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以常识救国活

张健康/文 读完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突然发现要给梁启超一个有解释力的定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汪晖写过一篇题为《文化守成主义，抑或现代儒家激进主义》的文章，是评王悦之的《梁漱溟与现代儒家激进主义的兴起》的。文章区分了两类知识分子——实践性思想家和经院理论家，前者始终把时代的课题当成自己的课题，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思考的系统性是通过一系列实践进程而呈现的；后者更倾向于把自己的意念视为时代的课题（他们中的秀异分子经过了对时代课题的艰苦探索而凝聚为意念，但实为极少数），苦思冥想，开宗立派，影响多半仅及于门人。按照汪晖的区分法，梁启超大致可以归入“实践性思想家”的行列。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年1月

然而，同是实践性思想家的不同个体之间又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热衷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没有书斋知识分子的洁癖，为实现他的理想，检验他的学说，他与处于中心位置的不同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之间始终存在紧张的竞争、合作、互动和矛盾的关系；而作为改革鼓动家和组织者的梁启超则更热衷传播新知、普及常识。于他来说，普及常识不仅是培养“自立”之国民的必由之路，而且是“救国活”的当务之急。

所以，从梁启超的书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基于概念的复杂推理和分析，更多的是对事物来龙去脉的条分缕析和概念内涵外延的浅近解说。梁启超给《饮冰室合集》撰写的《原序》中说，“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余唾，寄他人之脑之舌于我笔端而已”，未必全是谦辞。

常识才是大清国最稀罕之物

1898年9月，光绪皇帝被囚，六君子问斩，持续百日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梁启超选择了逃亡日本，一去便是14年。

流亡期间，梁启超获得了直接观察世界的机会。他深度考察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游历了刚刚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第一强国的美国。可能正是因为有了与开放社会的直接比照，梁启超愈加确认，常识才是还没有走出封闭的中世纪的大清国真正的稀罕之物。

宣统二年庚戌正月（公历1910年2月），梁启超主持的《国风报》第二期刊登了一篇梁启超的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文章《说常识》。文章直言：全国四万万人，可以说无一人有常识。学士士大夫中，要么知道一点本国的常识但对世界的常识一无所知，要么知道一点世界的常识但对本国的常识一无所知。然而，“吾侪既为国民一份子，以与国人交；同时又为世界人类一份子，以与各国人交”，只具备两种常识中的一个，与没有常识无异。正因为如此，“吾国人所有举措，无论大小，动辄为他国人所窃笑”“而以吾之政府与人之政府遇，未尝不败；以吾之兵与人之兵遇，未尝不败；以吾之学者与人之学者遇，未尝不败；以吾之工之商与人之工之商遇，未尝不败，岂有他哉？”同样惟常识缺乏而已。

那么，什么是常识呢？虽然人们会因为职业、专业和认知不同而对常识的认识有异，所需常识的分量和程度会因“所生之时、所居之国、所操之业各有差别”而不同，但对于什么是常识，还是可以达成一个基本共识的，那就是“今日所谓常识者，大率皆由中外古今无量数伟大哲人几经研究、几经阅历、几经失败，乃始发明此至简易、至确实之原理、原则，以贻我后人，率而循之”，虽不见得完全奏效但不至于谬之千里。梁启超的常识论中，欧美日的经验无疑应该成为各国常识的基础，即他所谓：“凡今日欧美日本诸国中流以上之社会所尽人同具之智识，此即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也。以世界公共之常识为基础，而各国人又各以其本国之特别常识傅益之，各种职业人又各以其本职业之常识傅益之，于是乎一常识具备之人出焉矣。”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清国常识之缺乏的呢？梁启超认为，人之有常识，一半来自学校教育，一半来自社会教育，但是自科举废除以来，大清国“教育普及之实不举，人民向学者既已岁减，前此多数人所借以得本国常识之一二者，今则亡矣”。就算尚未普及的学校教育，还存在“学科之编制不完，教科书之系统不立，欲由此求世界之常识又不可得”的问题，“而政治上社会上一切制度，更无足以为浚发之助者”。正是鉴于“今国中之学校，既不足以语于此，而社会各方面之教育，又适足以窒塞常识”的令人失望的现实，梁启超才决定创办《国风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知识，造成健全之舆论”。

《说常识》一文发表不久，梁启超又开始筹组国民常识学会，以“输进世界学问，增长国民常识”。按照梁启超起草的学会章程，学会主要做两件事：一是“编纂浅近小册之书，以极廉价颁布全国，每月三次以上”；二是“于各地开讲习会、演说会”。修订后的章程还对编纂浅近小册之书的种类做了规划：一是国民常识讲义，二是国民常识小丛书，三是国民常识丛书（完备之专书）。

梁启超最为看重的是第一种出版物，但是他出版事务上所倚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从销量角度考虑，更钟情于第二种，即国民常识小丛书。

发展工商非为排外

由于经费问题，国民常识学会最终没能从纸上落地。现成的经费只有梁启超先期筹得的3000元开办费，后续的资金他寄希望于台湾民族运动领袖林献堂，但是林献堂的筹款活动进展得很不顺利。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梁启超的心思又转向了时政，国民常识学会的事便搁置了下来。

虽然国民常识学会未能办成，《国风报》又于1911年7月停刊了，只出版了53期，但是它们要做的事，反映了贯穿梁启超一生的中心关怀。

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梁启超曾为国民常识学会制定过一套详细的出版规划。关于国民常识讲义，《国民常识讲义说略》说：“本编所谓‘常识’者，专就社会科学之一部言之耳。”同时列举了“政治、法律、生计诸学（经济学）”为最重要的三门社会科学。规划中的国民常识（小）丛书的学科布局同国民常识讲义基本一致。按照《国民常识（小）丛书》列举的学科，政、经、法占了15类中的7类，更是占了研究科目的三分之二。

向国民普及现代政治、法律和经济常识，是贯穿梁启超一生的中心关怀。

夏晓虹说：“世人对梁启超有很多种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不过，若从根本而言，只有‘启蒙者’的称号对他最适切。”如果认可夏晓虹的说法，那么我们就可以注意到梁启超可能是晚清以降最关注经济问题的启蒙者。光绪二十八年（公历1902年），梁启超写成了被视作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经济学说史的著作《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书中他不吝赞美之词，称生计学（经济学）的发明是西方世界近数百年能够迅速兴起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且从今以后生计学“左右世界之力”还会越来越大，甚至认为“国之兴旺，种之存灭”，皆有赖于生计学的发展。

光绪二十三年（公历1897年），24岁的梁启超利用给《史记·货殖列传》释义的形式初步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他批评言必称上古的守旧者说：“中国旧论每崇古而贱今，而西人则不然，以谓愈上古则愈野蛮，愈晚近则愈文明”。上古邻国相望而老死不相往来，是因为道路未通，结果导致一州一县之内，必须百物皆备。然而，由于地力人力所限，每个州县的物产是不可能一样的，所以会出现“山人乏鱼，泽人乏木，农有余粟，女有余布，操作之人甚劳，而所获乐利甚寡，遇有旱干水溢，更复无自振救”。解决的办法就是效仿英国，鼓励各地“专心树艺”，相互通商，达到财富创造和效用最大化的效果。

与当时已经冒头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同，梁启超主张发展工商业是因为“天地自然之理，人之所借以自存”，而不是要抵御外国资本的入侵。

比如同为戊戌变法重要参与者的谭嗣同就认为，“今之矿务、商务，已成为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中国“不能不奋兴商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纺布织呢、煤矿铁路诸务，次第兴举，虽无不赔本，要皆与之争利，使彼（外国）之货滞销”。

而梁启超是不一味排斥外资的。

光绪三十年（公历1904年），《新民丛报》刊出了梁启超的长篇研究报告《外资输入问题》。文章认为：“今日列强之通患莫甚于资本过度而无道以求厚赢，欲救此敝，惟有别趋一土地广人民众而母财涸竭之地，以为第二之尾闾。而全地球中，最适此例者，莫中国若。此实列强侵略中国之总根源。”

那么，中国应对外资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梁启超区分了4种国家：一是地广人稀，但财力不足；二是地少人少，但财力过剩；三是地广人多，但财力不足；四是地少人多，但财力不足。第一种和第三种国家就需要外资进来，才能尽地利尽人用，所以外资进来，不惟投资者能获利，被投资者同样可以获得好处。中国无疑就属于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故不审实情，而徒畏外资如虎，憎外资如蝎者”，肯定不是健全的理论。事实上，“彼欧美方兴之国”，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因为外资进入而坠入贫困的。

从斯密的信徒到资本主义的批判者

梁启超应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接触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而且很快就被斯密的学说深深折服。他自云透过斯密的学说看到了“学问左右世界之力”竟可以如此之宏大，深信“十九世纪之文明无一不受自由竞争之赐”；透过斯密本人看到了“一眇眇之学士”竟能成为“二百年来欧美各国以富力霸天下，举环球九万里为白种人一大‘玛杰’”的推波助澜者；还直言他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就是以斯密的学说为中心点展开的。

基于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梁启超对当时一些人倡导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政策提出了批评。根据他的统计，“中国十余年来货物之入口者多于出口者，而金银之入口者亦多于出口者”，足以证明斯密学说的正确与重商派的无稽。他进一步预言：外资未获准进入中国经营实业之前，赚的钱只能通过采购当地的土货贩往国外销售才能变现，但是中国门户开放以后，外资就可以用赚来的钱就地开办实业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一开始，外资生产的产品一部分会销往母国，一部分会就地销售。但是，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必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以中国物产之饶，以中国原材料生产的产品足以供应全世界，故此“今后二十年间，当为中国制造品与外国制造品竞争于中国市场之时代；二十年以后，乃为中国制造品与外国制造品竞争于世界市场之时代。然则此二十年间，外资愈进而贸易表之差负（贸易赤字）愈甚，可断言矣”。

不过，梁启超很快就会认识到，世界不会一直朝着斯密设定的目标走下去，过度竞争会直接导向相反的结果——垄断。

光绪二十九年（公历1903年），梁启超从日本赴美，对美国进行了7个月的游历。期间，他考察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拜访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国务卿海约翰和银行家约翰·P.摩根。然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约翰·P.摩根和他组建的托拉斯帝国。他返日后整理出版的《新大陆游记》中，称摩根为“托辣斯大王”和“现今生计界之拿破仑”，说他会客“以一分钟至五分钟为度，虽绝大之问题，只以此最短时刻决断之，而曾无失误”。他们只交谈了3分余钟，但他对摩根临别时给他的赠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摩根告诉他：“凡事业之求成，全在未著手开办以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梁启超视之为“彼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门”，“深佩之”。

《新大陆游记》

梁启超|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1月

关于他欲考求真相有年而终于到纽约得见的托拉斯，梁启超显然觉得游记中的寥寥几百字不能尽意，便又另撰长文《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对托拉斯的缘起、流变、利弊、美国政府的对策以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托拉斯是“自由合意的干涉”，是对斯密自由竞争学说的反动，但又是斯密倡导的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托拉斯“之发生，由于天演理势，相迫使然”，所以尽管“全国视为怪物，视为妖魔，政府务所以摧抑扫除之”，“然卒不可禁”。

当然，梁启超最关心的还是托拉斯的迅速崛起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认为，“至今以往，且由国内托辣斯进为国际托辣斯，而受害最剧者，必在我中国。”原因不复杂：托拉斯的崛起是生产过剩的结果，而托拉斯崛起后又必然导致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就必然全世界寻找出口，而美国现有的势力范围古巴、夏威夷、菲律宾是远远不够的。

梁启超当时看到了托拉斯兴起对国际关系的冲击——列强会因为争夺业场而大打出手，但对托拉斯兴起给劳资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则明显估计不足。《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用统计数据驳斥了托拉斯兴起会降低劳动力价格和劳动者就业岗位的说法，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8年）他到欧洲看到则是：“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工人所得的工钱，彀吃不彀穿，彀穿不彀住。……回头看那资本家，今日贃五万，明日贃十万，日常享用，过于王侯。”所以，他的《欧游心影录》不再唱资本主义的赞歌，而是要警惕中国不能再走欧美的老路。

夏晓虹曾如此评价梁启超的常识普及运动：“晚清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将‘启蒙’理解为梁启超界定的‘国民常识’的普及，无疑更为准确、得体；并且，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些精英思想普及到大众、成为‘国民常识’所带来的社会基础的变动。”实际上，还可以更进一步讲，梁启超和同时代的一些知识精英所普及的常识，很大程度上成了从内部炸毁清王朝的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