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世界的美丽与脆弱——2024年布克奖

经济观察报 李佩珊/文 英国小说家萨曼莎·哈维（Samantha　Harvey）凭借小说《轨道》荣获2024年布克奖，这是与诺贝尔文学奖齐名的，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轨道》的篇幅相当短，主题既遥远又狭窄，背景设定在远离地球数百公里、仅有六名宇航员驻守的国际空间站。宇航员们在空间站俯瞰地球，既感受到其巨大的魅力，也意识到其可怕的破坏力，他们谈论人类生命的脆弱、恐惧与梦想，也思考地球与生命，以及何为人类的美好种种。

布克奖评审团主席埃德蒙·德·瓦尔认为，哈维用文字让阅读者们得以“共享世界的美丽与脆弱”。这是一种源自我们都曾亲历过却已逝去的、过分美好的黄金年代难以抗拒的召唤，也是一种寄生于时代、如此易感而普遍存在的“思乡病”（nostalgia）。这种源于“美丽世界的脆弱”的情感，总能跨越边界，广泛地击中我们的心灵，正如中文互联网世界中的我们，对于那首经典老歌《明天会更好》的每隔几年就要集体缅怀一次的“情意结”。

该小说不仅在口碑上赢得了包括布克奖评委在内的专业人士的一致称赞，其销售量更是惊人，远远超过了前三届布克奖获奖图书的销量总和。它究竟拥有何种魔力，能够触及读者最广泛的共鸣，仿佛找到了触动人心的“最大公约数”？

“梦想胶囊”的召唤

《轨道》这本144页的小书，将时间线紧密地收束在地球上一天之内。在这一天的24小时中，《轨道》的主人公们——六位摆脱重力、飘荡在国际空间站中的宇航员——实际经历了“16天”。这是因为搭载着他们的国际空间站正以每小时2.8万千米的速度绕地球运转，每24小时环绕地球16圈。这意味着他们透过舷窗，看见的是一轮“像机械玩具忙碌着上下运动”的太阳，每90分钟就会经历“一天”。

这六名宇航员包括两名女性和四名男性，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来自英国的尼尔（Nel），来自日本的千惠（Chie），来自意大利的彼得罗（Pietro），以及来自俄罗斯的罗曼（Ro-man）和安东（Anton），还有来自美国的肖恩（Shaun）。在到达空间站之前，他们各自的国家已为其严格规划了航天任务。平均来看，他们每个人都将在国际空间站中度过九个月的“沙丁鱼”式的集体生活。在这狭小的国际空间站里，他们几乎在吸气时就会吸入别人刚刚呼出的空气，更不用说分割个人空间，只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睡觉。

事实上，他们组成了一个小而亲密、相当“理想乃至梦幻”的共同体。“梦幻”是指，地球上那些用于分隔人类的规则在这里通通失效了。

“在太空舱中绕地球旋转时，他们如此亲密，又如此孤独，以至于连他们的思想、他们内心的神话，有时都会交织在一起。”《轨道》开篇的第一句话，正是这个“共同体”的纲领和宣言。让现代国家得以存在的国籍、疆界划分在此被自动摒弃。虽然在理论上，属于俄罗斯的厕所与美国的厕所本该泾渭分明，但对于喝着从所有厕所统一收集后过滤而成的饮用水的宇航员们而言，这样的强调只能引来嗤笑。俄罗斯的宇航员也乐于与所有人分享他们更美味的口粮。哈维写道，在地球的夜晚时分，当他们从舷窗俯视地球时，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漫长边界被灯光彻底照明，然而，随着白昼的到来，“这些文明必须展示的所有分歧”在被太阳完全照亮的地球表面上消失无踪。地球离他们如此遥远，甚至连人类文明本身存在的痕迹都难以寻觅。

在这个远离地球的封闭堡垒中，宇航员们协同工作、相互依存。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融合”的感觉，共同作为空间站的器官各司其职。情绪能感染所有人的安东是空间站的心脏，冷静的彼得罗是头脑，擅长机械的罗曼是手，说服所有人相信灵魂存在的肖恩是飞船的灵魂，正义感强烈的千惠是良知，而肺活量最大的内尔则是空间站的肺。

在族群分裂极化、西方“想象的共同体”纷纷崩塌的时代，哈维笔下的国际空间站难能可贵地召唤出某种“真实的共同体”，以及寄托于此、过分美好却逐渐消散的人类“集体价值”。哈维写道，某天当宇航员们坐在一起吃早餐时，他们在彼此“微笑、专注或吃东西”的方式中，感受到“他们曾经爱过的所有人和所有东西”的降临——人性不再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差异和距离”，而变得可以接近与把握。

“这部小说展示了我们共同拥有的世界的美丽和脆弱。”布克奖评审团主席埃德蒙·德·瓦尔如此评价哈维的这部小说。如果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国际空间站本身便是一种超越人类政治想象、宛如太空乌托邦般的“共同体”，承载了人性的一切美好，但注定如诗句所言：“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在二十世纪，随着“冷战”和“太空竞赛”的漫长岁月逐渐落幕，国际空间站（ISS）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外交和国际合作成果应运而生。它已经迎来了来自19个不同国家的宇航员，不仅象征着太空时代的全球主义精神，而且成为了上世纪末开启的甜蜜国际合作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经济繁荣的最佳标志。《连线》杂志（Wired）称，这个有史以来最高造价的人造产物，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

然而，随着时局变迁，在“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的这几年里，国际空间站不仅成为了过去时代的不合时宜的遗存物，而且在并不遥远的2030年还可能会被彻底弃用。

“这个四面楚歌、凹痕累累的梦想胶囊，承载着一个失落的、曾被应许为我们黄金未来的时代。”哈维在去年发表于著名文学网站LiteraryHub的散文《太空田园：在国际空间站的缓慢消亡中寻找新的文学流派》（SpacePastoral:FindingaNewLiteraryGenreintheSlowDeathoftheInternationalSpaceStation）中坦露了她对国际空间站的迷恋——是它在召唤她，而非她去书写它。在近期的布克奖采访中，她更直言，自己写作《轨道》正是为了以这艘令人难以置信的航天器为象征，“纪念过去几十年国家之间和平合作的时代”。

对于《轨道》的读者而言，这部作品实际召唤出的，是他们大多数人曾经亲历的那个“黄金时代”，那个人类集体价值格外彰显、过分美好却脆弱如斯的旧日世界。当时，世界经济指标几乎全面上升，几乎每个人都享受到了时代进步的红利，笃信自己的生活“明天会更好”，从而有余力去真切地关注“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并相信自己有责任和能力改变世界。那时“原子化”仍是个陌生的名词。

紧随着这样的召唤被唤起的，是一种“最大公约数”式的触动人心的情感，一种名为时代“思乡病”（nostalgia）的大众情绪。在英国“脱欧”等冰冷现实的面前，这种情感被愈加激发。《轨道》的魔力或许正在于此。据BBC报道，哈维的《轨道》是这一届布克奖入围作品中销量最高的书，甚至远远超过前三届获奖图书的销量总和。

纸上重塑“真实的共同体”

《轨道》其实是一本非典型的小说。

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存在的特征，在于其“故事情节”会随着“时间线”发生扣人心弦的波动。虽然《轨道》一开头就明晃晃地给出了故事收束的“死线”（24小时内度过的“16天”），但它并没有给出我们本该有的故事节奏。在这24小时中，宇航员们对一场逐渐在大洋表面生成、最终席卷东南亚的“超级飓风”的视觉观测，勉强充当了“故事主线”。就此，《轨道》以最低限度达到了小说文体成立的条件。

那么，哈维是如何使用这样非典型的小说技艺，在纸上重新构建一个由六名宇航员组成的国际空间站——这个“真实的共同体”，并让这种“真实感”深深触动读者的心弦的呢？

答案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哈维通过细节描写，“比真实更近真实”地逼近了宇航员在空间站的所见所感。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她细致地查找、搜集了大量与航天航空以及宇航员太空生活有关的资料信息。当然，这并不困难。据哈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她的资料来源大多是美国航天局（NASA）网站和YouTube等公开视频网站。她开玩笑似地说，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轻松获得关于载人航天的“海量”信息。确实，当我们随手键入“宇航员”这一关键词，就可以通过视频直播，身临其境地“看见”宇航员们如何露出灿烂的微笑，轻盈飘荡、穿行在太空舱的每一处角落。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代中眼见耳听的“真实”已被廉价化，只有达到“比真实更近真实”的程度，才显得稀缺。

哈维在《轨道》中为我们展示了如何抵达这种“比真实更近真实”的可能性——通过还原那些在大众传播中被弃置的细节。她关注那些在宇航员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却常被忽略的问题，并让读者感同身受。六个宇航员各自背负着重要的科研任务，如监测微生物、植物在失重状态下的生长，或埋首研究心脏细胞、蛋白质晶体。这些看似“重要”的真实，哈维却轻轻带过。

她着重书写的，是宇航员们生活中那些不被关注、甚至近乎“屎尿屁”的细节：更换烟雾探测器、清洁浴室和厨房、修理那个总是坏掉的马桶。这些琐碎日常在地球上也会发生，却总是被大众传播链条当成多余的尘埃抖落。但在宇航员的实际生活中，这些日常琐事的重要性与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些琐事的重要性是相同的。她关注他们细微的身体感受：在太空中，他们的视力减弱、骨骼退化、味觉逐渐失灵；失去重力的情况下，鼻窦无法正常排泄，常常疼痛；连最基本的睡眠也会逃逸。由此，有评论家将她称为“太空中的梅尔维尔”。梅尔维尔在《白鲸》中同样对故事情节不屑一顾，将半数篇幅献给鲸鱼的生理构造和水手们如何屠宰鲸类获取鲸油等细枝末节的描写。

但哈维并非如梅尔维尔一般沉溺于细节本身。她真正想抵达的是一种感受层面的“通感”。我们在视频或照片里看到宇航员把自己绑在管线密布的墙壁上睡觉是一回事（即便百万像素的高清照片能让我们看清绑带上的线头），哈维的文字却让我们“看见”的是另一码事。“即使你在睡觉，你也能感觉到地球在转动，就像感受到一个人躺在你身边一样。”她如此写道。宇航员们在睡眠中感受到的，是“所有那些闪烁的星星和海洋的情绪”，是“穿过你皮肤的光线的摇曳”。地球与他们如此紧密地相连，即使地球在其轨道上暂停一秒，也会让他们猛然惊醒，意识到有些事不对劲。这些微妙的感受借助文字穿透你的大脑皮层，比“真实更近真实”。

另一方面，哈维让小说主人公的“内部思考”——那些以文字形式自由流淌或突然中断的思绪——恰如我们在真实世界中与自己相处的方式那般自然呈现。小说中有几个章节，完全由六个宇航员之一的心理活动构成。从中我们得知，千惠的母亲，一位经历过核爆炸的幸存者，最近不幸去世；安东正遭受着一段痛苦的婚姻；而彼得罗则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然而情节在他们的自我叙述式的心理活动中同样不见踪影：他们只是思考，就像我们每个人在地球上的日常中那样，感到无能为力，试图逃离琐碎之事，却只能在无边的思绪中徘徊，思考那些往往对日常生活无益的问题。

宇航员们无法自制地沉迷于内部思考，或许可以说是太空纵容了他们，让他们摆脱日常生活的牵引力，感受虚无本身。他们的思考似乎也摆脱了如重力般时时存在的逻辑限制，不再受限于严谨的假设、证明等程序。因此，当这些心理活动被文字捕捉并表达出来时，它们触及了文字以往未曾触及的个体声音的更深层次。

彼得罗是六位宇航员中头脑最冷静、最讲逻辑的。在他来太空之前，女儿问过他一个让他哑然的问题：“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人类）带来的进步是美好的吗？”当他身处太空，“离地球足够远”时，他终于理解了“地球”——当地球缩小为近乎消失的一个小小蓝点时，他顿悟：我们无需理解地球的神秘具体为何构成，只需理解“地球是神秘的”。这个命题无须由逻辑和论据来证实。正如当他置身太空时，进步不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种“感受”。无论他经历的是宏大如“大陆在无限的颜色下经过”，还是微小如“梳理头发、举着牙刷追赶牙膏”的瞬间，都能感受到某种“事物的深邃之美”和某种“不可思议的优雅感觉”。他想分享给女儿的，正是这种对“美好事物的温柔、开放的见证”，也即是他对“地球人类进步之美”的回答。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哈维所提供的这种“真实的个人声音”之所以能以小说形式达成更高层次的真实感，也许与ChatGPT最新o1版本的输出结果能让普通人明显感受到突飞猛进的提升有相似之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先进的“仿生学工程”，都在模拟人类真实的“内部思考”。这种思考并非逻辑严密的有力论证，而恰恰相反，它充满了犹豫、徘徊、假设和不相关的联想。如果要以文学手法来界定，这可能被划归为“意识流”风格。这也是哈维被英国书商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伍尔夫”的原因。然而，如果我们阅读过伍尔夫的作品，就会发现这样的评价并不恰当。伍尔夫主要打破的是“时间”的概念，采用“非线性”的方式来叙事；而哈维则专注于打破“思考”的界限，在她的后期作品中，叙事几乎被完全抛弃。

布克奖的政治学

一切文学奖，归根到底都是政治的。

当专业评委们在众多候选文学作品中进行筛选，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投票和辩论过程，最终达成共识并选出一个共同认可的大奖得主时，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集体选择”。事实上，评审们和读者们一直都有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评审们往往对最终的得奖作品寄予了引导社会文化价值的考量，而读者们也期待如此精挑细选出来的大奖能够承担起公共性的衡量。这也导致文学奖的结果本身，往往成为了一种“政治性表达”。

布克奖也并不例外。回望过去几年的布克奖最终选择，“政治性”几乎都昭然若揭。2022年得奖的《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是一部典型的政治讽刺小说。2023年得奖的《先知之歌》则聚焦于一场虚构的爱尔兰内战，是一部“反战文学”作品。虽然《轨道》的主题是在远离地球万里的空间站轨道上六个宇航员琐碎、充满“意识流”遐想的日常生活，但如前所述，在《轨道》太空田园牧歌般的抒情背后，哈维实际上试图重新召唤出那种对全人类而言都更为普世的“政治价值”。

所以，布克奖的评委们选择《轨道》作为今年的布克奖获奖作品，不仅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肯定，同样也是延续了他们过去几年的评选逻辑，重复着一种站在欧洲中心呼唤爱的“政治呼喊”——这次是以人类“集体价值”为名。布克奖的首席执行官盖比·伍德（GabyWood）兴奋地评论道，虽然这一年的地缘政治危机如此深重，但《轨道》的获奖代表着布克奖做出了有史以来“最温暖”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轨道》还进入了今年奥威尔政治小说奖的入围名单，这显然代表了专业文学人士对《轨道》所寄托的政治洞见的肯定。

正是由于布克奖逐渐显露出的这种基于“政治学”逻辑的可预测性，使该奖项本身愈发成为某种自欺欺人的知识分子圈层抱团取暖的游戏。不得不说，这几年来的布克奖获奖作品确实在小说技巧上有精妙或推陈出新的亮点，让人击节赞赏，但也只是让这些作品在“知识分子爽文”的序列中出现得不至于让人觉得毫无新意。

这种召唤或呼喊本身，也更像是一种意在改变世界、却陷入自我沉溺的一年一度的仪式。像布克奖这样的典型文学奖，其评委、作者、读者几乎都可以囊括进一张共同的自画像：一张在“脱欧”“特朗普当选”之后忧心忡忡但又无能为力的脸，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俯身贴近那些真正投出选票的民众的精神世界，只能不断地作出可怕的预言或缅怀逝去的黄金年代（即所谓“呼喊”），来期望精英价值观的自然回归。

“我对工厂化农业感到愤怒……我对历史错误的轻率重演感到愤怒……我很生气，因为我的议员，即在议会中代表我的人，是雅各布·里斯-莫格（著名脱欧人士）。我很生气，在我们让唐纳德·特朗普成为世界领袖的那一周，我们失去了莱昂纳德·科恩（著名反战歌手），在一些连魔鬼都畏缩的交易中……我很生气，因为我的村庄里没有人遵守限速规则。我对英国脱欧这个伟大的全国骗局感到愤怒。我们的价值观被剥夺了。这是对我们民族性的侮辱。”当你读到哈维在她的非虚构作品《无形的不安：不眠的一年》（TheShapelessUnease:AYearofNotSleeping）中这段自陈文字，一切几乎都不言自明。

我不禁又想起“红药丸”和“蓝药丸”这对来自电影《黑客帝国》的著名隐喻。近年来的布克奖，更像是每年定期从流水线上生产出的一颗包裹着“红药丸”外皮的“蓝药丸”，看似爆裂，实则温吞，只会让人陷入哈欠连天的疲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