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的四度因缘(上)

彭国翔/文 2023年热映的电影《奥本海默》中，曾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玻尔（NielsHenrikDavidBohr，1885—1962）对三年便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当时正在剑桥大学读实验物理研究生的奥本海默（J.RobertOppenheimer，1904—1967）说：“你不喜欢剑桥，去哥廷根吧！”一句话道出了哥廷根当年在世界学术圈中的崇高地位。

迄今为止，已有超过四十位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曾在哥廷根学习、工作或生活过。不过，哥廷根的灿烂群星不光有约翰·高斯（JohannCarlFriedrichGauß，1777—1855）、克思·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沃纳·海森堡（WernerKarlHeisenberg，1901—1976）这些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还有叔本 华 （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海涅（HeinrichHeine，1797—1856）、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以及如今仍健在的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这些人文社科领域的翘楚，以及“铁血首相”俾斯麦（OttoEduardLeopoldvonBismar－ck，1815—1898）等政治精英。1837年发生的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Göt－tingerSieben）事件中，除了物理学家威廉·韦伯（Wilhelm EduardWeber，1804—1891），其余包括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达尔曼（FriedrichDahlmann，1785—1860）、格奥尔格·格维努斯（GeorgGervinus，1805—1971），文学家“格林兄弟”（BrothersGrimm，雅各布·格林 [Jacob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 [WilhelmGrimm,1786—1859]）、东方学家海因里希·艾沃尔德（HeinrichEwald，1803—1875）和法学教授威廉·奥尔博雷希特（WilhelmAl－brecht，1800—1876），都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流人物。

虽然二战后哥廷根的学术地位呈下降的趋势，但是，这座拥有古老历史和辉煌传统的欧洲典型的大学城，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学术魅力。来访哥廷根的人们只要看到哥廷根火车站站牌上那句“创造知识的城市”（Stadt，dieWissenschafft），就立刻会感受到这座城市尤其是哥廷根大学在人类知识史上的地位。

迄今为止，在我前前后后已有两年多的德国访学经历中，哥廷根虽然不是我呆过最久的，却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德国城市之一。从2009年秋到2024年暑假，我一共去过四次哥廷根：三次到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其中两次是去讲座，一次是密集课程（intensivecourse）的教学；一次是在同样位于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MaxPlanck Institute forReligious andEthnicDiversity），利用暑假时间担任为期三个月的访问研究员（VisitingResearchFellow）。

初访哥廷根

2009年初访哥廷根，也是我第一次访问德国的那一年。当时，我作为洪堡学人到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覿tBochum）驻访三个月。但是，恰好那一年施耐德（AxelSchneider）教授到哥廷根大学任教并负责重建那里的东亚系。他得知我当时在波鸿鲁尔大学，就邀请我去哥廷根大学演讲。这是我第一次与哥廷根大学结缘。后来我才知道，施耐德教授其实也出身波鸿鲁尔大学。波鸿是我踏足德国的第一站，第一位邀请我去哥廷根讲座的施耐德教授竟然毕业于波鸿鲁尔大学。如今想来，真让人不禁感叹世界之小，缘分之巧。

施耐德教授是在波鸿鲁尔大学汉学系魏波渡（BodoWiethoff）教授的指导之下取得的博士学位，而魏波渡则是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Franke，1912—2007）教授的高足。施耐德教授和我聊天时，曾谈起过魏波渡近乎传奇的一生和治学方法对他的启迪。不过，虽然注重实证研究的魏波渡是施耐德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魏波渡退休之后，他更早的一位学生魏格林（Su－sanneWeigelin-Schwiedrzik），也一度担任过施耐德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但据施耐德自陈，后来影响他更大的反而是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R.Levenson，1920—196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接受列文森的具体看法，只是意味着他在研究方法上也和列文森一样，更注重解释历史现象的理论。也正是如此，他也才尤其偏爱像曼海姆（KarlMannheim，1893—1947）和柏林（IsaiahBerlin，1909—1997）这样更以思想见长的学人。

2018年3月我请施耐德教授去浙大讲座，他的讲题是“现代性与保守主义的问题：如何协调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无疑显示出了他青睐理论的取向。记得讲座前的晚宴上，我向曾经留德的时任哲学系系主任王俊说：“施教授虽然是史学教授，但他可不是只能说‘事’的，他也是讲‘理’的。”“讲理”当然是语带双关的幽默，但意在指出他比较能够谈思想和理论，不像有的历史学者只会罗列事实、顶多会讲故事而已。精通中文的施教授明白我的意思，于是大家会心一笑。

我和施耐德教授的相识，始于2009年的5月。那时，他还在荷兰的莱顿大学担任亚洲研究所以及东亚研究中心的教授和负责人。在那之前，我们并没有见过面。但他邀请我参加5月28—29日在那里举办的“儒学与现代社会”（ConfucianismandModernSo－ciety）国际研讨会。于是，我们就在莱顿认识了。那一次的会议虽是国际性的，规模却很小，正式受邀参会者不超过10个人。

2009年5月莱顿那次，应该是我第一次到欧洲。还记得头一天晚饭不知不觉吃到10点半，却浑然不觉已经很晚。因为天空明亮，如同白昼。从那时起，我真切地体会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地区，由于纬度较高，夏天的白昼特别长，夜晚到来得很晚。

莱顿初次见面时，施耐德教授也许已经告诉过我他是德国人。但是，当2009年秋得知他已经离开莱顿转任哥廷根时，由于距离5月莱顿的会议不过几个月时间，我还是不免觉得有点儿突然。至于秋天去波鸿驻访一事，是5月在莱顿见面时跟施耐德提起，还是到了波鸿之后才告诉他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总之，我到了波鸿和他联系上之后，他就立刻邀请我到哥廷根大学讲座。

初到哥廷根时，施耐德教授去火车站接我。就在他给我安排的下榻旅馆的一楼，他跟我讲述了他由莱顿转任哥廷根的经过。我还记得，他说哥廷根大学接受了中国的一笔钱。在这笔资金的帮助下，他负责重组东亚系，要设立一个讲授中国法律史的教席，并争取使中文成为当地的第二外语。他告诉我，第一个目标不成问题，第二个目标难度较大。

那一次的讲座，我的题目是“Dia－logicalConfucianism asaReligiousTraditioninaGlobalContext”，自然由施耐德教授主持。讲完之后，我们和几位师生又一起共进晚餐，继续聊一些彼此感兴趣的话题。结果，这个讲题造就了我第二次访问哥廷根的机缘，那是2012年的暑假，也是迄今为止我在哥廷根最长的一次驻访。

哥廷根是一座典型的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城。不过，就在这样一个小城，德国最为著名的科研机构“马普学会”（TheMaxPlanckSociety）下属的84个研究所中，有5所位于哥廷根。而这5个研究所的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该所的前身是“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原本是马普学会属下唯一的人文学科研究机构。但是，后来随着从事历史研究的主任退休，就变成了以“宗教和民族多样性”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性质的研究机构。这也表明，在德国的学术传统中，主事者个人的因素很重要，不乏中国历史上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样的现象。

在德国所有的马普研究所中，有关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原本就不超过10所。原来的历史研究所变成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之后，就没有一所是聚焦人文学科的了。不过，且不论之前马普研究所毕竟有历史研究所的传统，如果要说其中哪一个研究所距离人文学科最近，恐怕还就只有哥廷根的“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这一家了。

我之所以简要介绍德国马普研究所的情况，是因为当时刚刚担任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所长不久的范笔德（PetervanderVeer）教授，在我第一次到哥廷根大学讲座的时候，就坐在听众之中。而我第二次前往哥廷根，就是缘于他的邀请。当然，这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施耐德教授请我去讲座。没有这个机缘，我大概也不会恰好和范笔德在那个时间点相识了。

范笔德是一位荷兰籍的人类学家，从2009年到2021年，一直担任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的所长。在任的同时，他也是荷兰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University）的校级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在这个位置上直到2019年退休。范笔德教授的专长是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从事比较宗教学的研究。他最初对印度的宗教传统感兴趣，随后他的兴趣又扩展到了中国。我初到哥廷根讲座的时候，也许是他对中国的宗教传统最感兴趣的时候，所以他才会去听我的那个讲座。

讲座结束后施耐德教授请大家吃晚饭，范笔德教授也参加，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是怎么回事。结果就在晚饭席间，范笔德就向我发出邀请，请我找时间去访问。我当然表示感谢，但因之前已经定好2010年春季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计划，况且，2010年暑假我又要再次前往波鸿。所以，一直要等到2012年的暑假，我才正式接受范笔德教授的邀请，到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担任为期三个月的研究员。

2009年秋的那次哥廷根之行，因为只是应施耐德教授之邀在哥廷根大学东亚系做一次讲座，所以只呆了前后不过三天。不过，那毕竟是我第一次到哥廷根。即使是匆匆一瞥之下，那些带有标志性的建筑和景观，比如市政厅前的牧鹅少女（Ganseliesel），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每一个哥廷根大学的博士生，在毕业的时候，都要坐着由教授亲自推送的花车，来到牧鹅少女的雕塑之下，不仅要为她献上鲜花，还要亲吻其面颊。因此，大家也就戏称，这个牧鹅少女大概是世界上被亲吻最多的女生。后来我三次来哥廷根，无论停留长短，都要去那里给她照几张像。

就在距离牧鹅少女不远Kornmarkt大街和Markt大街交汇的拐角处，是一个绝佳的观看点。站在那个位置，只需转动一下脖子，就能一览哥廷根的四座大教堂：西边的圣约翰尼斯教堂（St.Johannis）、北边的圣雅各比教堂（St.Ja－cobi）、东边的圣阿尔巴尼教堂（St.Al－bani）以及南边的圣米歇尔教堂（St.Michael）。不过，这个被地上的铜牌标记的地点，是我第四次到哥廷根，才从一位上我课的同学那里知道的。

哥廷根之缘

我第二次到哥廷根大学演讲，也是我第三次到访哥廷根，是2023年的暑假，当时我正在柏林自由大学的“联合高等研究中心”（TheJointCenterforAdvancedStudies）担任“全球视角下的世界的形成：与中国对话”（Worldmak－ingformaGlobalPerspective:ADia－loguewithChina）研究计划的研究员（ResearchFellow）。施耐德教授获悉之后，就邀我再次前往哥廷根大学东亚系演讲。这一次我的讲题是“ConfuciusasaCosmopolitan:ThoughtandPrac－tice”。此外，施耐德教授还安排我与他指导的五、六位博士生就其博士论文选题进行了一次座谈。

这次讲座参加的同学不少，前来听我讲座的，还有当时恰好也在哥廷根大学参加“全球视角下的世界的形成：与中国对话”这一研究计划的王晴佳（EdwardQ.Wang）教授。我和王教授很早就在台湾认识，我任教清华时，和他在北京也见过面。后来我南渡武林，转任浙大之后，印象中就有很长时间没见了。但这次我们不约而同参加“全球视角下的世界的形成：与中国对话”研究计划，只不过他在哥廷根而我在柏林。我这次来哥廷根演讲之前，和他因参加该研究计划在海德堡大学的会议，已经见过一面。这次我来哥廷根演讲，他特意参加并向我提了两个问题，我们之间就不再只是寒暄聊天，而有了较为具体的学术交流了。

像他这样出身中国大陆的华人学者，少不了与国内学界有密切的联系。很多年前在北京时，说起如何处理与国内学界的关系，我随口说了一句“参与但不属于”（participationratherthanbelonging）。他似乎很有触动，尤其在发生某位较有影响的华人学者回国就职后遇到问题的事件后，他特意给我发消息，对我当初所说表示赞许。在海德堡见面时，他又笑称我当年的话“有理论高度”。

参加讲座的还有在剑桥大学工作的范鑫博士，我们之前在美国有过一面之缘。他好像也在柏林自由大学从事过博士后的研究。虽然他也就我讲座的内容提了问题，我也给予了回应，但时间匆匆，就没有更多的互动了。

我这次讲座在哥廷根大学呆的时间，比2009年那次要长。讲座以及与研究生座谈那天的中午，施耐德教授还特意开车带我去附近的乡村吃午饭。据他所说，那里吃的东西在城市里是很少能吃到的，非常具有当地的特色。吃饭的时候，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父亲、兄长以及波鸿的指导老师魏波渡的一些生平轶事。这些个体人物的人生经历，让我对二战期间德国的历史有了更为具体和鲜活的感受。

第二天，施耐德教授又专程驱车，带我到距离哥廷根161公里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参观。陪同我们一道前往的，还有施耐德教授指导的两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朱紫一和刁珊。奎德林堡早在公元九世纪便已存在，因其较为完好地保存了中世纪的城市风貌，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遗产。我们主要参观了当地最为著名的奎德林堡修道院（tiftQuedlinburgorReichsstiftQuedlinburg）。这座建于公元936年的修道院，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者奥托一世应其母亲马蒂尔达（Mathilda，892—968）之请而建。一方面是为了纪念马蒂尔达的亡夫，也就是奥托一世的父亲东法兰克王亨利一世（HenrytheFowler，876—936）；另一方面，也是为晚年的马蒂尔达提供一个隐居的场所。所以，亨利一世和马蒂尔达夫妇两人就葬在修道院中。马蒂尔达笃信天主教，乐善好施，死后被教廷封为圣徒（saint）。由于这一缘故，无论在宗教上还是政治上，奎德林堡修道院都拥有崇高的地位。宗教方面，它不仅是专供贵族及皇室的未嫁女儿以世俗隐修女（anchoress）身份来此学习虔诚生活的女修道院，并且在教会圣统制度上是直属罗马教廷的自治院区（self-rulingImperialAbbey）。政治方面，隐修院的院长不仅拥有帝国女亲王的头衔，还在帝国议会享有席位。就此而言，这座修道院显然是欧洲历史上宗教与政治紧密交织的一个典范。如今，除了亨利一世和马蒂尔达的墓之外，修道院里还有历任院长的纪念碑以及以往收藏的各种珍宝。

在参观这座典型的罗马风格的修道院时，施耐德教授也跟我如数家珍般地谈起了欧洲的历史，包括政权的更迭、语言的交错，特别是王室和贵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听了他的介绍，我加强了对“封建”（feudalism）这一观念及其实际指涉的认识。我早已认识到，若要在中国历史中寻找与马克思使用“封建制”这一术语时所指的欧洲政治制度相匹配的历史时期，那么只能追溯到周代。在如今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仍被称之为“封建社会”的由秦至清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恰恰是终结了“封建”而代之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尽管中国的前辈学者对中国的“封建”问题早有论述，但施耐德教授在我们奎德林堡之旅时对我讲述的德国乃至欧洲历史，却使我获得了更为清晰的参照，从而对此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驻访马普所

2009年我第一次到哥廷根时，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无论对于哥廷根这所城市还是哥廷根大学，都自然萌生了求知欲。不过，一方面来去匆匆，难以多了解；更主要的是，抽象的知识相对容易获得，直观的感受和体会，则非身临其境并在“境中”生活一段时间不可。因此，如果要说我对哥廷根的“体验”而不是“观感”，则更多地是来自我2012年暑假在马普所的驻访，以及2024年暑假在哥廷根大学的教学。

当然，严格而论，我在哥廷根大学的演讲不止两次，还有一次是在2021年11月12日。那是施耐德教授组织的2021—2022“中国现代性的新视野”（New PerspectivesonModernityinChina）讲座系列的第一场，我的讲题是“TheUnderstandingandPracticeof“FiveReligions”inEarly20thCentu－ryChina.TheWorksandViewsofFengBingnan(1888—1956)”。接下来到2022年7月15号，还有16场讲座。讲者中除了西方学者之外，华人学者依序还有许纪霖、罗志田、王昌伟、王汎森、黄克武、汪晖和郭亚珮六位。不过，鉴于当时疫情尚未过去，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讲者的讲座都是在线上进行的。

2012年我利用暑假的时间第二次到哥廷根之后，才对“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的情况，有了具体的了解。我想，它或许代表了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德国几个马普研究所的基本运行模式。

我最深的印象有两点：首先，所长的权力极大，几乎是“一言九鼎”。所以，2009年我演讲结束之后的晚饭席间，范笔德便可当场向我发出邀请。并且，这种邀请不是那种随便客气一下的“口惠”（lipservice）。只要所长发出邀请，就是所里的决定。虽然当时“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有两位所长，但大致范笔德侧重宗教，另一位侧重民族，两不相妨，两人均可对自己领域内的所有事务一手拍板。事实上，“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有两栋楼，基本上两个所长各据一处，即便在空间上也实现了各自分治的局面。其次，到了之后我才发现，所长权力之所以如此之大，与其模式有关。因为除了两位所长，还有一两位有固定位置的教授之外，其余研究人员全部是合同制聘用，每三年就要续签。如果所长不满意，三年期满甚至合同期内，都可能走人。当然，这样的话，那些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是博士毕业没多久、暂时尚未找到固定位置的年轻学人。

这样的制度之下，那里的年轻研究人员当然不无压力。但是，在德国和欧洲早已没有博士毕业马上就能找到固定职位的情况下，能有马普研究所这样的去处，依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此外，在马普研究所这样纯粹研究而无教学任务的学术机构中，年龄相仿、学科相近的年轻学人们朝夕相处、彼此交流，对于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准，也是很有帮助的。此外，合同制带来的一定压力，客观上也会促使所里年轻的研究人员保持勤奋，产出被学界认可的学术成果。

对于他们将来找到固定的学术岗位，这当然是有利的。正是因为这一点，能在马普研究所得到一定聘期的研究员的岗位，对于那些新科博士来说，已然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了。我去年暑假在柏林自由大学担任“全球视角下的世界的形成：与中国对话”研究计划研究员时，遇到一位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最后一年的中国学者，正在柏林的一家马普所从事研究。每次从她提起自己马普所的经历时流露出来的神色，就知道她是很为自己有这样一番经历而自豪的。

我去“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与那里合同聘任的年轻学人自然不一样。一来是像我这样的研究员一般都是所长邀请，利用我们的假期，所以为期不可能像那里合同聘任的研究人员那么长。我们一般都是最长三个月。而那些合同聘任的年轻学者，则一般是聘期三年。最重要的区别是：我在访问期间，除了参加所里的活动，完全自由，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虽然邀请函里写的是我和范笔德教授一起从事“Con－fucianismasaReligiousTradition”的研究，但其实这原本是我自己的研究计划，马普所对我并没有科研任务上的要求。而那些合同聘任的年轻学者，则三年之内需完成所里要求的科研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的受邀研究员可以说是“访客”，而通过合同聘任在那里工作的年轻学者，则可以说是“雇员”了。

当然，如果不是范笔德对中国的儒家传统有兴趣，聆听了我2009年秋在哥廷根大学东亚系的那次讲座，并当场向我发出邀请，“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与我或许不太会发生交集。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直到我亲自去了那里，才发现研究所里的“雇员”们几乎全部拥有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学术背景，唯一的例外是一位菲律宾裔的年轻博士，他的专业是政治学。那一年和我差不多时段同去担任特邀访问研究员的，还有比我稍早的来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来转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丁荷生（KennethDean）教授、来自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授以及当时在上海大学任职的巫达教授，他们基本也都是人类学的背景。尽管郑振满教授隶属于厦门大学历史系，但他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采用的是人类学的方法。他与丁荷生长期合作，在福建从事民间宗教的田野调查，已是学林佳话。因此，就学术背景和专业训练来说，我绝对是其中的一个特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没有和范笔德教授在2009年的那一次相识，我大概不会和“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结缘。

范笔德之所以当初会去听我演讲，多半是我的讲题“DialogicalConfucian－ismasaReligiousTraditioninaGlob－alContext”引起了他的兴趣。顾名思义，我是把儒学当作一个宗教性的传统来看待的，并且，我还强调了儒学传统的对话性以及如今要将对儒学的理解放在全球的整体之中这两个方面的思考。对于范笔德而言，他一直致力于全球范围内对宗教与民族主义等问题的研究，并在这两个领域取得了国际认可的成就。因此，他对儒学这种长期在东亚地区发挥宗教功能、却不基于一神教模式的思想体系的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他对儒学感兴趣，或许与他太太是越南人也不无关系。这一点，是我去了之后见到他太太，才联想到的。

我想，他从我的演讲中应该也可以辨识，我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探讨，主要还是从宗教哲学、思想史的角度，与其个人乃至他所主持的“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在整体上以人类学和社会学这种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宗教的思路，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明白我的取径与其不同而仍主动邀请我去访问，显示了他开放的立场和乐于从其他传统及其内在研究者那里取益的心胸。

不过，对我来说，直到2012年暑假去了哥廷根的马普所之后，我才对范笔德以及他带领之下的整个“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的路数有了认识。随着我以德国为基地而扩大我在整个欧洲的“为学”经历，我清楚地意识到，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其主流或至少人多势众意义上的主流，在方法和取径上是人类学与社会学，而不是宗教哲学和神学（theolo－gy）；在内容和对象上则是民间宗教，而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视为主流的儒释道三教。例如，和我2012年夏同在马普所住访的丁荷生，其代表性著作之一，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明代的三一教及其教主林兆恩（1517—1598）。在夏威夷大学，我遇到了戴安德和郭启涛，尽管他们都属于历史系，但他们的研究领域却都聚焦于民间宗教。

对于西方中国宗教研究的这一基本特点，我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尽可能吸收其成果和方法；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亦步亦趋。后者对于如今中文世界从事中国宗教研究的学人来说，或许更要有充分的自觉。我发现，中文世界不少从事中国宗教研究的学者，常常会误以为这种偏重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就代表了西方宗教研究的全部，殊不知西方一直以来还有强大的宗教哲学和神学的传统。二者在西方并存不悖，中文世界的学者不能只见其一，不知其余。而所谓宗教人类学和宗教社会学，其实是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宗教现象。尽管我们可能触及到宗教的核心要素——“信仰”和“精神性”，但这种触及与宗教哲学和神学对这些要素的深入探讨相比，显然不可相提并论。这一点，我曾在我的《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增订版的序言中特别提到，希望能对读者起到一定的提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