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种有效防止国有垄断的机制，以及防止腐败的机制，健全法制，在非政治领域发展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现“类苏丹式”现象的泛滥，这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中国的高速度体现了“后全能型新威权体制”的特殊优势。这种“后全能型”的新威权主义，具有很强的刚性处理问题的能力与国家强力资源，从而能维持“低政治参与下的高资本投入”式的经济发展。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10年度世界竞争力最新排行榜，中国排名第18。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达8.7%，为全球之冠。
反观目前正深陷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欧盟国家，只有德国挤进前二十名。可以说，这是迄今所有威权体制中，动员能力最强势的一种权威主义。当西方人面对本国严重受阻的发展瓶颈，那些实现了高福利国策的西方国家，以及受战乱之苦的第三世界国家，反过来羡慕中国的高效率，就可以理解了。[详细]
中国模式实际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自然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虽然在发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劣势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有五大困境：“腐败困境”、“国富民穷困境”、“国有病困境”、“两极分化困境”、“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详细]
所谓的“多元整合”，即让公民社会来帮助国家维持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这种“多元整合”包括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民主政治。这是中国模式最好的发展前景。[详细]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抑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这种“国富民穷”局面如果不改变，连拉动消费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全民幸福时代来临了。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种有效防止国有垄断的机制，以及防止腐败的机制，健全法制，在非政治领域发展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现“类苏丹式”现象的泛滥，这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详细]
湖南衡阳人，1946年生。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中国国有企业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青年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大公报》特邀评论员。 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研究生。1982年起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应。1998年受美国政府邀请为“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学者”。1999年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访问学者。2001年9月至2002年2月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2004年4月为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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