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我曾经是一个“投稿者”

胡洪侠夜书房

小时候我有一个爱好，就是给各级报刊投稿。

我这是偷偷跟我大哥学的。眼见他写首歌词，改了又改，再自己谱曲，用手打着节奏，摇头晃脑哼哼一遍又一遍。等自己满意了，就用复写纸工工整整抄几份，然后装进信封，写上要投的报刊地址，收信人一栏写上“编辑同志 收”。神奇的是，不用贴邮票，只需在信封右上角“贴邮票处”那个小框框里写上“稿件”二字，有时写“邮资总付”也可。最后一道工序有点好玩儿：要用剪刀剪掉信封右上角的那个角。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当年猜想，大概是方便邮政人员检查，从剪口处看一眼信封里装得究竟是不是稿件吧。此刻我想，大概这就是个免除邮资的“符号”，表示“投稿者”可以享受的一种福利或待遇。

我也准备投稿，可是我不敢告诉家里人，一切只好偷偷摸摸进行。复写纸、信封、稿纸之类总是有办法凑齐，唯有写稿子是件难事。写什么呢？

所以，作为一个热爱写作的人，起步时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写什么。作文课上，老师总有题目给你，但投稿不一样，得自己找题目，除非你参加的是征文比赛或问题讨论。那个时候，那个年龄，无社会经验，无人生体验，触目所见都是口号，写作文无非也是在报纸上找些句子东拼西凑，不需要你想自己的问题，说自己想说的话，更不需要你表达个人情感。现在要投稿了，要文学创作了，写什么呢？

记得中学我投稿时写得最多的是“小品文”，偶尔也投一篇所谓“散文”。小品文要针砭时弊，散文要抒发情感。这两件事做起来都不容易。首先，“时弊”在哪里？不是天天说生活无限美好、社会处处充满阳光、前进的道路上鲜花盛开吗？“时弊”不好找啊。还有抒情这事，也不易对付：热爱之情、感激之情、崇敬之情、难忘之情我作文里都抒发了好几年了，抒不出新词新句子了。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热爱什么呢？热爱父母和兄弟姐妹？这太不“大公无私”了，怎么说得出口！热爱女同学？这事一不敢做、二不敢说啊！除非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即使有这样的难处，还是要做“投稿者”。我写小诗，写小品文，写小评论，写小小说……就写些“小”东西，不敢有“大”动作。我以为“小”东西总是容易处理，“编辑同志”不用费多大脑子，版面上也占不了多大地方，投中发表的几率应该大些。然而我真是想多了。那些年前前后后投稿我少说也投了几十次，结果成绩十分稳定，没有任何悬念：一篇没有发表过。最难面对的则是收到退稿信，别人还看见了。

以后几十年的读写生涯也将证明：我是一个一败涂地的“投稿者”，但我却是一个好编辑。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最适合我的投稿方式，原来就是自己投稿给自己。

刚才翻我的第一本日记，发现1979年我上了衡水师范后，很快又开始了“投稿者”大业。日记本最后几页，密密麻麻抄的都是大小报刊的投稿地址。

我那所学校的西邻，就是《衡水日报》。我从来没有给《衡水日报》投过稿，可正是这家报纸让我成了报社的编辑和记者。我的稿件变成铅字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命运为何这般奇妙，没人知道。

衡水师范学校有图书馆和阅览室。我常常去那里看报纸，翻杂志，看看哪里有征文，谁家在约稿。说起来我最难忘的投稿经历，就是参加《中国青年报》发起的“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大讨论，我写了一篇足有几十页纸长的稿子应征，结果一如既往，泥牛入海。多少年之后，我和一位中青报的高级编辑聊天，说起当年这场讨论，他说当年他的任务就是每天把一麻袋一麻袋的参加人生意义讨论的读者稿件从传达室背到办公室，再从办公室背到临时当作库房的房间里，最后一起运往垃圾站。我说我也写过稿子啊。他说，你的那篇稿子，不知在我背过的哪只麻袋里。“还记得你写的是什么吗？”

“那谁记得，”我说，“大意肯定是人生的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宽啊。”

他大笑。“几乎所有的稿子都这么写，”他说，“有几篇不这么写的稿子又登不出来。”

胡洪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