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仲平，双童吸管创始人、董事长
感谢总裁读书会邀请，有幸在广州阿那亚与大家分享“更新与答案”这一主题。不禁想问，自我更新后，曾经追寻的答案是否依旧？当下时代，瞬息万变，主动刷新、自我迭代以适应变量已成常态，但人性总渴望明确答案，可手握答案往往便会停止思考。更值得深思的是，我们求得的是自己的答案，还是照搬他人的？瞬息万变的时代里，答案该以何种姿态存在？
谈及此主题我感触颇深。此前总裁读书会曾邀我9月赴大连理工分享书籍，我恰在该校设立基金会，将旗下商学院我个人部分的收入捐赠给几个大学。也因此与读书会结缘，格外珍惜这份邀请，因为我本是“草根”创业者。
叔本华曾提出核心观点：生存意志是人的根本意志，是构成人类存在核心的非理性盲目的永恒冲动；人天生有虚荣本能，习惯通过与他人比较确认自身价值。简言之，人性藏两端：一端源于生存之迫，一端源于彼此比较。纵向比较滋养感恩，横向比较易生嫉妒，二者皆是驱动人类思考与存续的真实写照。
一、从挑货郎到创业者的坎坷起步
我没接受多少正规教育，只读了小学，14岁便跟随父亲到方志敏烈士的故乡——江西上饶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做挑货郎，摇着货郎鼓谋生，父亲还租下了方志敏故居，这便是我人生的起点，从那时起，我便给自己贴上了“创业者”的标签。
后来反复阅读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的知识》，我深受触动，这本书的核心逻辑可归结为两点：知识源于逻辑，更源于实践。躬身践行、用心修行、行走天下的过程，也能沉淀知识，我自身的成长便契合这一认知。
再读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我又有了新感悟，他深究人类知识与事物本质，与其说他是哲学家，不如说更像科学家，早在17世纪初，便推动人类对世界的探索迈入深度思考。
我无资本无背景，一路走来全靠阅读和点滴积累，最终也回归叔本华的观点：纵向比较生感恩。这份感恩是我前行的力量：难以想象32年深耕，能将企业做到全球头部；更难想象21年前只是到阿里讲台“打酱油”，如今竟能深耕商学院领域。这一路种种，皆让我满心感恩。
二、无学历的逆袭靠的是大量阅读
我和大多数人最大的区别，在于教育经历，多数人都循着传统路径，读完初中、高中再到大学，而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只读了小学。也正因如此，我的创业之路走得格外曲折，踩过无数坑、犯过诸多错。后来偶然读到笛卡尔的哲学小册子，薄薄一册却需反复研读才能读懂，书中观点深深触动了我：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心中期许、所思所想，转化为可传递的载体，进而影响和带动更多人，知识也正因这份传递与沉淀而产生。
阅读与写作，正是放大人类这一独特禀赋的关键，这是动物所不具备的能力。动物虽也有生存积累的低级认知，人类却能掌握可传承、可迭代的高级知识。回望创业初期，前15年我始终没能摆脱生存困境，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挑货郎的生计过后，我便辗转奔波：去德兴摆地摊，到景德镇倒腾电子表，电子表生意亏得一塌糊涂后，又回乡搞养殖。可养殖仅一年半，一场严重的触电事故袭来，我的手被烧伤，神经断裂，三根手指伤至骨头。如今每次看到这双手上的疤痕，我都视作人生勋章，这份印记给我前行的力量，让我从不抱怨，只顾一心往前闯。
我的后半生能拥有些许精彩，不只是靠“做”，更离不开一路同行的人。当年和我一起挑货郎、闯天下的人有成千上万，后来跟我一起办厂打拼的人也数不胜数，但我走了一条他们眼中“不务正业”的路——坚持阅读。
想必大家看过《鸡毛飞上天》，剧中绿皮火车上大包小包奔波的场景，正是我们当年的真实写照。那时候没有卧铺，看完书就钻到火车凳子底下凑合一晚，火车便是移动的旅馆。要知道1987年11月4日国家才允许私人搞贩运，彼时义乌市场的货物流通，全靠一麻袋一麻袋人工背进背出，我们就是这样把义乌小百货送到天南地北，北线直达乌鲁木齐、喀什，南线远抵北海、南宁、柳州。长途跋涉格外耗时，去乌鲁木齐在火车上度过近一周的时间，到北海也得40个小时，这些在路上的时光，我全都用在了阅读上。
那时的我没太多选择，拿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另外我滴酒不沾，不喝酒的人一上酒桌就心里发慌，所以我从没走靠应酬人脉获取资源的路，反倒把时间都用来充实自己，那就是阅读。我一直坚信，人变坏很简单，无非是无事生非；人想变好也不难，关键是有事可做。
人从来不是能用单一道德标签定义的，心性变量本就极大，所以我47年来始终保持创业状态，也正因这份状态，我不断追问：什么是创业者？什么是创新者？什么是企业家？这份思考，也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前行力量。
三、深耕管理学30载，打通知识和实践闭环
当然我深知，仅靠阅读远远不够。这世上爱阅读、懂道理的人太多，可未必都能过好一生。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有句话让我铭记于心：人类主宰宇宙，源于掌握技术与工具。后人将其浓缩为家喻户晓的“知识就是力量”。但我想说，知识未必天生就是力量，它本质只是一种信息，从不懂到懂，只是认知层面的突破，唯有付诸实践、学会运用，知识才能真正产生力量。倘若只停留在“知道”的层面，即便懂再多道理，也难过好这一生。正因明白这点，我始终践行“干中行、行中修、修中悟”，在躬身实践中不断修正自我、迭代成长。
尼采说过“人是一个未被定型的动物，人有无限可能”，还有一个名人说过“人在想明白的情况下人有无限可能。”但前提是想明白。也正因如此，我始终主动拥抱新生事物，对学术界更是满怀敬畏与向往，追学术大咖就像年轻人追明星一般，哪怕厚着脸皮也要主动请教。我清楚知道，做企业的人该和什么样的人同行，圈层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
也正是这份追求，让我慢慢踏入管理学领域，算起来我系统研读管理学有30年了，1995年开始接触，1997年便开始研读德鲁克的著作。很多人问我的系统思维从何而来，我认为根源离不开阅读，更离不开写作，二者缺一不可。1995年我便买了电脑来解决手写难题，书写本就是一个不断拆解、重组认知的过程，在反复拆解与组合中，思维会逐渐变得抽象，而唯有抽象思维，才是真正开放的思维。所以于我而言，阅读与书写从来都是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的。
我对管理学的认知，核心源于对十位关键人物思想的研读。首先是马克思・韦伯，他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学家，却在19世纪后期提出核心组织概念，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是为组织管理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谈及管理学根基，就绕不开弗雷德里克・泰勒的“胡萝卜加大棒”理念，他深耕分工管理与绩效管理，核心著作《科学管理原理》构建的科学管理理论，即便放到今天依然具备实用价值。
而我认为，管理学真正的关键转向发生在1954年。德鲁克《管理的实践》问世，堪称现代管理学的里程碑。我为何称其为“转向”而非“转型”？因为它完全跳出了传统管理逻辑的框架，打破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管控模式，转向发散式的人本管理。德鲁克一生都在平衡两个看似矛盾的核心：卓越绩效与人文精神。对企业家而言，如何融合二者、创造适配条件化解矛盾，正是经营者应具备的核心视角。他的核心观点至今振聋发聩：管理的本质是激发员工的善意，挖掘员工的潜能，让员工既能干、又想干。
要知道，人本就有惰性，难免有“既要又要还要”的诉求，由此更能明白，管理从不是简单的奖惩管控。若一味依赖“胡萝卜加大棒”，只会陷入两难：一边要支付高昂成本聘请管控人员，一边要与真正做事的员工陷入博弈内耗，中间如同漏斗一般，大量行政资源在内耗中白白流失。
管理学的认知，必须循着这个核心方向深化。我格外推崇查尔斯・汉迪的思想，他的《管理哲学》让我深受启发，他的《拥抱不确定性》，读来更是让人豁然开朗；上世纪90年代他提出的“第二曲线”，更是帮管理者打破认知天花板：很多时候企业老板自身就是发展天花板，任何一条发展曲线都有其极限点，抵达极限后便会一路下行，第二曲线正是破局关键。
我还认为1980年是管理学的激进爆发年，诞生了大批经典著作，其中对我影响较深、能直接落地运用的，当属迈克尔・波特。他的“竞争三部曲”开篇之作《竞争战略》中，“三大通用战略”与“五力模型”等核心思想，彻底重塑了我的经营认知。我所在的企业虽是中小企业，多数同行往往忽视战略，但我始终坚信，无论企业规模大小，做企业就必须有清晰战略。今天宁高宁主席关于战略的见解堪称高见，战略就是企业的未来、方向与发展空间，没有战略的企业只会陷入迷茫，困在低水平重复中，根本无从谈及高品质发展。
大家若到双童参观便知，厂区环境优美，这份美好正是源于对德鲁克“人本管理”与稻盛和夫“敬天爱人”思想的融合践行。我们打破了西方管理学偏于理性、略显冰冷的局限，深知工厂不该只是冷冰冰的挣钱机器。因此我们确立自身经营哲学：使命在于在理性价值创造的基础上，向着向上、向美、向温情不断进化。
企业有了使命，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就有了方向，经营之路实则是思想的践行。我深耕企业经营30年，始终受益于多位管理学大家的经典理论。1995年，我有幸邀请赫尔曼·西蒙教授到访双童，他更在2006年将双童案例收录于其著作《隐形冠军》。
赫伯特·西蒙1947年所著的《管理行为》及其提出的全新管理思维，即便跨越时代仍具深刻启发意义。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同样不可或缺，错过实为遗憾。美国管理学家吉姆·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中“不要当报时者，要当造钟者”的观点，也一直指引着我。
克里斯坦森的理论令我深受触动，他曾追问：打造百亿企业与百年企业，何者更难？人类天性倾向追逐百亿规模，但他给出独特视角：百亿企业并不罕见，百年企业却寥寥无几，后者难度远超前者百倍。这一观点让我重新认知企业有效规模：规模关乎成本、效益与客户属性，却非终身追求，不同阶段需明确不同目标。此外，吉姆·柯林斯的《从优秀到卓越》，以及柯维的“四象限时间管理法”，均为我带来诸多力量。
四、60岁再出发，著书立说+攻读博士
去年我60岁，给自己定下两个目标作为人生礼物：一是每年出版一本著作，将过往积累的数百万文字系统整理；二是赴北京大学攻读博士，突破自我边界。这一路深受陈春花老师影响，《共生》《管理的常识》等著作中的理念，早已融入我的思想与实践中。
谈及经济学，就绕不开哲学。很多人觉得哲学书晦涩难懂，但别被这种固有印象束缚，关键在于消化吸收，当然哲学书也分品类，并非所有都难懂。对我影响深远的一本是《共产党宣言》。我既非党员，也不属于体制内，但仍强烈推荐这本书：它能帮我们理解中国当下的发展格局，读懂雇员与伙伴的诉求，看清利益冲突背后的矛盾本质。
德鲁克从不自居管理学家，而是以“旁观者”定位自己，更认同社会学家的身份。而社会学与哲学本就同根同源，这种跨界思维也深刻影响了我。
经济学领域我涉猎不算广，但有几位学者的著作让我受益匪浅。张维迎老师的书我读了十多年，算是一种缘分，他从经济学视角对“企业家”的解读，给了我极大启发。此外，我把亚当・斯密的一些著作也读透、读懂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极具价值——这本书堪称马克思理论的重要承接，早早就提出了阶级对立与资本主义的核心症结，其中“比较优势”理论更是经济学领域的亮点。
对我而言，最核心的思想滋养来自约瑟夫・熊彼特：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1926年《经济发展的周期》，以及1946年其追随者所著《创新的先知》，这些作品的理念早已融入我的血液。哈耶克作为“市场理论之父”，其价格交易理论让我十分认同。我始终认为，选对书远比读多书更重要。
理论知识的核心价值，在于帮我们找准自身位置。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知晓自己的时间与空间边界，而清晰的定位才能让我们明确方向、拥有未来，我本人也正是受益于此。
再回到哲学：“理性是感性的奴隶”。我们固然重视理性，但人终究是感性的存在：追求、幸福、躺平、自由，这些本质上都是感性诉求，其分量远超理性。卢梭的著作文字优美，让我读了很多；海德格尔的《时间与存在》也让我深受启发，时间本身就是一门宏大的哲学。我不敢说精读了他们多少著作，但至少已将核心思想内化于心。
五、读书心法：不死记硬背，读懂时代与作者本心
读书从不是死记硬背，关键在于读懂核心观点、逻辑结构与作者意图。我格外重视结合时代背景理解作品：比如作者所处的年代，当时欧洲、美国乃至全球的社会经济状况，这样才能更深刻地读懂作品。就像马克思，为何1848年写出《共产党宣言》，1867年推出《资本论》？这些书不必局限于政治视角，从经济、社会学甚至哲学维度解读，都会有全新的收获。
我们身处充满变化的时代，需要未来学家激发想象，但底层支撑始终是科学与哲学。波普尔帮我理清了知识的起源、结构、组合、拆解与迭代，其思想比弗朗西斯・培根更进了一步，作为1994年才去世的现代哲学家，他的理论极具现实意义。库恩的著作虽少，仅《科学革命的结构》与《哥白尼革命》两部，却分量十足。我认为《科学革命的结构》本身就是一次“哥白尼式革命”，让我们理解到经验的时效性，这对当下的我们极具启发。
不同时代需要全新的知识体系与认知体系，否则就会产生认知隔阂，因此我们需要打破固有认知，实现知识的辐射与转换。托马斯・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我反复研读，深感这本书极具穿越时代的价值。
由此我也读懂了当下的时代：农耕文明相对稳定，经验可以固化，技术也无需过多变革；但进入工业时代，再到如今的数智化与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已穿越多个时代周期，过往的知识还能算作真理吗？这一点上，我特别认同波普尔的核心观点：知识源于错误。若用一句话概括：人类所有知识，唯有从错误中才能获得，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方能逼近更真实的知识。这些哲学思想把知识的本质讲得透彻，提醒我们必须契合所处的时代：若身处人工智能时代，认知却仍停留在农耕文明，必然会被时代抛弃。
我是王东岳先生的关门弟子，跟随他学习了一年半，非常认同他的思想。其著作《物演通论》提出的“递弱代偿”理论，或许并非终极真理，但人类本就走在追逐真理的路上，这段学习经历让我深受启发。从科学认知的角度，我还要感谢吴国盛院士，他的一系列著作陪伴我成长，最早打动我的是薄册《自然本体化之误》，这本书更偏向哲学思辨，后来的《什么是科学》《时间的观念》《自由的科学》等，文字兼具深度与美感。
此外，迈克尔・波兰尼1958年的著作《个人知识》，对我影响深远，它的核心观点是：人类90%以上的知识并非白纸黑字的显性表达，而是潜伏在意识中的默性知识。比如企业家精神、韧性，这些特质很难用文字精准描述。波兰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点出“显性知识可复制，默性知识不可言传”。
如今我们很多产业受限于西方，核心逻辑就在于默性知识的差距：理性逻辑、可拆解的显性部分我们已不欠缺，但那些根植于骨子里的工艺、配方、认知习惯与意识沉淀，需要长期积累才能获得。这也让我深刻理解，当下时代亟需基础科学家，需要底层思想的突破与支撑。
读懂波兰尼后，我才明白：当年挑货郎的经历中也蕴含着知识；鲁班未必饱读诗书，却成为一代宗师，他的知识便源于实践。正如波普尔所言，知识源于实践；也如稻盛和夫强调的“在事中修”，践行过程中，意识的觉醒会带来内在的助力，我也十分喜爱他的著作。
六、实践悟道：苦难沉淀定力，智慧藏在过往的坎坷里
1978年我开始挑货郎担，直到1992年回到义乌，虽然始终没挣到钱。但后来我想通了，这段经历并非毫无收获。我在错误中积累了认知，沉淀了定力与笃定，磨砺了耐心与韧性，也懂得了长期主义与延迟满足。后来阅读哲学与佛学书籍时，有句话让我深有共鸣：人类所有智慧，皆源于经历的苦恼。但人类本就抗拒苦难，这便构成了人生的悖论。如今我在学院讲课时，常会分享这段受波兰尼影响的感悟，让大家思考：这些从实践中沉淀的认知，究竟是硬知识还是软知识，是显性知识还是默性知识？
我认为，有些认知既无法从老师那里学到，也不能从书本中复制，只能在实践中修炼、在感悟中明晰，最终自然涌现。反观当下，容易做、轻松做的事都已被做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我们真的只需要速度、规模和占地吗？真的要以“干掉别人”为目标吗？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倡导的“共同富裕”，又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
前工业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转型，我们本该从中汲取经验，这是我立足自身位置始终在思考的问题。我将显性知识与默性知识相结合，两者之间的鸿沟，就是我的“修行道场”，帮我搭建起对社会、生活与工作的完整认知。
回想二十七八年前，我读900页的《国富论》，如今再拿起这本书，书页都已脆得不能翻。我不善书写，只能用符号圈圈点点做标记。现在的我，也会更多关注时代变化，主动接纳新认知。
我常说：“当下时代，年长本身就是一种天然劣势。”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双童，会发现团队里绝大部分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这年轻人对世界、社会、知识体系、认知逻辑和技术的接纳度是天生的；而年长者容易受禀赋效应束缚，陷入路径依赖，困在过往的认知里。所以我会主动阅读未来学相关书籍，思考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这位2024年才在瑞士安乐死离世的学者，我一直格外关注，他的《噪音》《偏见》等著作，让我明白心理学的核心不是死记硬背理论，而是与哲学结合，再融入时空、科技、非对称、反脆弱等视角。赫拉利的著作，我也十分喜欢。
七、选对书胜读万卷，与爱书者同行
真正对我实践帮助最大的，还是克里斯坦森的三本书：《创新者的窘境》《创新者的解答》《创新者的基因》。如今于我而言，两本“宝典”必不可少：一本是关于芒格的著作，即《穷查理宝典》《芒格的智慧》。书中关于财富、人生、自由、工作与职场的感悟，虽非芒格直接撰写，却凝聚了他从印度到硅谷的人生体悟，让我深受触动。
每次讲课，我都会分享我的书单，因时间有限，只能简单带过。我一年讲课量很大，每月排课近二十天，每堂课时长7个小时。我的课程涵盖认知成长三部曲、中西方文化与思维差异等主题。我会告诉同学们：可以不精读，但一定要关注这些书，哪怕随手翻一翻都有收获。
还有一点很重要：即便你不看书，今天也必须和爱看书的人同行，这是别无选择的。看看“杭州六小龙”，看看所有伟大的企业，其背后都是高密度知识的深度应用：不仅是知识密度高，更要落地应用，无一例外。我早已将这些思想融入血液。大家可以关注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非常有意思：第一位获奖者的研究方向是“破坏性创造力”，另一位是心理学家，其研究证实“人类大脑的黄金时期从60岁才开始”。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老了”，60岁才是大脑黄金时代的开端。看书的真谛在于“把书看薄”：忘记具体内容，让核心思想融入血液，这样才能真正用起来。这里给大家提几点建议：
第一，创业者、企业家不要做“专家”，要做“杂家”；不要有单一思维，要有多维视角。视角决定认知，看书要学会选择，选对书远比读多书重要。我通常会买一批书，按10:1的比例筛选出几本精读，精读时会做笔记。选对书，甚至比看懂书更关键；第二，学习一个学科时，要主动延伸、拆解、做备注，通过这种方式触达更多学科，构建跨学科认知；第三，带着好奇心读书。
宁高宁总提到一句话，我很认同：“看书和不看书的人，一眼就能分辨——气质不同，语言体系也不同。”但这种特质无法复制，只能靠长期积累，厚积薄发。
最后推荐《费曼学习法》，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并非费曼亲笔，而是中国人基于他的思想撰写的，但核心逻辑极具价值。看书和听课的知识转化效率最低，不超过15%；只有通过总结、提炼、沙龙互动、深度思考，形成自己的文字，再大胆地和团队分享、站在台上演讲，学到的知识才能真正融入血液。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我却一直思考：很多人因为“知”太少而走弯路，但我是“先行后知”，先实践，在实践中产生感悟、遭遇危机，内心常有不安与如履薄冰的敬畏。
前两天请曹秀云老师来双童商学院，他跟我说：“楼总，成功的人都逃不过历史规律，难免会骄傲。”我回答他：“曹老师，我这一辈子就没‘成功’过，所以还没有骄傲的资本。”为什么？因为创业者只有“成长”，没有“成功”。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谁能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这些思考，慢慢形成了我自己的认知体系。
（本文为楼仲平2025年12月13日在“更新与答案：我的2025年书单·总裁读书会年终演讲”上的主题演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