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十大考古新发现专访 | 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打破记录的高等级贵族墓，等级到底有多高？

文博时空/文 文博时空 作者 安富建 商王朝在殷墟时期达到极盛，“大邑商”的名声传至四海。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商王政权盘踞第一个都城——郑州商城时，坐拥当时规模庞大的城池（应该也是世界上容纳人口最多的地方），具有空前的扩张性，甚至超过了殷墟时期。

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从1960年成立至今，第一次独立在郑州商城的内城做考古发掘。

省、市重点建设项目“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项目”在郑州商城内城东、南区域做了六个片区的拆迁，工程进度要求紧。为了赶上工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找来“援军”，书院街片区给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让他们负责发掘。

此前，郑州商城城内考古一直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城外归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

书院街墓地所在项目工程片区（红色区域），发掘历时3年，发掘面积15500平方米。

2021年5月，项目负责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黄富成带着考古队进场时，片区现场因拆迁形成一个大基坑，最深处达5米多，坑内堆满建筑垃圾。

黄富成对书院街北侧这个拆迁工地的考古价值几乎不抱奢望。

考古队一边清理垃圾一边做考古发掘，从西南往东北开始挖。最开始挖出了南边的一条沟，当时没人过多在意。

当年7月，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影响，两百多个探方的区域都泡水了。黄富成想保一张最新的考古发掘现场的航拍照片，都没来得及。好在已发掘区域大部分已挖到底，文物先一步转移走了。

2021年10月11日这一天，黄富成说他会刻骨铭心记一辈子。那天，他接到了工地的电话，队员发现了一件铜爵。和往常一样，他叮嘱要按考古操作规程，清理垃圾后，器物归位于原地、绘图照相。之后现场又陆续发现了几件铜器。未曾想到，两天后，垃圾堆下面露出一座商代墓葬。

这就是书院街墓地的2号墓（编号M2），迄今发现的郑州商城遗址出土随葬品最多、种类最丰富、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出土青铜器、玉器、金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各类随葬品210余件。

书院街2号墓部分出土器物

经考古确认，黄富成最开始发现的墓地南边那条沟是一段“兆沟”（墓葬的边界）。兆沟围出的“兆域”，是后世帝王陵才享有的待遇。

书院街墓地结构示意图（紫红色是“兆沟”）

这些突破性发现，让郑州商城遗址书院街墓地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郑州商城，被认为是商代最早的都城，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因系列重大发现，郑州这座曾当作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列入了“中国第八大古都”。

商人数迁其都。

有学者将发现的商代都邑性遗址大致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商代早期都城以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为代表，商代中期以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和安阳洹北商城为代表，晚期都城的代表则是安阳殷墟。

商文化分布区（含商都）

同样是“中国古都”、商代都城的河南安阳殷墟，有闻名于世的妇好墓，规模宏大的王陵区。而在郑州商城70多年的考古史上，内外城垣、宫殿区、窖藏坑、作坊区都已发现，但是高等级墓葬长期缺失，这成为几代考古人的缺憾。

2022年开放的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第一展厅走廊的展板上，公布了郑州商代都城的六大未解之谜，排在第一位的是：

迄今为止，郑州地区未发现商代王陵，那么郑州商代都城的王陵区在哪里？

郑州商城遗址书院街墓地的发现，让这一沉睡已久的话题掀起讨论热潮。

2号墓发现的消息对外公布之初，河南日报社前副社长齐岸青、卓鹏在河南日报“顶端新闻”发布署名文章《探寻郑州商代王陵》，认为“几代考古人追寻几十年的郑州商王陵的梦想，出现希望的曙光”“或许是某一代高级贵族、王室成员甚至不排除是特殊时期的商王”。

不过，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也曾有专门篇幅讨论，不同意2号墓为王陵的可能，认为只是一个“中型墓葬”。

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張砦南街出土兽面纹大方鼎

在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直播时，考古学家、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教授向黄富成提问：“你认为这个兆域（的墓主），是它（郑州商城）的最高统治者吗，还是次一级的？”

在直播现场，黄富成回答：“关于（是否是）最高统治者的问题，目前我们不做判断。”

实际上，面对这座距今3400多年的郑州商城内最高等级贵族墓葬，等级之高低，评论者观点相左，和各自判断标准的取向有关。

暂且搁置难以下定论的大墓性质，墓葬等级在项目发掘者本人黄富成内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文博时空邀请郑州商城遗址书院街墓地项目发掘负责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黄富成，从整个商文化视野俯瞰，围绕礼制传承、跨区域文化交流，与早商时期的湖北盘龙城、晚商的殷墟等做重点文化要素的对比。通过拆解大墓要点信息，透视大扩张时代的早商文明，试图回答一个问题：2号墓的高等级，到底有多高？

01

王都内所见最高等级的墓主，

身份不及一个地方“城主”？

盘龙城和郑州商城，是目前所见商前期高等级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遗址。

地处长江中游、今湖北武汉的盘龙城，很可能是商王插在南方的一把“匕首”，商人势力控制南方的重要据点。

盘龙城宫殿遗址

自二里头文化（夏）末期至中商文化较早阶段，盘龙城和地处中原腹心的郑州商城同步演进，同兴同亡。

迄今，盘龙城发现了12座最高等级的墓葬。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昌平曾指出，“盘龙城大部分特别是第二、三阶段的最高等级墓葬可以说都已经出现了。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也不大可能预期再有以上级别墓葬的考古发现。”（张昌平《从出土玉戈看盘龙城等城市的高等级贵族》）

言下之意，盘龙城最高等级的“城主之墓”，基本已经发现。

遗憾的是，王都之内却长期没有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发现。之前所见的郑州商城较大的墓葬，张昌平推测他们是“一些社会等级较高、但政治或经济实力不强的贵族”。

郑州商城 殷墟博物馆

书院街2号墓主身份，在等级上会有多少突破？

人们首先会想到和盘龙城的大墓一较高下。

一是墓葬大小。

书院街 2 号墓的墓底南北长 2.6 米，东西宽 1.1 米，现存深度0.35~0.55 米；

在盘龙城，墓坑长度不少于 2.6 米的至少有 5 座。其中，盘龙城遗址李家嘴 2 号墓，长 3.67 米，宽 3.24——这也是商前期规模最大的墓葬。

二是出土玉戈尺寸。

书院街 2 号墓的最大一件玉戈，长达 72.5 厘米，也是夏商王朝都城地区迄今所见最大者；

盘龙城遗址李家嘴3号墓出土的玉戈，长达94厘米，是迄今所见历代玉戈中最大的一件。

三是随葬品数量。

书院街 2 号墓，出土青铜器 22 件（墓葬有扰乱，不排除有随葬品失散）；

盘龙城遗址李家嘴 2 号墓，出土青铜礼器达 23 件，还有钺、戈、矛、刀等兵器（未经扰乱，保存完整）。

郑州商都与盘龙城主要青铜器和玉器墓葬对比（不包括郑州书院街2号墓在内）

图源：《从出土玉戈看盘龙城等城市的高等级贵族》，2018 年 5 月

《商周考古》教材建立了一个商代墓葬等级的划分标准，在这个框架内，有甲到庚7个层级。

依据这一标准，许宏认为，（早商时期）中型墓中稍大的丙类墓只有一座，即盘龙城李家咀2号墓，“如果我们以殷墟王陵区的商王大墓作为比照标准看，（郑州商都书院街）2号墓距离王陵有多大的层级差，是可以显见的。”“而郑州商城这个迄今所知最大规模的贵族墓，只能编入中型墓偏小的丁种。”

在许宏看来，郑州商城书院街2号墓——王都内所见最高等级墓葬，比盘龙城这位“城主”之墓还低一级。

商代墓葬等级分类表

“有学者可能会说，这个墓看着也不大，东西也不很多，是不是还不如其他的一些墓葬？”黄富成说，“实际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比较。我认为，在同一时空下相同的背景环境里进行比较更有意义。”

迄今发现的郑州商城早商时期的墓葬规模普遍不大，最大的一座接近于4平方米。

黄富成认为，从考古发现来看，盘龙城的文化面貌和郑州商城基本一致，但墓葬制度却明显不一样，“这很可能是与当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比如“棺椁”结构也不见于当时的王都。至于带多条墓道的超大规模墓葬，也是殷墟时期才有，“所以需要将2号墓放置在郑州商城范围之内进行比较”。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书院街墓地比殷墟王陵早了近200年。墓葬制度、埋葬习俗、祭祀礼仪等晚商的礼制形态，在这里都能够找到源头。我们认识墓葬等级高低，一定要从礼制的层面来全面考虑。”

02

最早的兆域背后，

殷墟“大邑商”礼制的源头

2023年春节前夕，在书院街考古片区的南侧，墓地距郑州商城南城墙约150米，东城墙约400米处，考古人员有重要发现：人工开挖的沟渠，有向北拐弯的迹象。

“极可能是兆沟”，这基本确认了郑州市文物局局长顾万发最初的判断。

此前，他们已经发现了两条近乎平行的东西向沟渠。两条一南一北并行的人工沟不可能仅仅是墓地界沟这么简单，顾万发认为，这极可能就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兆沟，它一定是闭合的形态。因此，沟渠的走向决定了它的功能。

北侧沟被现代建筑物、道路打断，没有继续考古发掘的余地。南侧沟，西端因拆迁破坏，只有东端有操作空间。

螺蛳壳里做道场。为了揭开这个悬念，发掘区外侧东南端的一片绿化带，被揭了个底朝天。

书院街墓地片区

“大墓（2号墓）的出现，更让大家意识到两条沟可能不简单。后世的高等级贵族墓一般都有沟渠合围，会形成兆域。去年殷墟发现的兆沟（殷墟西北岗王陵方形隍壕兆域），已经打破了兆域出现的最早记录。年代更早的郑州商城会不会也有？当时挖了好久，大家几乎不抱希望时，拐点出现了。”顾万发的提示让考古工作有了一个新的方向，黄富成说。

经考古确认，2号墓的兆域，呈近抹角长方形，东西长240米，南北宽130米，总面积达31200平方米。在兆域最低洼处的东北部，分布着20座墓葬，以2号墓为中心展开。

书院街墓地的兆域

兆沟上发现三处通道，其中北部两处通道是栈桥式的结构，在商代少见。

北部通道的栈桥式结构复原图

这是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兆域。

兆域，划定出一个独立的墓葬区单元，构成一个神圣的空间。

它有多重要呢？

去年，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考古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重要的亮点之一，是两个方形兆沟。

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区大墓和围沟平面分布图

图源：《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

这一发现，直接改写了“大邑商”殷墟商王陵园的格局，重划了王陵区范围。“扩容”之后，比过去人们所知的王陵区的面积大了一半，使殷商王陵区向东扩展了至少110米。在这110米内，新探出祭祀坑460个以上。纳入新区域之后，王陵区祭祀坑总数超过2800个。

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殷墟遗址博物馆，是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区

从郑州商城到殷墟连续传承的兆域制度，传之后世，是帝王在内的高等级贵族墓葬才配享有的待遇。

战国时期，中山国（在今河北）的国王留下了一幅兆域“设计图”，是中山国国王

和他的两位王后、两位夫人等5个人的陵园。这也是迄今为止世界现存最早的建筑设计平面图。

战国 错金银铜板《兆域图》 藏于河北博物馆

《兆域图》图版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1厘米。该地图图文用金银镶嵌，铜版背面中部有一对铺首，正面为中山王、后、夫人陵园的平面设计图。设计图包括了三座大墓、两座中墓的名称、大小以及四座宫室、内宫垣、中官垣的尺寸、距离，记述了中山王颁布修建陵园的诏令。该铜板为中国最早的缩尺制图，是至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实物，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铜质建筑平面设计图。

兆域图规划陵园的竣工想象图

图源：傅熹年《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的及其陵园规制的研究》

兆域是一个典型礼制特征，除此之外，“判断等级，最关键的是看成组配套出现的器物组合。”黄富成说，“涉及青铜器（如酒具）、玉器等。”

玉礼器

在商代早中期的三百多年里，玉器品类很少。玉戈和柄形器，是最主要的器型。

书院街2号墓的出土玉礼器，有2件玉钺、2件玉戈、5件玉柄形器。

2号墓出土的玉柄形器

“郑州商城首次发现的有榫头结构的玉柄形器”

2号墓出土的玉戈

最长一件玉戈，达72.5厘米。黄富成说，“注意观察，它有规整的网格暗纹，有对称的扉牙，制作复杂。与二里头文化玉器一脉相承。”

2号墓出土的“残戈”

在二里头文化的创作发明里，带扉牙的玉器型代表是牙璋。边沿突起的装饰性扉牙，形似龙形，牙璋也称之为“龙牙璋”。

从二里头遗址到郑州商城，出自中原的扉牙玉礼器，蕴含王都气象，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盘龙城“城主”的标志物，那件94厘米的大玉戈，是商早中期文化的典型代表。

“玉戈之王” 摄于南京“玉润中华”展

“大玉戈确实长，很震撼，但是它几乎没有任何装饰。”黄富成说。在南京“玉润中华”展的图录上，描述大玉戈有“长方形内，有阑，阑前保留方形菱格纹装饰”，这些装饰并不明显，观感上仍是通体光素。

青铜酒礼器

“2号墓出土的一套酒礼器组合，非常完整，也是最具有礼制特征的器物。”黄富成说。

商人重酒。

周人甚至认为商纣王因嗜酒亡国。在祭祀神灵及祖先的礼制上，商人非常重视酒祭。

以青铜觚、爵、斝为核心，配以数量不等的其他类型礼器，构成一套体现等级秩序的青铜礼器制度。

郑州商都书院街2号墓的青铜酒器，出土了觚、爵、斝、罍、盉式壶、斗等6种。

青铜酒礼器组合

妇好墓铜斗

“这说明早商时期以觚、爵、斝为核心，包含挹酒器的酒礼及礼器组合已经成型，并且一直贯穿整个商代。”黄富成说。

觚、爵、斝

在商王武丁妻子妇好墓，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中，出土了觚、爵、斝、罍、斗、壶、偶方彝、方彝、尊、觥、瓿、卣、缶、觯等15种酒器。

在这些酒器中，有最特殊的一件：斗。

2号墓出土的铜斗

挹酒器“斗”的出土，是书院街2号墓等级之高的重要物证。这件铜斗，也是迄今最早的斗，不见于早商时期其他墓葬。“斗是祭祀仪式中关键的酌鬯酒器，丰富、完善了酒礼器的组合。”黄富成说。

斗，事关一项极重要的礼制活动，殷周之际流行的“祼礼”（也就是灌礼），即舀酒点洒在地上。

什么是“祼礼”？

周代在祫（xiá）、禘（dì），即祭祀先王时，行九献之礼。祼祭礼，引导神灵来到祭祀的场所接受祭献。先于礼神，起到降神的作用。（后来，祼礼发展为一种独立的礼神祭祀方式，不单纯是一种求神行为。）

《礼记》记载“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

在祭祀过程中有三个非常最重要的项目：在奉献祭品活动中，没有比祼礼更重要的了；在歌唱演奏活动中，没有比登堂歌唱《清庙》更重要的了；在舞蹈活动中，没有比《武宿夜》之舞更重要的了。这是周代的规矩。

举行祼礼，需要祼器，即“瓒”。“圭瓒”和“璋瓒”则是行祼祭时所必备的礼器。圭瓒和璋瓒，是指瓒的柄部分别作圭状和璋形，以金（铜）勺为斗（孙庆伟2005）。

挹取的功能，是斗在酒礼器中的所发挥的作用，这决定了斗（或勺）的柄部必须有足够的长度。在考古发现中，挹酒器斗往往与各类盛酒器伴出。

一件独一无二的铜斗，只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举行的祼礼——这对2号墓主身份解读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商人用于煮、蒸为主的烹饪器，鼎、鬲、甗，在书院街墓地均有发现；其中，铜甗也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一件。

2号墓出土的鼎

水器，有盘；

兵器，有戈、刀、箭镞等。

兵器（包括最早的两面镶嵌绿松石铜戈，带二里岗文化符号“目”字纹）

“我相信如果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这座墓葬的青铜器组合是更多而且完整的。”黄富成说。

03

大扩张时代与郑州商都的衰落

郑州博物馆老馆（嵩山南路馆区），主展馆模仿郑州商都遗址出土的杜岭大方鼎外形建造；

“杜岭一号” 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高100厘米，边长61厘米，重达86.4公斤

“杜岭二号”

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郑州商都一共出土了3批8尊青铜鼎。杜岭方鼎一号、二号的出现比后母戊鼎早了300多年，是郑州成为“中国第八大古都”的标志之一。

河南省博物院，一进门就能看到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的复制品，抬头则是巨大的“女英雄”形象的“妇好”雕塑。

后母戊方鼎 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早商的杜岭大方鼎和晚商的后母戊大方鼎，成为中原第一大省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商王朝在殷墟时期才达到极盛，“大邑商”的名声传至四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商王政权在盘踞郑州商城时，坐拥规模庞大的城池，而且具有空前的扩张性，甚至超过了殷墟时期。

二里岗时代的主要遗址和考古学文化（二里岗文化是以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商代文化遗存而命名的文化类型，介于二里头夏文化、殷墟晚商文化之间）

考古发现，郑州商城残存的城墙周长为6960米，高达5米左右，墙基最宽处达32米。

郑州商城东城墙与南城墙

当时，郑州商城应该是世界上容纳人口最多的地方。

郑州商城主要遗迹分布图

二里岗期（郑州商城）和殷墟期商文化的分布态势

大扩张时期的商，以南方据点盘龙城最有代表性。

盘龙城遗址遗迹分布

盘龙城，作为商在南方的据点，城池基本布局与郑州商城相仿，盘龙城青铜器形制与中原地区几乎完全相同，青铜器作坊的工匠可能来自中原。

盘龙城与郑州商城出土的爵、斝、觚 金笛拍摄

盘龙城 有领玉璧 金笛拍摄

盘龙城出土了同时期最多的青铜器，超过了郑州商城。

截至2020年，郑州商城发现的二里岗文化时期青铜礼容器总数为140件；郑州商城以外发现的同时期青铜礼容器近400件，其中出土于盘龙城遗址的达191件。它们构成了商代早期的南北两个青铜容器铸造中心（司媛《二里头、二里岗时代青铜礼容器的空间分布及意义》，2023）。

许宏指出，郑州商城与统治者和贵族相关的大型建筑的营建和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显然来自于此时发展程度最高的二里头文化。（编注：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之间）

书院街2号墓出土的一件黄金绿松石牌饰，阐释了源自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镶嵌高等级礼器的典型器物类型，是如何经过郑州商城主导的大扩张时代传播至商文化的边远角落。

黄金绿松石牌饰（复原图）

这件牌饰复原后高16.8厘米，宽15厘米。此外，还出土了绿松石管、绿松石片。

绿松石器，距今8000年前的贾湖遗址已经出现。“凡是有绿松石，都代表了高等级墓葬出现。”黄富成说。

二里头文化之前，很难看到大型的绿松石镶嵌器物。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饰，开启了青铜器+绿松石镶嵌工艺的先河。

二里头文化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摄于中国考古博物馆

在镶嵌工艺上，书院街2号墓所见的绿松石镶嵌器与二里头文化（夏）一脉相承。除了材质，二者区别在于二里头铜饰牌具有典型二里头文化特征，而2号墓这件则是二里岗文化的纹饰风格。

惊喜仍然出自盘龙城。

2014年，考古人员在盘龙城杨家湾17号墓，出土了一件大型的青铜兽面纹牌形饰以及绿松石黄金镶嵌饰件（镶金绿松石龙形器），其残长33.5厘米、宽17.5厘米，在外形上与书院街2号墓那件接近。

商 镶金绿松石龙形器藏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盘龙城杨家湾17号墓金片绿松石复原兽形器

（南方科技大学唐际根团队复原）

基于出土物的相似性，许宏甚至认为，“无论墓葬的规格，还是出土物所显现的墓主人的社会层级和所处年代，该墓（盘龙城杨家湾17号墓）与郑州书院街2号墓都极为接近。”

此外，盘龙城其他“城主”也陪葬了大型绿松石镶嵌器（杨家湾11号墓、13号墓）。

大型的绿松石镶嵌器物受到三地上层统治者的一致偏爱。在这一层面，盘龙城和二里头、郑州商城两座大都邑不相上下。

然而，这并不能摆脱盘龙城只是地方政权的事实：

盘龙城城圈（相当于内城）的面积约7.5万平方米，郑州商都的内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

盘龙城出土最大的铜圆鼎，通高55厘米，而郑州商都的最大的铜方鼎（“杜岭一号”）通高100厘米。

郑州商都、偃师商城、盘龙城体量比较

郑州商都大扩张时代走向落幕，南方独立发展出了璀璨的青铜文明。

中商时期，整个长江流域自东而西分布的三个政治实体（新干大洋洲、盘龙城、三星堆）成为今天的中国最密集的青铜器出土地点（还有地处中原、晚商的殷墟妇好墓）。

卧虎兽面纹方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至殷墟时期，商文化在西部和南部势力大大收缩。原来湖北、陕西、山西、江苏境内的许多早商、中商文化分布带，不复为商文化的滞留地，而为性质不同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所取代。

商人上层统治者离开郑州商都后，落脚的第一站选择“小双桥遗址”——距离郑州商都西北方向仅20余公里，占地面积至少有600万平方米。

商代前期 兽面纹铜建筑饰件 小双桥出土 摄于河南博物馆

在当时的政治中心小双桥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宗庙社稷祭祀的场所遗迹，有非常奢侈豪华的祭祀坛，有大量殉人的痕迹。一处只有0.6米深、0.85米宽的丛葬坑中，堆积了大量被肢解的人骨，其中有头骨31枚。

此时，郑州商城并未废弃。一是继续作为经济中心，铸铜作坊仍在使用；二是出现了新的功能：高等级贵族墓葬区。

书院街高等级贵族墓地（2号墓）的建造、使用及至废弃，都是出现在这一阶段。

这指向了一种可能：上层贵族生活在小双桥遗址，却埋在郑州商都内。

黄富成判断，“整体看下来，书院街墓地使用时间较短，可能也就几十年光景。”

那么，为什么商王首领们要从苦心经营的郑州商城迁走？

在郑州书院街考古新发现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凤瀚指出，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了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的论点，即商王朝自郑州地区向安阳地区的迁移，是由于和北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造成的，这在书院街2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中可以寻找到相关的线索。

2号墓出土的金覆面

金覆面，呈扇贝形，宽18.3厘米，高14.5厘米，重43.52克，含金量84.36％。

覆面，作为丧葬习俗，指在死者面具覆盖。材质有陶、金、玉、石、青铜、皮革等多种。

扇贝形覆面器，很可能是商人贵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因西周以后扇贝型覆面器几乎消失。

先秦时期，海贝是极其稀有之物。在晚夏（二里头文化）或早商时期，贝类不仅充当了货币资格，作为珍贵的奢侈品，被君主或贵族用作赏赐和馈赠。书院街2号墓出土了贝币120余枚。

海贝

“有一种认识是商人祖先或来自东北渤海湾区域，使用海产品可能体现了一种传统的精神观念。”黄富成说。

这件金覆面器与另一件扇贝形的青铜覆面器，组合成套使用。

黄金、青铜制的两件扇贝形覆面器

过去出土的多个覆面器，唯有这一件由黄金制成。

考古所见商代以前黄金制品，多为小型耳饰、颈项环、臂钏等，多分布在西北和长城以北地区。在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金银合金耳环，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金银合金制品。

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耳环

中原地区尚未发现早于商代的黄金制品。此前，在郑州商城东北角的祭祀区也发现过夔龙形金箔片，小双桥遗址祭祀坑也有2片金箔等。

2号墓出土的金泡

2号墓出土黄金种类多，等级高。大量用金的黄金文化现象，在中原地区是首次发现。

与此同时，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的墓葬里，出土过商前期扇贝形的铜覆面。

朱凤瀚向文博时空指出，“北方人群与商人之中都出现了扇贝形覆面。这种现象既是文化的交流，也体现出此时期的商人与北方人群已发生联系。这是其中一个侧面。”

殷墟时期，北方文化与商人交流的证据更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北方族群南下与商人发生战争的记载。殷墟早期的墓葬、殉葬坑、杀祭坑中多有带北方族群文化特征的青铜器。来自北方人群的马、马车的使用也始于殷墟。”

文献记载，成汤之后商都五迁，直到盘庚迁殷。

商人迁都与北方文化南下，二者是否有关联？金覆面的出土，催生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考古发现能够说明的是，在双方交锋、交流的过程中，用金的习俗融入了商人的文化传统。泛着闪耀光泽的黄金，开始在中国各地散播。

后来，同样深受商文化系统影响的三星堆遗址，出现了黄金面具。从西北到中原，再到三星堆——这可能存在一条黄金使用的传播路径。

金面具 出土于三星堆遗址

二里头文化（夏），结束了由氏族部落联盟共同体共存的局势，开启了中国步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迈入“最早中国”。

接续二里头文化（夏）传统的商人，经过前所未有的强势大扩张，以高度发达的跨区域资源控制能力，将中国青铜时代推向新高峰，并开创了礼制文明的新规范。在这一文化氛围下，郑州商城高等级贵族墓地诸多打破认知的新发现，将留给后来人长久的思考与探索。

参考资料：

黄富成：《书院街墓地：拆迁工地下的商都贵族大墓》，《光明日报》，2024年04月14日11版

张昌平：《从出土玉戈看盘龙城等城市的高等级贵族》，《江汉考古》，2018.5

孙庆伟：《周代祼礼的新证据——介绍震旦艺术博物馆新藏的两件战国玉瓒》，中原文物，2005

韩鼎：《见器如晤——在考古材料中遇见多面的妇好》，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4

邓淑苹：《“柄形器”考证——兼论西周中期鸟纹玉片的内涵》， 良渚博物院出版之：黄莉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九）》（中华玉文化特刊），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

袁广阔：《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揭秘》，2022.10

井中伟 王建峰 齐文化：《商周青铜挹注器再辨识》，《考古》，2022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编：《中原早期青铜时代——聚落与礼器专题研究》，2023

图片 | 杜广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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