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博鳌的共识：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到“坏日子”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杜涛 田进 胡淼 罗雪丽 “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到‘坏日子’的时代，唯一的前进方向是团结、合作、多边主义、全球化以及开放的世界经济。”

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的开幕式上，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如是说。回忆起在联合国的工作，他说自己既目睹过美好时光，也经历过艰难岁月。“好时光”来临时，世界享受着全球和平红利和快速全球化的好处；“坏日子”到来时，世界分裂成对立的阵营和区块。

相比于去年博鳌亚洲论坛中，人们讨论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转移、全球高通胀等充满不确定性的“坏日子”，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正向外界传达出更多确定性。

一方面，即使世界经济未能回到疫情前的增长轨道，与会的宏观经济专家们依旧为中国乃至亚洲经济增长投下了信心的一票；另一方面，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人工智能、低碳产业等新兴产业的从业者们，在用更明确的语言去勾勒技术的应用和路线图。

面对已经到来的贸易碎片化、AI替代人类等问题，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选择携手共进，积极讨论应对举措。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说，世界经济正在逐步走出疫情的阴霾，科技创新带来的新的增长动力正在显现。

中国增长的确定性与对策

“2024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

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等多位嘉宾都作出此判断。不过，他们也都为这样的判断设置了前提条件。

林毅夫的建议是，当下还需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适度灵活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幸中国的政策空间比较大。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政府的负债比重比较低，只要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运用好，中国经济就能实现5%的GDP增长。

吴晓求则认为，需要在政策的稳定性和适用性、消费者的预期、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的信心三方面做调整。他说，试图通过调整政策来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已经不现实，只有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框架才能让所有市场主体有预期、有信心去投资。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看来，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中国经济都可以维持5%左右的GDP增速。他说，中国经济从此前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进入到现在的中高速稳健增长阶段。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但朱民也认为，要维持5%左右的GDP增速，需要推出合适的宏观政策，维护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具体需要从促进国内消费、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绿色转型三个维度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市场投下信心票的同时，蝉联七年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中国开始深受贸易碎片化带来的影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仅同比增长0.2%；2023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11339亿元，下降8.0%，折1633亿美元，下降13.7%。

即使自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速持续低于全球GDP增速，美国前商务部部长、EmPath共同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古铁雷斯仍不认为现在已经能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他说，当下美国普通民众情绪特别容易被煽动，比如政客们会说“你丢了工作不是你的错，而是中国、墨西哥的错，我会保护你”，跨国公司在美国也受到很多批评，这些现实问题仍对全球化进程有影响。

但中国人总有自己的办法。近几年，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观察到，大量中国外贸企业为了获得墨西哥原产地证，开始迁往墨西哥。在墨西哥一个工业园区，中国企业使用面积相比2019年增加了7倍。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徐志斌说：“中国的FDI（外商直接投资）趋势与全球、亚洲基本同步，在2021年达到高点之后，于2022年和2023年都出现了调整和波动。但从更广阔的视角、从全球和亚洲视角或者更长时间线来审视这一趋势，这些波动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与外贸类似，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两驾马车——投资、消费，也面临一些挑战，而博鳌亚洲论坛正在为加速这两驾“马车”寻找办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的建议是，增强财政政策支持消费的力度以及加强投资。他说，今年下半年存在很多不可预测的事情，包括一些国家政府首脑的选举，可能会对国际贸易和中国企业出口带来影响，这种情况下投资变得很重要。同时，保持一定的投资强度来抵消房地产投资下滑带来的影响也对经济增长十分关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巴奈特说：“要实现增长目标，需要提升劳动生产率，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除了对实体经济投资外，中国还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大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入，这不仅可以提升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收入，还能进一步促进消费增长。”

人工智能：机遇还是危险？

在2019年的首次博鳌之旅中，猿辅导集团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程群与其他嘉宾围绕“人工智能是否能赋能教育”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但当时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今年程群的感受却截然不同。他观察到，现在大家已经普遍认同“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教育事业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的观点，并且他们还在积极讨论如何让人工智能与教育实现更深入地融合。

过去一年，从ChatGPT（OpenAI研发的一款聊天机器人程序）的更新迭代到Sora（OpenAI发布的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的出现，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加速。大量如程群一样的AI（人工智能）从业者都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讲述短短几年内AI带来的巨变。

首尔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LEE甚至直接预判，5年后AI将变得比人更智能、更聪明时，那时也就意味着“科技革命奇点”的到来。

当AI已经到来，企业家们开始以更清晰、更贴近地来描绘它的发展方向以及应用范围。

程群说，当下，老师已经可以通过人工智能产品准确分析每个人的学习情况，实现精准化教学，让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学习提升，这在以前很难做到。人工智能产品打破了“一个班级固定几十位学生”的标准化授课模式。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深度应用，未来课堂组织形式、教学方式都将出现革命性变化，从而推动整个教育模式的创新。

就像火车的出现让马车夫失去饭碗，人们对AI的发展仍心有存疑。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数位嘉宾也在试图探讨人工智能是否会如同科幻电影所描绘的那样，萌发出自我意识，并将人类取而代之。

2023年3月，一封得到马斯克、图灵奖得主以及苹果创始人等众多知名人士署名支持的《暂停大型人工智能研究》公开信，试图给人工智能的极速狂飙踩下刹车。这封公开信呼吁所有人工智能实验室，立即暂停比GPT-4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训练，暂停期限至少为6个月。

2024年2月2日，欧盟国家就《人工智能法案》立法正式达成协议，成为全球首部在人工智能领域实施全面监管的重要法律文件。该文件提出，严格限制面部识别技术使用。人工智能法草案也曾进入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201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系教授斯图尔特·罗素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亚勤共同参与的一场关于AI创新的讨论中，斯图尔特就提到AI的发展在当下就需要进行治理，而当时张亚勤却认为应该强调AI的创新，不需要太早担心AI。回过头来看，张亚勤说：“实际上那时已经到了需要考虑AI风险和安全的关键时刻。”

1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分析称，AI将对全球近40%的就业岗位产生影响。斯图尔特·罗素也预言AI不是万灵药，AI不会带来较好的经济增长。比如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聚集的美国加州，失业率仍较高。

斯图尔特·罗素将AI形容为黑匣子里的技术，人们看不透AI能满足的目标。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保持对AI的掌控权以及证明AI的行为能使人类受益，就像推出一款新药或建一座核电站。“如果人工智能的水平超过人类，人工智能看待人类是否会像人类看待蚂蚁一样？”

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檏则持反对意见，他说自己不太相信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把人类完全替代。相反，孟檏更担忧一部分人类通过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占其他人的便宜。因此，未来应该快速且广泛地普及人工智能技术，确保让所有人都能够掌握这些技术。

科大讯飞副总裁、研究院院长刘聪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对行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变化。大家还是要积极拥抱AI，在生活和工作中尝试应用AI，为工作学习带来更多的选择和可能。”

但人工智能并不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发明出来的“危险”。荷兰前总理阿霍说，人类曾经发明过一系列危险的事物，原子弹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因此，无论人工智能的破坏性有多大，都应该承认它的确是科技的进步。“我们就算不了解科技，也应该了解人性，才能更好地预防可能出现的风险。”

低碳的进与退

“气候危机是真实存在的，全球每一年都在变得更暖，2023年是历史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同时伴有各种极端天气事件，气候危机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论坛期间，李保东多次呼吁关注气候变化。

2023年12月，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布的《全球临界点》报告指出，在当前全球变暖趋势下，5个气候“临界点”有可能被触发，包括温水珊瑚礁大量死亡、格林兰岛冰盖和南极西部冰盖融化等。如果这些临界点被触发，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可能会成倍增加。

只是，被人们普遍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碳中和”计划在过去几年经历着诸多不确定性——2022年，在极端天气、能源短缺等众多因素干扰下，部分欧洲国家重启煤电。《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2024年度报告》显示，过去几年，煤炭、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给亚洲电力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

在论坛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说：“从《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到去年底的阿联酋共识，全球已经进入到所有国家都要实现碳中和、能源转型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犹豫。”

作为全球经济最大的增长引擎，亚洲产生了世界一半以上的碳排放。为此，博鳌亚洲论坛上多位嘉宾也为亚洲绿色低碳的发展出谋划策，其中涉及绿色低碳的分论坛就有四场。

在最为重要的融资方面，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说：“发展中国家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调动资源的能力（包括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或国家税收）也相对比较弱，其中一些国家还债台高筑，税收收入基本用于还债，上述因素导致这些国家在实现绿色发展方面天然具有脆弱性。”

2022年，清华大学“一带一路”倡议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东盟绿色投资缺口巨大，东盟每年需要200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而每年的供给只有400亿美元。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胡晓炼建议动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绿色发展融资：“一方面，相关国家要尽快兑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明确的气候资金承诺，从国家公共资金层面增加资金供给；另一方面，多边金融组织应该带动社会资本、私人资本更多地参与绿色项目。”

因各国金融能力有差别，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建议，各国金融机构除了帮助本国企业进行绿色融资投资之外，也应该更好地帮助其他国家，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

在电力方面，多位嘉宾呼吁构建更加低碳，甚至零碳的电力体系。过去10年，中国能源结构快速变化。2023年，光伏风电等清洁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首次超过火电装机量，清洁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也超过30%。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应该‘先立后破’，需要先把低碳、零碳的产业发展起来，再淘汰高碳产业，否则会遇到很多阻力。而电力系统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先立后破’的领域。”

“很多国家将近一半的二氧化碳由电力系统排放，如果能改进电力系统，气候变化的问题就可能解决一小半。因此，应该有更多的资金去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零碳电力系统的发展。”周小川说。

推动减碳降碳，充分利用碳定价等绿色金融工具被一部分专家认为至关重要。

波士顿咨询全球名誉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说：“碳排放的价格要设定得当，碳价格要确保供应链上的所有供应商都能够减少碳排放，同时帮助供应链上的企业获得更加经济高效的减排方式。不能因为成本太高就不采取行动，要帮助企业既省钱又减排，还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创始主席刘振亚说，尽管亚洲在全球能源转型中面临高碳发展惯性、电力需求快速增长、电力保供压力以及经济技术压力等，但通过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有信心实现能源转型和零碳电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