使用的人兽冲突缓解机制-SAFE Strategy，并结合三江源地区的客观情况，开发了“三江源地区人兽冲突信息收集的微信小程序”和配套的“评估分析平台”，为更有效地预防和缓解人兽冲突的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 McDonald Mirabile /WWF-US
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既存在冲突关系，同时也是共存关系。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虽不可能被完全消除，但可以通过建立和实施整体性、综合性的人兽冲突管理方法，最大程度缓解人兽冲突，助力实现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